南戏
宋末元初，用泉州方言演唱，以南音为主要声腔的泉州南戏开始形成，很快流行于原泉州府、漳州府所属各县及广东海陆丰等闽南语系地区。明末清初，南戏达到鼎盛时期，除遍布台湾岛外，更随着华侨的足迹传入东南亚诸国。
早期形成的南戏有梨园戏和悬丝傀儡戏（提线木偶），明清间，又有布袋戏（掌中傀儡）、打城戏、高甲戏等相继崛起。
1999年兴建泉州南戏博物馆，展品有明、清、民国年间各类古剧刻本、抄本、戏神、戏箱、乐器、偶像、砌末等戏曲历史文物、照片、文献、资料1000多件。
南音
又称“南曲”、“南乐”、“南管”、“弦管”，流行于闽南方言地区，东南亚闽南籍华侨中南乐也很盛行。南乐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称号，泉州叫弦管，流传到南洋叫南乐，东渡于台湾叫南管。
（一）成因
南乐起源于泉州南部，以闽南语泉音为主，始于何时，民间有种种传说，未见历史文献记载。但从南乐的音阶、曲牌、乐器等分析推断，它可能起源于唐代之前。
泉州南音同其他中华传统文化一样，有着深厚、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它是从中原传到闽南来的，与历史上的三次南迁大移民有关。一是晋·永嘉衣冠南渡。晋江原名南安江，南渡后晋人沿江而居，生息繁衍，故改称晋江。几年前，南安丰州庙下晋代古墓葬出土发现部曲印章，可见当年入泉的士大夫连他的部曲都迁来了，也就是说他们带来了中原文化。二是唐末王潮、王审知兄弟入闽。王审知之侄王延彬在南安设招贤院，招贤纳士，中原士人纷纷南迁。三是北宋覆亡。宋都南迁临安（今杭州），建立南宋，赵宋皇族的南外宗正司也自临安迁来泉州。士大夫南迁带来的中原音乐，这些音乐同闽南地方音乐互相渗透融合，孕育出泉州南音来。南唐·顾闳中的传世之作《韩熙载夜宴图》即可印证。
南乐的五声音阶“工六×乙士”，与古代的“宫商角征羽”相同，而其工尺谱正产生地隋唐。从南乐曲牌来看，出自唐以前的有摩诃、兜勒、子夜歌、清平乐、折柳吟、阳关曲、汉宫秋、后庭花等；出自唐宋“大曲”的，有三台令、梁州曲、甘州曲；出自佛曲的有婆罗门、太子游四门等。这些充分证明了它与隋唐音乐的联系。
乐器方面，南乐所用的南琶，腹大颈细。横抱弹奏姿势，只有从古画和出土的陶俑中才能看到，唐代《韩熙载夜宴图》中人物弹琵琶的姿势就是这样。琵琶在唐代的乐队中有指挥整个乐队的作用，而南乐的琵琶在南乐中也同样有指挥整个乐队的作用。唐初洞箫为一尺八寸长，现在其他乐队中洞箫均是二尺多，没有统一规格，而南乐的洞箫却严格规定以一尺八寸为标准，这和唐代洞箫尺寸完全一样。拍板的形制可以上溯到汉代，胡琴和汉代的奚琴有着同样的形制。三弦由秦汉时代的弦乐衍变而成。
乐律方面，南音的管门从隋唐以来的“清商三调”演变而来，音韵学方面，南音的音韵和晋代的音韵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南乐是中国音乐史上的一块“活化石”，被称为“晋唐遗音”。音乐界权威人士曾得出结论：“中国的音乐是全世界最古的音乐，而中国音乐之中，则以南音为最古。”南音的基础是唐代“大曲”，在广泛流传和演唱过程中，又受到元曲、昆曲、弋阳腔、佛曲和地方戏曲的影响，丰富了艺术的表现内涵。
中国音乐史，唐代的宫廷音乐是我国封建社会贵族音乐发展的最高峰。随着唐末和五代十国时期中原战乱，贵族、官宦和地主纷纷南迁，唐玄宗统治时期形成的“大曲”，被带入福建，为南曲起了催生的作用。
（二）发展与成型
南迁带来了中原文化，至宋代，泉州成为著名的对外贸易交通的东方第一大港，吸引了大量的中外客商和文人学士，经济相当发达，文化也蓬勃发展，各种文化交流频繁，呈现出“千家罗绮管弦鸣”的繁荣景象。元时泉州刺桐港是我国对外通商大港，泉南滨海，系国内外商船停泊之处，歌馆、酒楼、茶肆林立，拥琵琶而弹唱南乐的歌女比比皆是。 泉州这个特定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条件，对泉州南音的发展与成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受到宋代填词、唱词者的影响，泉州南音创作的曲牌有许多与宋词的牌名相同，如“长相思”、“鹧鸪天”、“醉蓬莱”等，使南乐的词和曲更丰富。
泉州南音由谱、指、曲三大部分组成。
谱无唱词，有琵琶弹奏法，是专供乐器演奏的带标题的乐曲。谱是泉州南音的基础，在三大组成部分中，谱的形成最早。对照泉州南音乐器和现存的谱、指、曲可以肯定，谱是唐大曲遗存，宋朝定型的有12套。
指，是有词、有曲谱、有琵琶弹奏指法的带有故事情节的声乐套曲。其词通常不唱，只由乐器演奏。指的内容多与戏文相关，由此可见它形成于宋元杂剧、南戏产生之后。指较早有36套。谱还只分管门，指就发展到分“支头”了。
曲即散曲，也叫草曲，比较简短通俗，数量最多，现有千余首。曲的结构形式与元曲有直接联系。
泉州南音还吸收佛曲、道情的东西，如“指”就有《南海观音赞》和《普庵咒》是源于佛曲的，《弟子坛》则吸取了道情的旋律。泉州南音还吸收楚歌、吴歌、潮调及闽南地方音乐，并吸收弋阳腔、青阳腔、昆腔，如《李亚仙》中的《鹅毛雪》、《胭脂记》中的《告大人》、《士九弄》中的《你听咱》等。泉州南音与泉州地方戏曲特别是梨园戏，更是互相吸纳互相渗透，戏曲吸收南音作为它的唱腔，提高其艺术水平。王耀华先生对曲目、音乐做了细致的分析，得出了福建地方戏曲是从南音吸取营养的结论。泉州南音也吸收戏曲的唱段来充实自己，丰富自己的内涵。例如《春今》指套就是从梨园戏的《雪梅教子》来的。还有一些歌曲是特定场合专用的，如贺寿唱《画堂彩凤》，结婚唱《一对夫妻》，丧事、祭奠唱《三奠酒》，祀郎君则唱《祀郎君》。
明清之际，南乐风靡一时。传说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 康熙帝六十寿典，内阁大学士、泉州安溪人李光地挑选五位精通唱和的南乐高手上京献演，他们是晋江吴志、陈宁、南安傅廷、惠安洪松、安溪李义，他们在御苑演奏。康熙帝听到南乐弦管和鸣、抑扬顿挫、逸韵雅致，大悦，要加封五人官职，他们推辞不受，唱《远望乡里》，奏大谱《百鸟归巢》以示思乡之情，终于感悟帝心，“赐予“御前清客，五少芳贤”匾额，赐曲柄凉伞和金丝宫灯，“传驿荣归”。南乐因此获得“御前清曲”的雅号。
此后南乐声名大振，南乐艺术得到很大发展。闽南的许多音乐形式，如“锦歌”、“笼吹”、“十音”、“莆田十音”、“南平南词”以及许多剧种音乐，如“大梨园”、“高甲戏”、“莆仙戏”、“芗剧”、“闽剧”等，都和南乐的发展有着极密切的关系。
总而言之，泉州南音可上溯至秦汉、晋唐，定型于宋朝到明初。国际著名汉学家、英国牛津大学教授龙彼得先生所辑《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可为佐证。
（三）规制
泉州南音的演唱形制有严格的规定。
泉州南音演唱时的位置固定为：演唱者执拍板居中；其左边，上方为洞箫，下方为二弦；右边，上方为琵琶，下方为三弦。
演唱程序固定是“指头谱尾”：开头一定要合奏一套或一折“指”，最后一定要奏谱“煞尾”；中间演唱也要按“支头”顺序来进行。要“起曲头”，就是每个支头要有带头唱的人，他唱的曲属于哪个支头，其他人就要跟着唱这个支头的曲。若转换支头，则须唱“过支曲”作为转折的过渡、连接。上一个唱完，下一个接过拍板接着唱，伴奏乐器基本没有间断。
泉州南音有四个管门七个“支头”。四个管门是五空管、四空管、五空四管和倍思管。五空管分倍工和中倍两个支头；五空四管分大倍、小倍和“山坡”（山坡羊、山坡里）三个支头；四空管有二调一支头；倍思管自成一支头。“指”奏什么管门，煞谱也得奏同一个管门。在12套谱中，“四（四时景）、梅（梅花操）、走（走马，后称八骏马）、归（百鸟归巢）和《起手板》、《四静板》（四边静）属五空管；《三面》（三台令）、《五面》（五湖游）、《八面》（八展舞）属四空管；《阳关三叠》属倍思管；《三不和》、《四不应》则属五空四管。
乐器演奏也有其规矩，琵琶是先生，起指挥乐队的作用；三弦和之，犹如“琴瑟和鸣”；而洞箫与二弦的关系，洞箫为主，二弦为辅，“箫咬弦，弦入箫”，即所谓“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
迄明初，泉州南音的谱、指及其演奏形态均已系统化、规范化，业已成熟、定型。直至解放前夕，再发展也难以逾越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