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节：可我还是哀哀地哭了



几乎走遍世界，经历、报道过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与世界诸多风云人物关系颇深；

在长达几十年的记者生涯中，从未懈怠地恪守了一个记者的职业道德。

。。。。。。。。。。。。

去年七月六号星期二下午，唐棣下班回家之后对我说，"妈，我们出去走走吧。"

我们慢慢走到大都会博物馆，无言地坐在黄昏的暗影里。那时我仍然精神恍惚、不大爱讲话，虽然母亲过世差不多两年了。

唐棣突然小心翼翼地对我说："妈，告诉你一件事你可要挺住，不要太伤心……"

妈去世后我变得特别胆小，她的话让我不由地缩紧了肩膀、转过张皇的脸，等待着那件需要我"挺住"才能承担的事情。

"下午莎洛特打电话给我，她在电话里对我说'……我不愿意你们从报纸而不是从我这里得知这个消息，昨天，从罗德岛回康州的路上，哈里森去了……如果你们不觉得太困难，我们还是按原计划见面。'"

这里说的是我们和哈里森、莎洛特六月二十三号星期三，在纽约六十二街妇女俱乐部晚餐时定下的计划，七月十三号他们再到纽约来的时候，我们还要到妇女俱乐部晚餐。

唐棣问："你行吗？"

莎洛特说："我喜欢这样。"

唐棣说："不过我妈会哭的。"

之前，我刚刚对唐棣说过："姥姥去世前一天，她从沙发出溜到地上的时候，我的眼前一黑。不是昏厥之前的那种黑，而是一块无际的黑幕，在眼前急骤无声地落下，你对它无能为力，只能无奈地被它覆盖……"然后烦恼地转过脸去，看着远处驶来的M1公共汽车，使劲盯着它闪烁的头灯，为的是止住眼里的泪水。我希望自己不再哭泣，唐棣已经为我操了很久的心。

对于莎罗特的电话，这些话可不就像一个前奏？

可我还是哀哀地哭了。

面对我们所爱的人的离去，除了逆来顺受、无可反抗的哭泣，还能怎样？

从大都会博物馆南边的上空，急速地沉降下一片令人窒息的热雾……

第12节：你倒会找凉快的地方



有个黑女人在我椅子背后说些什么，我转过脸去，原来是讨乞的。她看了我一眼，说："噢，对不起。"赶忙转身走开。

唐棣说："妈，我之所以带您出来，而不是在家里告诉您这个消息，是因为外面凉快一点，您也许不会觉得那么难过。"



十三天以前，我们还在一起晚餐呢。

六月二十二号，他还参加了美国文学艺术院为欢迎我入院而补办的招待会呢（九二年我因丧母之痛没能到美国来接受荣誉院士的颁赠）。

我站在老窗子前，他走过来对我说："你倒会找凉快的地方……"。

会上，文学艺术院主席还请他发表了关于我的评介。

那天他安静得过分，很少说话，只是倾听……我和他也没有太多的交谈，心想反正第二天我们要在一起吃饭，不必着忙、有的是谈话的时间。

第二天哈里森夫妇请我和唐棣在六十二街的妇女俱乐部晚餐，我送莎洛特一条游弋于深浅银灰间的丝质头巾，哈里森安静地揉了揉那条头巾，说："很雅致的色调。"

他的安静里有一种渐行渐远、让人无法留住的绝望，不，不是安静，而是力不从心，像妈去世前的那些天一样，万事提不起一点兴致。

一种不祥之感，慢慢地将我攥进了它的手心。

我也看出莎洛特为鼓动哈里森的兴致所做的努力，想必她早就看出这些。

她问我："给哈里森什么？"

我说："鲜花。"那是两束或白瓣绿心儿或绿瓣嫩黄心儿的小菊花。

莎洛特没怎么吃饭，而是一味地在椅子上转来转去。刚结束一个故事，又说她看见青年时代的男朋友了，她得过去寒暄几句。在她过去寒暄的时候，哈里森一直注意着她的动向。

回到座位上，她又笑着说那其实并不是她青年时代的男友，她不过是在开玩笑。可哈里森还是不时回过头去，对那男人望了又望。这可能正是莎洛特的期望？

不知不觉，我也开始找些轻描淡写的话题。"哈里森，记得你从前写给我的信吗，你写到童年在宾西法尼亚的生活，真是很美的散文，为什么不写下去呢？"

第13节：那条老狗还好吗



他说："我正在整理。"我听出他的勉强。心想，哈里森，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

我又说："你用的还是那台老雷明顿打字机吗？"

这时他才提起一点兴致。"噢，你还记得它……"

接着我就弄巧成拙："那条老狗还好吗？"

莎洛特说："去年死了，它生下来就有问题，老跑医院。"

我懊悔不已，生怕这个话题使哈里森伤感。

分别的时候，莎洛特在我脸上吻得很重、很深，我也深吻了她，多少心事，都在我们这深深的一吻中作了交流。

我不舍地望着他们在风中远去的背影，心里有莫明的忧伤，不由地对唐棣说："希望明年再来美国的时候，我还能见到哈里森。"可心里玄玄地想，可能、说不定哪个刹那，我就看不见他了。在母亲过世的那场大难之后，我似乎能听到别人无法听到的、死亡的脚步。

没想到十三天后我的预感果然成真！

七月八号，哈里森去世的消息见报。报上发表了他的两幅照片。我想报纸老编很会选，这两张照片可以说是概括了他一生的主要经历。一张是三十年代在克里姆林宫前，一张是一九八九年"六四"期间在天安门广场。面对他那份不变的共运情结，我为他深感难以名状的尴尬。

回国后我辗转请求哈里森的一位"生前好友"，能否在他担纲、一个为团结"国际友好人士"设置的组织里，给哈里森一个纪念性的位置，一了他的共运情结。可我遭到了拒绝，原因是哈里森最后那本关于中国、关于"六四"的书，将他对中国的全部热爱一笔抵消。看来，那不过是哈里森一厢情愿的好友。

我把这张报纸留了起来，准备和他送我的、"六四"期间在天安门广场拍摄的那张照片，并镶在一个镜框里。


七月十一号晚上，唐棣正好倒客厅里去，电话铃响了，是莎洛特的电话。她说："我刚刚寄出了我和哈里森给你妈妈买的小毯子，可以盖在腿上，也可以当披肩，因为北京的冬天很冷……小毯子的颜色是哈里森选的，他认为那个颜色对张洁很合适……他说，那是我的眼睛的颜色，也是他的眼睛的颜色……如天边的远云。"

第14节：我还得活下去…



而我正在卧室回想八四年美国作家代表团到达北京那一天，我到机场去接他们的情景，历历在目地看见哈里森向我走来。与莎洛特的电话如此巧合，真是奇怪。


七月十三号，我们按十三天前哈里森在世的计划，一同去吃晚饭，但不能再在六十二街的妇女俱乐部了。

莎洛特不哭，她说："本来是说和哈里森一起来的，可是没有他了，不过今天也不错……"

"哈里森去的很快，当时，我一面开车一面对他说：'咱们家的冰箱里不知道还有没有吃的？还有鸡蛋吧？'只听见哈里森含糊地说了一句什么，我的听力不好，以为自己没听清楚，又问了一句：'什么？'可是没有听见他的回答。我侧过头去看看坐在一旁的他，只见他的眼睛望着天空，头仰靠在车座的靠背上，然后往我的肩上一栽……我知道他去了。然后我把车开下高速公路，给警方打了电话……

"这两年哈里森的记忆力显见的不行了，演讲时常常突然停顿下来，接不上下面的话，过去他可不是这样。还有一次我梦见到森林里去，他突然不见了，我到处找他，后来来到一片空地，可是我只能听见他喊我的声音，却看不见他的人，那个梦可怕极了。"

怪不得我有一年没收到哈里森的信了，我还有些奇怪呢。九二年他知道母亲去世后，特地给我打了一个国际长途电话，在得知我患丙型肝炎后，连续写了三封信来安慰我。

"哈里森已经火化，当我们把他的骨灰撒在我们家后面那座小山上的时候，正好来了一阵风，风把他的骨灰吹了回来，孙子们说'噢，他不愿意离开我们'。我们在后山上为哈里森立了一个碑，明年春天，我们还要在碑前种些树……"

我们谁也无法说话，只听她一个人在说，是啊，她得讲话！

"我还得活下去……"她看上去足够坚强地说。可是饭后，当她茫然地站在饭店过道上寻找一束花的时候，我看出她的挣扎。


我常常与他今生的最后一张照片相对，想：还有谁会记得他为这个世界所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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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节：多少人无缘再见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美国康州



他为我选的那条都柏林手工制作的毯子，到现在我也舍不得用--二零零四年八月又及




附：美国文学艺术院的来信

莎洛特来信

与索尔兹伯里的照片--他今生的最后一张照片

《纽约时报》有关索尔兹伯里逝世的报道

哈里森给我的信件

披肩照片

多少人无缘再见

张洁


八十年代，由于多个西方国家翻译出版了我的书，因此也给了我多次周游欧洲的机会。

接受过多少记者的采访？已经记不得了，印象最深的是英国《观察家》杂志和西德（那时东西德还没有统一）《明镜》周刊的几位记者。

而印象最深的记者招待会，当属1989年十月在意大利接受马拉帕蒂国际文学奖时的新闻发布会。

我也算是身经百战。在列国接受过不下一百次采访，唯独这次感到了压力。

也许现在的人们不再记得一九八九年那个草木皆兵的敏感时期，而且在场的七十多名意大利本土和周边国家的记者，个个身手了得，别指望用时尚、八卦那些鸡零狗碎，就能将他们打发。

面对一百四十多只火眼金睛，如何开场？让我颇费思量，只得先发制人。说："我是个诚实的人，也是一定要回国的，所以希望你们不要提问那些我回答之后，让我回不了国的问题。"没有想到这个切断某些"新闻"后路的声明，却赢得了靠新闻吃饭的记者们经久不息的掌声，场上气氛也立时转换。


《观察家》杂志的记者之所以难忘，是弥漫在他周身的悲观情绪。如其说那是一次采访不如说是一次对话，记得他谈到有关爱情婚姻问题，我的回答非常愚蠢，他慢慢悠悠说出自己的观点，最后绝非赞美地说："。。。。。。看来，你还相当乐观。"我当时的感觉就像一枚针头，刺进了一个极为膨胀的气球。此后二十多年，我不时想起他说的那些话，而他的绝望，也渐渐变成我的信仰。

第16节：最重要的客人？




接受《明镜》周刊采访之前，德国朋友告诫我，《明镜》周刊是联邦德国最大的杂志，地位相当于美国的《时代周刊》，面向全世界发行，发行量为一百万份。惟其大，所以傲慢至极。一般来说，他们只采访政界要人，很少采访文艺界人士，什么人物都见识过，即便总统也不放在眼里，偏偏提问让采访者难堪的问题。

带着这样的印象与《明镜》周刊会面，我的心理准备肯定不够正常，甚至可以说是进入战备状态。

翻译施迪安先生和我在《明镜》周刊的办公楼前绕来绕去，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处停车的地方，就在我迈出汽车的时候，主编玛耶先生正好出现在办公楼门前，我猜他一准在大楼的玻璃窗后，看我们那辆普通的汽车，如何在那些豪华汽车中间，找一块停泊地来着。

他亲自到大楼门口接我，真是无可挑剔的客气，但这客气冰冷异常，寒气袭人。

过了门卫，他手势不明地一指，我走错了通向电梯的方向，翻译及时叫住了我。

电梯里，玛耶先生一言不发，眼睛从我的头顶望过去，好像在忍受某种极其难以忍受的事物。我把我那很多人看不惯的下巴，翘得更高了，心里狠狠地想，是你把我请来的，先生，你只好受着了。


房间里还有三位六十开外的绅士在等着我，全是一付大记者的派头。他们打量着我，我也打量着他们，像是在暗暗估量彼此的实力。

四比一，我想。

满头白发的莱因哈特（Herinhard）先生身材很高，像所有身材过高的人那样，稍稍有些驼背，浑身透着一种熟透了的潇洒。他先向我介绍："这间房子，我们一向用来接待最重要的客人。"一派世界事务权威发言人的口气。

最重要的客人？

我已经三过汉堡，从我一踏上欧洲的土地，他们可能就在观察、掂量：值不值得？

有人拉开落地的百叶窗，汉堡城尽收眼底。莱因哈特先生简略地介绍着这个城市：绞死最后一批海盗的老码头；二战中被毁去大半的老教堂。。。。。。然后转身向我介绍其他两位绅士，一位是速记兼录音，一位是摄影记者。"这是联邦德国最著名的摄影记者，丹赫盖尔先生。他住在波恩，不住在汉堡。只在重要人物接受采访时，我们才把他请来。"

第17节：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这样的意思您刚才已经表示过了。"我说。

"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好吧。"

尽管善良的基督徒我们的翻译施迪安先生，努力软化着我们的语言（我甚至觉得我的某些话他根本没有翻译），仍然能感到剑拔弩张的气氛。

玛耶和莱因哈特先生不歇气地交相提问，生怕留给我半点喘息的时间，似乎想用闪电战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我击垮。

丹赫盖尔先生的摄影机，不停地"咔嚓"着，是不是希望抓到一个我在狼狈逃窜的场面？

录音机上的大磁带盘，带着一份不便说的期待，缓缓地转悠着。

我的声音，像从一根铁制的声带上发出。我那一张一合的嘴唇，如两片相击的石头。我的回答，锋利得足以切断任何一条喉舌。。。。。。

尽管我大获全胜，尽管四位绅士变傲慢（真的是傲慢吗）为倾慕，但我并不快乐，甚至觉得这样的胜利不要也罢。可我当时并不明白，为什么我不快乐。

如果换到现在，一切都会有所不同。至少我不会说那许多假话；至少我的回答会充满个性的魅力--对此我深信不疑；至少我会更加可亲可爱；至少我不会那样狭窄、多疑；至少我不会那样虚张声势；至少我不会把他们的一切言行，解释为别有用心。。。。。。

可是，有多少事可以重来？正像人们常说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

不知道从哪句话、哪个问题开始，或者根本不是因为哪句话、哪个问题，横在我们之间的那堵冰墙开始融化。采访不是按原计划两个小时结束，而是进行了将近三个半小时。到休息时，双方的情绪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我刚进来的时候，你们像四条老狼一样，随时准备把我吃掉。不过我也是一条老狗了，无数次被他人咬过，为了自卫也咬过别人。"

"不，我们不是狼。"玛耶先生一再声明。

"这只是文学语言。"

"是狼有什么不好？它们团结，又有奋斗精神。"莱因哈特并不忌讳做一只狼。

第18节：你是一位少见的老练记者



送我下楼的时候，我对莱因哈特说："你是一位少见的老练记者。"

"何以见得？"

"对你想要捕捉的猎物，机敏、警觉、抓子也很锐利。"

"你这样说，我都不好意思了。"

"不过，你认为你抓到我了吗？"

这里说的不是输赢，而是问他是否知道，刚才与他血战不休的那个人并不是我，至于那个真正的我，他究竟知道多少？

他沉思不语，我莞尔一笑。

此时，我们像竞技场上两名角逐后的击剑手，各自脱下头上的面罩和身上的盔甲，有些新奇地审视着对手的真实面目，终因有所发现而感到些许的欢愉。

他们例外地把我一直送到停车场，在我打开车门之后，又在敞开的车门旁与我谈了很久，好像还有很多没有说完的话。

尽管有些依依，最后还是说："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做'送君千里，终须一别'，我们还是下决心在这里告别吧。"

"与你相识非常高兴，我们很快还会见面的。"他们说。

但我希望与再见时，不要再谈什么政治、经济、改革。。。。。。这些题目，完全可以从《人民日报》上得到标准的答案，我宁愿和你们谈谈狼和狗，玛耶，莱因哈特。

回国后不久，我即收到一个从联邦德国寄来的巨型木箱，打开一看，原来是一盏古董煤油灯。三个玻璃罩和一个铸铜灯座，完好无损地包裹在一层又一层细如发丝的刨花中。

后来得知，我走后玛耶和莱因哈特问我们的首席翻译施迪安先生，我在汉堡期间最喜欢干的是什么。施迪安先生说，我最喜欢逛古董店。

"她看上什么了吗？"

"她看上一个老煤油灯。可是那个灯太大、太重，又有三个玻璃罩子，很难带回中国。"

玛耶和莱因哈特寄给我的，正是那盏我看中而又无法带回的老煤油灯。

1998年再访德国，向《明镜》周刊打探莱因哈特的消息，我被告知，他已退休，并且无人知道他的下落。

这时候，我体会到了中国档案制度的好处，即便某个人化为骨灰，也会知道他的骨灰盒子安放在何处。

第19节：费城故事不太多



西方人大大地保留并尊重彼此的"自我空间"，最后却常常落得魂归何处无人知晓。这样的结局未必不是完满，人们终有一天会看到它也是我的期待。不过哪天想要寻访一个不能放下的故人，哪怕是他或她的痕迹，如何是好？

每当我点燃那盏老煤油灯的时候，物是人非的感慨便会油然而生。你在哪儿呢，老莱因哈特？

多么想再见到你，多么想对你说，其实我是很敬重你的。


２００４年五月


附：老煤油灯照片

接受《明镜》周刊采访的照片两张

费城故事不太多

张洁


如果不是因为麦可，不会到费城去。

如果没有老城区，费城也就是那么回事。

如果没有汤姆．汉克斯和丹泽．华盛顿的《费城的故事》和"费城交响乐团"，还有那口裂了一条缝的大钟，如我这种兴味刁钻的人，多半不会记住费城。

如果没有朗朗在音乐中灵智的嬉戏、倾泄与狂舞；或在音乐中赤身裸体的沐浴，如光影闪烁流动于清风之中；没有郎朗为费城交响乐团撑起半壁江山，费城交响乐团２００１年夏日的北京之行，恐怕不会留下如此璀璨的印象。

如果不是萨瓦利施这样的百年老窖，也不会如此注释何为老而弥坚，天衣无缝（不过有时也企盼着倾听个性，个性不是标新立异、因陋就简、粗制滥造，个性只为天才所独有、所准备）。

。。。。。。。。。。。。

世间万物，正是这样的因为所以，不服气也不行。岁月也正是这样带走一切、这样占尽风流，将一波又一波"流行"淘汰出局，最后一道工序才是浓缩人生精华。试问天下，谁敢吹牛自己东方不败到最后？

于是经典才能成为情淡如水的情谊，源远流长地与你相对，而不像爱情那样，挟雷携电"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吧"而后于瞬间燃为灰烬。

…………

尽管指挥萨瓦利施一等一，但卡拉扬仍是我的至爱，愿他的在天之灵听到我的忠诚。

又怎样解释不放过一切听交响乐的机会？

第20节：难怪马勒应运而生



何止帝王贪得无恹，不为帝王之身同样带有这种病毒，据说与生俱来。三宫六院七十二偏妃，各具一格南北大菜须得一一品味。更不要说对同一部作品、同一事物的理解，表现，阐述因人而异，就是同一位艺术家这一次或那一次的临场发挥也会有所不同。而舞台更具瞬间爆发、一次性的创作特征，这样说来，文学创作该是软磨硬泡最没出息的行当。

只是并不喜欢老柴的《第四交响乐》，没有明丽的细节也过于依赖奇招，难道就将这样的作品献给梅克夫人而不是《悲怆》？

平时不大注意的、华丽的门得尔松，却因郎朗的演奏获得意外惊喜，就像一件不是很有特色的衣服，不同的人穿上效果可以完全不同。

遗憾的是我常常不能忘乎所以，也许本就是个三心二意的人，除了写作没有什么能够让我倾注一生的迷恋。可想而知，即便朗朗、萨瓦利施，也不能让我在"第四乐章"安分守己。

不记得喜欢过哪一个"第四乐章"的"结尾"，一到"第四乐章"我就开始从音乐向外游离。如果不是出于礼貌，多半会在"结尾"那几个乐句的轰炸中退出音乐厅。

不论哪一首交响乐、不论出自哪位"大家"之手，一到第四乐章的最后几个乐句，总是万箭其发、万马奔腾、万鼓其鸣，就像电脑设置下，某个无法省略的程序。

难怪马勒应运而生。

一向不大按规矩出牌的我突发奇想，能不能颠覆约定俗成的结构，将一、二、三、四乐章重新洗牌，结果会怎样？

也算一家之言。


２０００．６．２．

该你了

--为《北京青年报》"天天杯"首届征文开篇


在我的某个年龄段，提起小时唱过的"夏天里最后一朵玫瑰"那一类东西就回避，以为很多陈旧的缺陷都与那一类东西有关，以至渐渐忘记它们，以为再不会为它们动容。

那天在房间里忙来忙去，忽然一个昂扬、底气十足的童声从音响中走来，一步一步、从容不迫、越走越近："夏天里最后一朵玫瑰，还在孤独地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