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任总理(1)

　　出任总理，组建“内阁”，为安排民主人士煞费苦心

　　1949年10月1日，有着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一个新的历史纪元。这个民族在其悠久历史上所受的深重灾难，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然而，中华民族的前进的道路，并没有由此而一帆风顺。中国人民在迎来历史新纪元的同时，也迎来了一个经济建设和国际环境的严峻挑战。

　　下午两点，新当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聚集北京中南海勤政殿，出席第一次全体会议。会上，毛泽东主席和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副主席以及全体委员宣布就职。

　　就在这一时刻，作为委员之一的周恩来，被任命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一任总理兼第一任外交部长。

　　历史重担，自然且无可争议地落到了51岁的周恩来肩上。

　　就在周恩来被正式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一个多小时后，他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宋庆龄等人登上雄伟的天安门城楼，参加于下午3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典。

　　庆典上，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身份，面对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和全场30万军民以及来宾，着重地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号公告，内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于本日在首都就职，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推选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毛泽东的声音，很快通过电波传向中国广袤的大地和世界各国。

　　毛泽东同时还向各国政府宣布：

　　“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这份公告当天还由周恩来以外交部长名义通知各国政府。

　　中央人民政府的决议和毛泽东的公告，给新任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提出了两大艰难而紧迫的任务：

　　内政——建设一个欣欣向荣的新中国；

　　外交——把站立起来的新中国带向国际舞台。

　　这两大任务，对于刚刚上任的周恩来来说，其艰巨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为完成这两大任务，从开国第一天起，周恩来按照中央人民政府的要求，从速组建政务院各机构。首届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阁”的组建工作，成为周恩来的当务之急。

　　熟悉周恩来的人们知道，他早就扮演起了“内阁总理”角色，新“内阁”的框架结构，他已心中有数。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上，周恩来曾透露过：

　　“政务院下面设4个委员会：政治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政法委员会下辖5个部门，财经委员会下辖16个部门，文化教育委员会下辖6个部门，另外还有外交部、华侨事务委员会和情报总署，是直属政务院的，一共是30个单位。重点在于财政经济，次之是文化教育。”

　　机构有了眉目后，接下来就是确定人选。

　　新中国人才济济，但在政务院各部门的领导人的人选问题上，周恩来与毛泽东等人慎之又慎，他们经过反复商量，最后确定了一个基本原则：政务院的人员基础，以华北人民政府的人马为主，然后陆续从其他几个大行政区抽调一部分人来补充。

　　原则定下来以后，便是一个个地确定政务院以及下属委、部、会、院、署、行的主要负责人。这些人中，有许多是由周恩来直接提名的。

　　作为执政党，中共的一些杰出领导人毫无疑问是政务院各部门的主要领导人员。周恩来陆续把各大行政区负责人李富春、高岗、邓小平、彭德怀、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先念、习仲勋等调来，担任政府的重要职务……

出任总理(2)

　　新“内阁”选人，紧张而有序。在天安门广场庆典结束后的第18天——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组成人员基本配备齐全。就在这天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对除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的人员作了正式任命：

　　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副总理

　　李维汉——政务院秘书长兼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董必武——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

　　陈 云——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和重工业部部长

　　郭沫若——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和中国科学院院长

　　谭平山——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

　　谢觉哉——内务部部长

　　罗瑞卿——公安部部长

　　薄一波——财政部部长

　　叶季壮——贸易部部长

　　陈 郁——燃料工业部部长

　　曾 山——纺织工业部部长

　　杨立三——食品工业部部长

　　黄炎培——兼轻工业部部长

　　滕代远——铁道部部长

　　朱学范——邮电部部长

　　章伯钧——交通部部长

　　李书城——农业部部长

　　梁 希——林垦部部长

　　傅作义——水利部部长

　　李立三——劳动部部长

　　沈雁冰——文化部部长

　　马叙伦——教育部部长

　　李德全——卫生部部长

　　史 良——司法部部长

　　陈绍禹——法制委员会主任

　　何香凝——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

　　邹大鹏——情报总署署长

　　孔 原——海关总署署长

　　胡乔木——新闻总署署长

　　胡愈之——出版总署署长

　　南汉宸——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

　　这份名单，是在各民主党派、各群众团体负责人中多次征询意见、民主协商的基础上最后敲定的。

　　在这份任命名单中，各党派民主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占了较大的比重：4位副总理中，有两位是民主人士（郭沫若和黄炎培）；21位政务院领导成员中，有11位是民主人士；政务院下属的34个机构的103个正副职位中，民主人士占49位，其中15位是正职（郭沫若担任了两个正职）。

　　对民主人士的安排，周恩来煞费苦心……

　　中国各民主党派在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斗争中做出过应有的贡献，在新政府中对各民主党派的主要人物的安排显然极为重要而又极为复杂。凭着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经验和对各党派民主人士情况的了解，周恩来提出了一个民主人士的任职名单，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基本认可。但要妥善地安排他们在政府中任职，还得做大量的工作。

　　傅作义将军，对和平解放历史名城北京有着特殊贡献，毛泽东和周恩来决定给他安排一个部长职位。考虑到傅作义在绥远时曾兴修河套水利工程，有过水利工作的经验，因此周恩来提名傅作义担任水利部长，并把当时的北京市委副书记李葆华调到水利部给傅作义当副部长、党组书记。

　　找来李葆华等人，周恩来特意交代，要协助傅作义先生做好工作，并说：水利部的人员配备中，“凡是傅作义提的人我们都要用。”了解周恩来这层意思后的傅作义，大胆地向周恩来举荐了两位民主人士，一位是原国民党黄河治理委员会技术专家张含英；另一位，则是年过70的原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中央执行委员、北平市长刘瑶章。新政府没有食言，很快按傅作义的意思将他们两位分别任命为水利部副部长和办公厅主任。

　　在知名的民主人士中，有一些是曾经拒绝在国民党政府中做官的。请他们担任共产党政权里的高官，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在周恩来等人于情于理的劝说下，他们最终同意“出山”。“出山”后刘瑶章是这样解释自己的行为的：“以往坚拒做官是不愿入污泥。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啊！”

出任总理(3)

　　著名学者梁希也曾拒绝过国民党政府的高官厚禄，经周恩来动员，他也欣然受命担任林垦部部长。

　　更引人注目的是，周恩来两次亲自登门，请德高望重的中国民主建国会领导人黄炎培“出山”做官。

　　请别的人出任“内阁”成员，似乎好说一些，唯独黄炎培，请他“出山”“做官”，更是不那么容易。

　　众所周知，早在北洋政府时期，当局就曾两次请黄炎培担任教育总长，都被他拒绝了。内中缘由，连毛泽东都曾经不太明了。有一次中共中央在怀仁堂举行晚会，邀请了黄炎培，毛泽东特意走过去问黄：

　　“黄任老，北洋政府两次请你当教育总长，你为什么不去？”

　　黄炎培答：“我的信念是不看清真理所在，是决不盲目服从的。”

　　可见黄炎培当初是以“信念”、“真理”为由拒绝北洋政府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一手包办的旧政协组织联合政府时，又内定黄炎培等7人以民盟代表的身份担任国府的委员和部长。黄炎培再次推辞道：

　　“我已68岁，年纪老了，做不动官了！”

　　68岁，其实并非“老了，做不动”，究其原因，还是他内心的真实心态——有“信念”和“真理”的理由在左右着他。

　　1949年3月，黄炎培是在人民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中，经周恩来等人的周密安排，摆脱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潜离上海经香港到达北平的。不久，他的二儿子被国民党特务以法西斯手段活埋。噩耗传到北平，黄炎培悲痛至极。这时，周恩来亲自前往黄的住地安慰，并告诉他：“中共愿与你永久合作。”通过对共产党的所见所闻以及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密切接触，真理所在，黄炎培心中已基本有数。

　　新中国成立之时，黄炎培已是走过71年人生、进入72岁的老人。但他心中顿时觉得一片亮堂。应中共之邀，他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在10月9日这天召开的政协一届一次会议上，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李济深、蒋光鼐、张澜、沈钧儒、章伯钧等人一道，被选为常务委员。

　　组建新的政府，周恩来和毛泽东一致认为，非请黄炎培这样的人物“出山”不可。

　　为做黄炎培的工作，周恩来决定亲自登门拜访。

　　10月11日晚，周恩来来到黄炎培的寓所，一番诚心诚意，劝说黄炎培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

　　黄炎培面有难色，因为他自几次拒绝做官后，曾抱定了“不为仕，不做官”的念头。面对诚恳的周恩来，他一开始就有些犹豫：

　　“1946年我68岁时，就觉得已经老了，做不动官了。如今我已72岁，还能做官吗？”

　　周恩来一听，爽朗地笑了起来，连忙称：“黄任公不老。”他细心地解释说：在新政府任职，不同于在旧社会做官，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在人民政协会议上，由全国各党派一起千斟万酌制定的《共同纲领》，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剧本”。我们编了“剧本”，自己怎能不上台唱呢？

　　“剧本”的确是黄炎培等人参与“编”的，各方人士的意志都较为完整地体现在里面了，此时撒手，“不上台唱”，岂不有违“为人民”的宗旨？……两人促膝交谈，不知不觉两个钟头过去了，最后黄炎培答应考虑考虑。

　　与对待其他民主党派一样，周恩来还与黄炎培协商了民建其他领导人在政府中的任职问题。临走时，周恩来请黄炎培一并考虑。

　　共产党的道路，给黄炎培很多的启发；而周恩来的坦诚，又给黄炎培极大的鼓舞。他基本上被周恩来说服了。

　　第二天，周恩来再次登门，讨取黄炎培的思考结果。政府总理两次登门，黄炎培感激不尽，他知情晓理，不愿让总理“三顾茅庐”。黄炎培欣然同意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和轻工业部部长两职。

　　对黄炎培而言，他并不是勉强同意出山的。他答应周恩来，是因为自己解决了“信念”和“真理”的问题。后来他在回忆中这样解释自己的变化过程：

出任总理(4)

　　使我认识为可能是真理所在，就是1945年延安之行。直接听到毛主席的指示，看到种种的措施，从此一步步地正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人民服务，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明确地认定了真理之所在……

　　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请谁来担任农业部的首任部长呢？周恩来提了一位大家不太熟悉的人，他就是李书城。党内有人对这一提名大惑不解，并提出疑虑：为什么要委任一位大家都不甚了解的人来担此大任？周恩来坦然解释道：

　　他是同盟会的早期会员之一，辛亥革命首义后在武汉当过黄兴的参谋长，继之又投入了讨袁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起过重要的作用；我们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他家召开的，他的弟弟李汉俊过去在我们党内有过贡献；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他也做过有益的工作……

　　大家恍然大悟，尽管不太熟悉，但最终还是接受周恩来的意见。李书城入主农业部。

　　人们又生疑惑：为什么大家熟知的邓颖超却不在政府任职？建国伊始，党内外各方面的人物对邓颖超已是非常了解。她在中国共产党各个历史时期的杰出表现尤其是在妇女、统战等方面的工作业绩，广为人颂。

　　有的党外人士直接找到周恩来问：“为什么不让邓大姐在政府里担任一项职务呢？”

　　任凭大家如何劝说，周恩来态度坚决：“我不能这样做!”

　　他还有一番高论：

　　“我是政府总理，如果邓颖超是政府的一个部长，那么我这个总理和她那个部长就分不清了；人家会把她那个部长说的话，把她做的事当成是我支持的……”

　　最终他斩钉截铁地回绝了人们的提请：“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

　　这样一个周恩来，人们肃然起敬，佩服！

　　对第一届“内阁”的组成和总理周恩来这种考虑问题周到、安排职位近乎完美的作风，人们心悦诚服，交口称赞。

　　民主人士感叹：“周恩来总理不愧为‘周’总理啊！”

　　参加过一届政协会议的孙晓村称：“民主人士在中央人民政府中担任部长以上职务占全体成员的三分之一强，他们德高望重，深受人民信任。……我深深感到这样的人事安排，充分体现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是任人唯贤的楷模。”

　　1949年10月21日下午，周恩来走进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上任以来的政务院第一次政务（扩大）会议。

　　选择这里开第一次会议，恐怕有它的特殊含义。这是一座坐北朝南的建筑，位于中南海瀛台汉白玉拱桥的北侧，原先是中南海里的正殿。只因康熙皇帝为它题的殿额“勤政”，而得名“勤政殿”。光绪亲政以后，特别是在实行维新变法的那段时间里，经常把勤政殿作为主理朝政的地方。光绪变法失败以后，勤政殿不仅没有起到“勤政为民”的作用，反而成为满清腐败昏庸的见证。

　　直到1949年中国历史翻开新的一页的时候，勤政殿才为中国共产党筹建新中国发挥起重要的作用。周恩来进入北平后不久，就是在这里主持起草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将这部新中国的根本大法孕育出台。

　　走进勤政殿的新中国“内阁”成员们深知，周恩来意在提醒大家从此要真正地为民勤政。

　　在周恩来到来前后，新任的政务院副总理、政务委员们，以及政务院所属各委、部、会、院、署、行的主要负责人，都陆续来到会场。为慎重起见，所有与会者都庄严地在政务院首次会议签到簿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周恩来、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

　　苍劲有力的毛笔字中，每一笔都饱含着新一届政府官员们对新中国的热爱和对自己所从事的伟大工作的信心。

　　首次与全体属下齐聚一堂，周恩来高声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今天成立了！”

　　全场发出了雷鸣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出任总理(5)

　　周恩来作了一个名为《关于政务院的成立和政府机关的组织与干部问题》的报告。

　　作为政府首脑，他有责任向全体委员介绍政务院组建的情况——组织形式、人事安排、干部来源、合作共事等问题。

　　周恩来逐项细说：

　　——组织形式：政务院是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进行国家事务工作的首脑部。现在是战争时期，军事方面不属于政务院而属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政务院以总理1人，副总理4人，秘书长1人和政务委员15人组成。政务院不仅有它所属的各部、会、院、署、行，还有指导各行政部门的3个指导委员会：政治法律委员会（简称政法委），财政经济委员会（又是中共中央的财经委员会，简称中财委），文化教育委员会（简称文教委），另外还有人民监督察委员会（简称监委）。

　　4个委员会称“委”，其负责人称“主任”、“副主任”。政法委、中财委、文教委3个指导委员会下面设立的委员会称“会”，其负责人称“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

　　政务院的政务会议，通过决议和命令，研究和决定日常的重要工作。会议由总理、副总理、秘书长、政务委员等21人组成，这便于议事和工作；政务会议成员加上各委、部、会、院、署、行的主要负责人参加，成为政务院的扩大政务会议，共有40多人，讨论一般政策，报告一般工作。

　　——人事安排：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意见，3个指导委员会扩大了。这样可以容纳各方面的人士，以便集思广益，并且还可以将政府的方针政策宣传到各方面去。政法委，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人士参加的较多；中财委民主建国会的人士参加的较多；文教委，民主同盟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人参加的较多。

　　有的人计较安排的地位，是旧官僚思想在作祟。今天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何必计较地位的高低。现在大家都是同事了，我们必须说服这些同志不能计较地位。

　　——干部来源：政府草创之始，需要很多干部。人才的来源，一是长期参加革命工作的解放区的干部，二是原国民党政府旧工作人员，三是社会上被埋没的知识分子和新教育出来的青年学生。

　　这三部分人各有长短，希望大家团结起来，取长去短，加强思想意识和工作作风的修养，搞好工作。各部门用人都要照顾到这三个方面。

　　——合作共事：由于干部来自不同的方面，就有个团结与合作共事的问题。党与非党或无党派各团体的合作，现在恐怕还不习惯，因此，有的同志就可能来个关门主义，干脆不与人合作共事，这在历史上也是有代表人物的。如关羽，他不愿与诸葛亮合作，并且还曾向曹操投降。我们的新政府要防止关门主义、不能合作共事、计较地位和不肯学习等倾向。

　　……

　　听讲的人们有一个明显的感觉：总理周恩来对自己所领导的机构的要求是，必须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达到有序而高效！

　　为使新政府这部机器尽快有秩序地运转起来，周恩来提出，当务之急，各部门要制定组织条例，建立工作制度；先由政务院拟定若干原则，再由各部门自拟，报政务院批准。

　　当晚，周恩来又主持了政务院领导成员会议，确定当前必须抓紧做的工作。

　　晚上的会议做出如下决定：

　　——为接收国民党中央政府各机关人员、档案、财产、图书、物资等，成立专门小组，由陈云副总理召集，拟定具体接收办法。

　　——为了建立政务院及所属各机关的办公制度及办事程序，成立专门小组，由董必武副总理召集，拟定具体条文。

　　——为拟定政务院及所属各机关组织通则，成立专门小组，由黄炎培副总理召集，提出草拟组织通则的原则。

　　——即日起建立政务院及所属各机关的事务汇报会议制度，由政务院秘书长召集，参加会议者为各委秘书长或副秘书长，各部、会、院、署、行办公厅主任或副主任。

出任总理(6)

　　分别由陈云、董必武、黄炎培召集的三个专门小组，最终又统领在周恩来的旗下。

　　四天以后的10月25日，为解决工作条例等问题，周恩来又主持召开了政务院第二次政务会议。会上，讨论通过了关于指导接受前国民党政府中央机构工作委员会工作的几条原则，主要精神是：各机构由中央人民政府逐步接管，中央未接管前由地方代管；提请中央人民政府批准设立中央统一接管工作机构；对原各机构工作人员，将在调查研究后“因才使用，合理分配工作”。

　　由于华北人民政府的基本构架已经归属于政务院，所以会议还决定：（一）提请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发布命令，宣布华北人民政府工作结束，原华北人民政府所辖五省二市归中央直属；（二）以华北人民政府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政务院各委、部、会、院、署、行，于11月1日正式开始办公。

　　在政务院下属各部门正式开始办公之前，周恩来又于10月28日主持召开了政务院第三次政务会议，初步通过了《政务院及所属各机关组织通则》、《政务院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工作条例》等重要文件。

　　为便于外事工作，周恩来在第三次政务会议上作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各机关外文译名的报告。

　　10月31日，华北人民政府根据中央人民政府27日的命令结束工作，正式向政务院办理了移交手续。

　　周恩来主持的政务院前三次政务会议开过以后，在全世界舆论焦点的关注下，在全中国人民的热切期待中，政务院所属各机关，开始了紧张而有效的工作……

　　周恩来在组建中国这样一个古老大国的政府中所表现出来的超强组织能力，很快为世人所共知。与他共事过多年的无党派人士、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早在11年前的长沙大火中，就对周恩来有过这样的感慨：

　　周公的计划很周到，指示非常细密，……经他这一部署和指引，使纷乱如麻的局面立地生出了条理来，使浑混一团的大家的脑筋也立地生出了澄清的感觉。

　　我对于周公向来是心悦诚服的。他思考事物的周密有如水银泻地，处理问题的敏捷有如电火行空，而他一切都以献身的精神应付，就好像永不疲劳。他可以几天几夜不眠不休，你看他似乎疲劳，然而一和工作接触，他的全部心身便和上了发条的钟一样，有条有理地又发挥着规律性的紧张，发出和谐有力的律吕。

　　在筹建新中国的日子里，郭沫若的这种感慨更深了。

　　从10月1日到11月1日，整一个月的时间，这就是政务院各部门从筹建到开始正式工作的时限。历史的发展和人民的重托，不允许各部门去慢慢地准备；更不允许周恩来有半点松懈。

　　周恩来的“日理万机”，就是由这一时期开始的……

首张“考卷”(1)　　

      首张“考卷”，经济命题，新政府迎难而上绘出第一幅建设蓝图

　　新中国成立后，占人类近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人民迎来了政治上的解放，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当人们正在为这种变化欢欣鼓舞的时候，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尤其是政府总理面前的，却是一个旧中国留下来的满目疮痍的烂摊子。

　　就在人民解放军进城后不久，一些资本家和投机商曾公开宣称：共产党搞军事是100分，搞政治可得80分，而搞经济则只能打一个0分。

　　有人怀疑，有人幸灾乐祸，还有人在蓄意破坏，……严峻的考验，摆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前。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早有思想准备。在那场进入北平之前的对话中，毛泽东就曾把筹建新中国比作“进京赶考”，希望“考个好成绩”。周恩来也曾信心十足地表示：“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

　　考什么？在大规模的战争已经基本结束，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全国政权以后，最重要和最直接的考验，恐怕是来自经济方面的。共产党除了以前在根据地和解放区搞过一些区域性的经济建设以外，没有搞大规模的、全国性的经济建设的经验。进城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拿到的第一张考卷，首先要解答的，就是如何恢复国民经济，开展经济建设的命题。

　　解决经济建设的难题，并不比解决军事和政治难题轻松！

　　周恩来所担负的总理角色，使他更多地、不断地思索这道题的难度和解题的方法……

　　刚刚建国，各种各样的会议请周恩来去讲话，他都讲工作重心的转移。工作重心不转移，刚刚夺过来的政权迟早会守不住。到了1949年年底，在北京同时召开了几个关乎国计民生的会议：全国农业会议、钢铁会议、航务会议……会议代表们集中起来，请周恩来讲点对今后建设的指导性意见。参加会议的人们从总理的讲话中，一下子明白了指导新中国建设的原则、思想：

　　“以农业为基础——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取消或忽视乡村这个广大的农业基础。

　　工业领导农业——农业必须在工业的领导下才能发展。”

　　有人说，这就是“以工业为基础，以农业为指导”的提法的雏形。

　　指导思想有了，还得真抓实干。周恩来接着讲：

　　“不抓生产是不行的。毛泽东同志说，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现在不抓生产靠什么来支援战争和巩固胜利？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

　　周恩来还郑重地告诫大家：要正确处理好新中国面临的六种主要经济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工商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上下关系。

　　然而，经济领域的争夺战，并不比军事领域轻松。光有思想理论的指导是不够的。建国初期的经济斗争极为尖锐。

　　就在新中国成立庆典的10月份内，全国的物价继1月、4月、7月三次大幅度上涨之后，又一次猛烈上涨，平均达到百分之四十四点九。这次上涨，是以纱布价格的上涨为龙头的。上涨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资本家猖狂地进行投机倒把活动，企图把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挤垮。

　　在上海，一些资本家和投机商，为了向世人证明“共产党搞经济只能打一个零分”，他们囤积居奇，大肆进行金融投机活动。上海的投机倒把活动向全国延伸，导致了全国性的金元风潮和物价风波。从经济领域延伸开来的斗争，可谓惊心动魄。

　　为解决物价问题，周恩来找来陈云。平稳物价，陈云是行家。根据周恩来的指示，1949年11月5日，陈云主持召开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主要议题就是研究如何解决物价问题。这些红色政权中的经济专家们出了一个高招：由财政部拨一部分粮食给贸易公司，用粮食收购棉花，减少货币的投放，并迅速运输棉花供给上海。这一着棋一走，果然妙不可言，纱布的价格很快得以平抑。

首张“考卷”(2)

　　接着，中财委又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到12月，平抑物价的行动基本结束，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者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全国物价已经趋向平稳。

　　尽管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是极为艰难的，但是对于开国总理周恩来来说，身上担负的，是人民给予的重担，他必须加倍努力，主持百废待兴的共和国经济工作……

　　从1949年10月到1952年底，在周恩来的主持下，新生共和国的经济形势逐渐恢复，一年一个新局面：

　　——194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创立的一年，到这一年的年底，新生的人民政权已经控制了整个国家经济的命脉。但由于刚刚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财政出现巨额赤字，物价猛涨，市场混乱。新中国经济面临着极大的困难。

　　——1950年，通过统一财经工作和调整工商业等重大举措，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前提。这一年的经济工作，周恩来是这样总结的：“在经济战线上，我们打了一个胜仗，就是把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个由物价波动、经济危机造成的严重现象扭转过来了，人民生活得到了安定。”然而，这一年的财政收支逆差却有二亿九千万。所以周恩来认为所取得的成绩“还不是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

　　——1951年，新中国的国民经济开始出现明显的好转，工农业总产值比上一年增长百分之十九，交通运输也有了较大的发展。这年的财政收支相抵，有了十亿六千万元的结余。这是新中国财政第一次出现收支平衡且略有结余的一年。

　　——1952年，新中国经济的恢复工作已经胜利完成，国家财政经济情况已根本好转。在这个时候，对于中国的国民经济而言，若要进入一个大规模的计划建设时期，基础已经具备了，有利的条件也有了。

　　1949年至1952年，对周恩来领导的政务院来说，是一个最严峻的考验期，一场严峻的考验下来，周恩来领导下的人才济济的政务院，已经交出了一份初试的满意答卷。

　　无论多么困难，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交出来的经济答卷，中国人有目共睹，全世界有目共睹——它绝不是一张不及格卷，更不是有人预言的“0分”卷。

　　对这张卷子的分量，周恩来做了一个让人无可辩驳的概论：

　　“帝国主义再三地认定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被这些看来是无法解决的难题所压倒，而不得不向他们求救。但是，一年来的经验证明：帝国主义的预言家是破产了；中国人民在经济战线上如同在军事和政治的战线上一样是胜利了。”

　　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中共中央决定，要不失时机地开展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

　　1951年2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了“3年准备，10年计划经济建设”的重大决策。按照这一决策，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开始编制中国社会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新中国的第一幅建设蓝图。

　　决策有了，接下来政务院立即组织人手着手编制“一五”计划。经周恩来提议，成立了一个由6人组成的核心领导小组，他们是：

　　周恩来——政务院总理

　　陈 云——副总理兼中财委主任

　　薄一波——中财委副主任

　　李富春——中财委副主任

　　聂荣臻——代总参谋长

　　宋劭文——中财委计划局局长

　　六人小组，以周恩来和陈云为首，由陈云具体领导。在周恩来的督促下，中财委加紧研究制定“一五”计划的方案。通过摸底、研究、讨论，到1952年6月，各大区和各工业部门上报的经济建设指标已经汇总到中央财经委员会。根据这些指标和中国人民渴望早日告别贫困落后状况的愿望，中财委很快拟出了《1953年至1957年计划轮廓（草案）》。

　　六人小组成员宋劭文后来深有感触地回忆：

首张“考卷”(3)

　　在这个草案中，对我国钢铁、机械、煤炭、石油、电力、化学、电器制造、轻纺、航空、坦克、汽车、造船等工业，提出了具体建设指标和要求，对重大水利、铁路、桥梁建设也做出总体规划。

　　通过“一五”计划，拟扩（改）建与新建若干个重工业区，即以钢铁和机器制造工业为中心的鞍山、武汉、包头3个区域，以石油化工、有色金属和机器制造工作为中心的兰州区域，以动力设备、重型机械制造工业为中心的哈尔滨、沈阳、齐齐哈尔、西安区域，以化学工业为中心的吉林区域，以煤炭和采矿设备制造为中心的抚顺、大同区域，以及以机器制造为工业中心的洛阳、成都区域，已初步形成我国工业建设的新框架与大致合理的布局。

　　草案出来以后，周恩来于7月10日致信毛泽东并刘少奇、朱德、陈云等人：我拟将工作重心放在研究五年计划、外交工作方面，其他工作尽量推开。

　　周恩来之所以这样急于“将其他工作尽量推开”，是因为他不仅要专心领导当务之急的“一五”计划工作，而且计划制定出来以后，还需尽快赶赴莫斯科，征求苏联“老大哥”的意见。毕竟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苏联比中国早进行了30多年，他们有着较为丰富的经验。况且，新中国的建设必须得到苏联政府的援助。

　　为做好这些工作，周恩来感觉自己分身乏术，这才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调邓小平到京，“主持一个时期”。周恩来对邓小平的为人和能力是很了解的，他认为，邓小平来京帮他，“这是最理想的办法”。

　　在周恩来的加紧主持下，8月11日，《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草案）》总算完稿。基本内容有五项：

　　一、中国经济概况；二、五年建设方针；三、五年建设的主要指标和主要项目；四、长期建设的准备工作；五、请苏联援助事项。

　　这份草案估计了进行五年计划建设的可能性：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已经安定，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已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已经巩固，在长期战争中被破坏的经济情况已经恢复。人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已胜利完成。如果朝鲜战争像现在这样继续下去，我们仍然需要并可能开始五年建设。

　　由此报告提出了今后五年的基本任务：今后五年是中国长期建设的第一个阶段，其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以巩固国防、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并保证中国经济向社会主义前进。

　　也是在这一天，周恩来还亲自写成了《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

　　这两份文件脱稿以后，周恩来开始做赴苏联的准备事项。这时，接替他的邓小平也正在赴京途中。

　　按周恩来的安排，邓小平从西南重镇重庆来到北京，就任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刚到北京，周恩来就在8月13日下午找他谈话，除表示诚挚的欢迎外，目的只有一个，周恩来赴苏期限只剩两天，必须在离京前向邓小平交代政务院的工作。

　　有了邓小平接替工作，周恩来心里踏实多了。谈完话后，周恩来于当天主持政务院第148次政务会议。这次政务会议，人们从第二天公布的人民日报上看到的消息只有一个：

　　政务院第148次政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听取和批准了司法部长史良《关于彻底改造和整顿各级人民法庭的报告》。

　　而参加会议的人更为注意的是，周恩来总理在会上郑重宣布：

　　“在我奉毛泽东主席之命赴苏联访问期间，由邓小平代理总理职务。”

　　1952年8月15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起程飞赴莫斯科。由于人数太多，他们分乘3架军用飞机和1架民航飞机，由北京起飞，沿中国东北、苏联伊尔库次克、新西伯利亚……路线，最后向莫斯科飞去。限于飞行条件，飞机飞了两天，8月17日，周恩来一行才抵达莫斯科。

　　在莫斯科机场，前来迎接的有苏联党政领导人莫洛托夫、米高扬、布尔加宁、维辛斯基等。苏联领导人心里非常清楚，周恩来这次来，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与苏联领导人谈判中苏两国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的全面合作，他带来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征求苏联方面的意见。这是继毛泽东、周恩来1949年底至1950年初访苏之后中共领导人的第二次重大的国际活动。

首张“考卷”(4)

　　在机场，周恩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毫不隐晦代表团是“毛主席派来的”，他说：

　　亲爱的同志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诸同志，奉毛泽东主席之命，来到莫斯科，我们感到非常荣幸……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之后的3年时间中，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正确领导，由于全国人民的努力，又由于苏联政府和人民的热情援助，曾不断地克服国内外的种种困难，业已在国家建设的各方面获得了重大成就……

　　来干什么？首先要表明与兄弟的苏联党、国家和人民友好合作的愿望。他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这次来莫斯科，是为了继续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并商谈各种有关问题。中苏两大国的友好合作的继续发展，必然对于中苏两国人民的和平建设事业，都将有更重大的贡献。

　　由于赴苏时间仓促，周恩来到莫斯科后才发现，我方准备提交苏联政府讨论的一些文件有漏洞，比如林业采伐、造林和木材蓄积量计划数字核对不上。

　　在这个节骨眼上出问题，是周恩来不能容忍的。他拿起电话，要通了代表团其他成员的住地，严厉地批评了负责此事的柴树藩：“年轻人对待工作应该尽职尽责，一点疏忽和差错都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总理的这番批评非同小可，柴树藩立即找来有关人员对这些数字进行了重新核对并改正过来。数字虽已改正，但柴树藩心中的内疚却很深，心理负担沉重。

　　另一边，周恩来批评完后，也感到对一个初临大事的年轻人似乎批评太重了一点。

　　第二天，周恩来专程来到代表团住地“苏维埃饭店”看望大家。（45年后的1997年秋天，当笔者来到这家饭店专门寻找当年周恩来向柴树藩道歉的地点时才发现，这家饭店离周恩来的住处并不近。更有意思的是，当年苏联的一些街道、建筑、地名现在几乎都已改名换姓了，而这家饭店仍然保留着原名，且在它的总经理办公室内仍然留着列宁的巨幅画像。）

　　在这家“苏维埃饭店”吃饭的时候，周恩来特意举起一杯白兰地，来到柴树藩面前，向他碰杯敬酒，并微笑着说：

　　“昨天我批评了你，以后要细心一些嘛！不要把这么重要的数字搞错！来，我敬你一杯酒，祝你今后工作得更好。”

　　话是这么简单的几句话，但周恩来的这一杯敬酒，一下子缓和了一天前那件不愉快的事情造成的紧张沉闷的气氛。在场的人深为周恩来这种严谨的工作作风和高超的领导艺术所折服。

　　斯大林对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此次来访高度重视，在一个月时间里多次同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正式会谈。

　　周恩来向斯大林详细介绍了中共中央对朝鲜战局和国际形势的看法以及中国代表团将同苏方商谈的有关问题，并将《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主要任务》、《中国国防军五年建设计划概要》等文件的俄译本送交斯大林和参加会谈的苏联政府代表团。

　　对周恩来的全面介绍，斯大林表示满意。他笑着说：中国三年恢复时期的工作，给我们这里印象很好。

　　对合作问题，斯大林表态：

　　“愿尽力之所及在工业资源勘探、设计、工业设备、技术资料以及派中国留学生到苏联学习或实习等方面给中国以帮助。”

　　在全面审阅了中国政府的文件后，斯大林对中国“一五”时期的经济发展速度提出了中肯的意见：

　　“你们五年计划中工业增长速度，每年为20％，是勉强的。要按照一定可以办到的原则来做计划，不留后备力量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后备力量，才能应付意外的困难和事变。今后产值每增长1％，其增长的总量总是比过去的大。我建议工业建设的增长速度，每年上涨可降到15％或14％。留点后备力量总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