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3月下旬，11号文件发布之前，祖林来到了嶂头村。他1960年回国，分配到上海工作，这一次是从北京开完会，特意转道而来，给妈妈传递消息的。在北京期间，祖林走访了几位延安时代的同学，听到中央开始平反冤假错案的消息。他还听说，平反工作归中央组织部管，部长是胡耀邦。

　　丁玲和陈明有些兴奋了，胡耀邦，他们在延安就熟悉，那是个热情、公正的好同志！解放战争时期，陈明在胡耀邦任政委的晋察冀野战军第四纵队体验过生活，耀邦对他很关照，还请他帮助修改过和谷岩同志编写的战士识字读本。1958年被打成右派以后，一次他们在王府大街散步时偶遇耀邦，他先是愣了一下，接着跟他们握了手，什么话也没有说，眼神中掠过一丝惋惜和同情。丁玲和陈明对那眼神记得很清楚。他们心里一下子燃起解决问题的希望，决定立即向党中央提出申诉。

　　二十多年前的事情，有些都记不大清了，他们翻箱倒柜，从北大荒农场返还的物品中，找到一张1957年8月7日的《人民日报》，就是载有“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消息的那一张，还有一本陈明的笔记本、一份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上邵荃麟批判丁玲的总结发言。依据这些材料，丁玲在陈明帮助下，给胡耀邦写信，陈诉冤情。

　　“胡耀邦同志：从报纸上看到你受中央委托，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极为欣慰，谨祝工作顺利和身体健康！最近，我就与个人政治生命问题有关的事实，写了一份材料，现呈上，请你们查阅审处。考虑到您和同志们的任务重，时间紧，而类似的问题或比这更重要的问题一定很多，所以，我的材料尽可能简短扼要，需要时当另作补充。

　　“这次写材料，目的只在向党说明事实，在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基础上澄清政治问题，从而能解脱四十余年特别是近二十余年来精神上的沉重负担，使自己在垂暮之年能在党的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在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的伟大斗争中，更好地学习改造，更好地为党工作，努力弥补由于过去的错误而曾给党带来的损失。我决不是追究个人责任，责任在自己首先犯了错误，向党隐瞒了历史问题的重要情节，以后在重大的政治运动中，有时又不能正视历史，顾虑重重，说了一些过头话。”

　　丁玲在随信所附的材料中，“就有关我个人政治生命的几个关键问题的事实方面，向党申述：（一）关于叛徒问题；（二）1955年丁陈反党集团问题；（三）1957年划为右派问题。”

　　4月20日，陈明携带丁玲的这份申述材料去了北京。祖林在延安自然科学院时的同学苏绿野，时任国务院科技干部局副局长，给予协助，提了一些建议。陈明找到乃兹府富强胡同胡耀邦家中，但是耀邦同志不在家，陈明留下了申述材料。那天是4月29日，北京城里洋溢着五一节的气氛。过完节，陈明就接到通知，中组部约他去。5月6日，他在中组部见到了柯里同志，柯里告诉他，这是胡耀邦同志安排的，耀邦同志看了丁玲的申述材料，很关心，事情正在解决中，还要耐心等待。在京期间，陈明还去看了王震，王震对丁玲的事情也表示关心。5月8日，陈明返回山西。

　　胡耀邦对丁玲的事情的确非常重视。中央组织部以“中组字94号”文，给汪东兴副主席打报告称：“丁玲给耀邦同志写信，提出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定她为叛徒的问题，1955年中央宣传部定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和她被划为右派的问题，请求重新审议，核查事实，作出正确结论。另外丁玲还提出，她1975年经中央批准安置在山西长治市老顶山公社，现在年老得病无人照顾，希望能允许她回到北京居住。我们研究，丁玲的问题，建议由中宣部负责复查。鉴于丁玲年老得病可让她和她丈夫陈明到太原市居住，不必回京。如同意，由我们告山西省委。妥否，请批示。”报告并附上丁玲写给胡耀邦的信及申述材料。这份报告的落款日期是4月29日，就是陈明把材料送到胡耀邦家里那一天。胡耀邦当天看了，当天批了，当天就办了，真是雷厉风行。

　　一个月之后，5月30日，汪东兴在这份报告上批示：“同意中央组织部意见办理。”

　　6月5日，中央组织部致函中央宣传部：“现将汪副主席关于复查丁玲问题的批示复制件和本人申诉一并转去，请收。丁玲和她丈夫到太原居住问题，我们已通知山西省委。”

　　一周之后，长治市革委会人事局的几位同志来到嶂头村丁玲家，一位负责同志告诉丁玲：省委组织部转来了中央组织部的通知，说按照中央指示，把丁玲陈明安排到太原居住，现在正在准备房子，搬家日期另作通知，如果感觉身体不好，可以先到太原的晋祠休养所疗养，那里是山西最好的地方。

　　但是丁玲不愿意定居太原。她和陈明考虑，年岁大了，身体又不好，从长远想，还是想要和儿女住在一起，有个照应。

　　第二天，6月13日，丁玲给“山西省委组织部并请转中央组织部”写信说：“我衷心期望、殷切请求党在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基础上，首先实事求是地，不附加任何外来成分地核查历史事实，审理当时给我所作的政治结论，从而允许我回到革命队伍里来，分配我力所能及的工作，给以具体的任务。至于迁居问题，希望能根据我的年龄和身体，按照政策规定，允许我和儿子或女儿住在一起，以便生活上经常有所照顾，精神上也有所慰籍。”同一天，丁玲又给祖林写信说：“自然太原生活条件、政治条件要比这里好。或许是先解决一下生活问题，改善一点，然后再谈其它。或许有把我放在太原的意思。”“去太原，我们认为，在我们来说，这是暂时的，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同儿女在一起。”

　　7月6日，中组部办公室给丁玲复信说：“丁玲同志：来信收悉。你所申诉的问题，中央领导同志已经知道了，请等候处理。关于你提出和儿子住在一起的问题，我们意见，可根据山西省委组织部的安排，暂住太原。”这封信由山西省委组织部转给她。那就服从组织的安排吧，何况又是“暂住”，她和陈明同意了。

　　就在丁玲努力要解决自己问题的时候，她从第五期《人民文学》上看到林默涵的一篇文章：《解放后十七年文艺战线上的思想斗争》，这是1977年12月29日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的揭批“文艺黑线专政”论座谈会上，林默涵的一个发言。文章说：“丁陈小集团和胡风小集团是两个长期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反党和反革命集团。一个隐藏在革命根据地延安，一个隐藏在国统区。他们之间是遥相呼应的。”这不还是在重弹1957年的老调么？弹调子的又是1957年参加过整她的人！丁玲读后非常气愤，在这个时候，写这样的文章，是什么意思？还要继续压着我不让翻身吗？她在写给祖林的一封长信中说：“林副部长的寥寥数语，是要把我定为和胡风一样的暗藏的反革命，便于为不落实党中央的政策，不解放丁玲的借口和理由。”“这次读了林副部长的发言全文，觉得他很有气魄，很有权威，帽子比二十年前更大了，可是很空，缺乏具体事实。我亦拟写点读后感。”

　　丁玲十分担心，这一篇文章，会给自己落实政策昭雪冤案带来新的阻力。压了我二十年，还不让我伸腰见天日吗！

2、去太原？

　　戴了二十年的右派帽子终于摘掉了，申诉材料中央组织部也受理了，丁玲终于看到了希望，十分兴奋，她要向给予她帮助的人表示感谢，同时要继续申诉，争取彻底解决问题。

　7月24日这一天，丁玲写了三封信，一封给胡耀邦，一封给中央组织部，一封给王震。

　　给胡耀邦信中说：“胡耀邦同志，您好！现在向您汇报：（一）七月十八日，长治市老顶山公社党委在一个小型会议上，宣布了给我摘帽子的决定，并把摘帽通知书给我。我在会上发言，表达了我对华主席，党中央的无限感激，感激党的政策英明伟大，批准我回到人民的行列，……（二）七月十八日下午，收到中组部办公室六日写给我的复信。我遵照你们的指示，听候山西省委组织部的安排，到太原暂住。（三）最近，在《人民文学》第五期，看到林默涵同志的署名文章，其中提到我的地方，使我十分惊异。为了说明文章中提到的问题，我写了‘从南京到保安的经过’，‘在解放区十三年’两段材料，请组织备查。同时，我写了‘在东北垦区十二年’，扼要汇报我五八年接受处分以后十二年的主要情况，作为党了解我，处理我的政治问题的参考。”

　　致中央组织部的信中说：“一九六八年冬天，林彪、‘四人帮’为害猖獗时，曾遣专人到黑龙江宝泉岭农场，对我通宵审讯，夜以达旦，白天要我写材料，如是整一个月，逼我供认当年‘打入延安是中统特务’；并企图陷害胡乔木同志、周扬同志等。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粉碎‘四人帮’以后，一九七七年九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为学习毛选五卷辅导材料而写的名词解释中仍说我‘隐瞒历史，混入延安’。今年，中央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同志在《人民文学》第五期《解放后十七年文艺战线上的思想斗争》一文中说：‘丁陈小集团和胡风小集团是两个长期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反党和反革命集团。一个隐藏在革命根据地延安，一个隐藏在国统区。他们之间是遥相呼应的’等等。林副部长这寥寥数语，是要把我定为和胡风一样的暗藏的反革命，便于作为不落实党中央的政策，不解放丁玲的借口和理由。……遵照党的实事求是的教导，我把当年奔向延安的经过和在解放区前后十三年（一九三六年九月——一九四九年八月入北平）等情况，扼要地向党申述。”

　　随信附有三份材料：“从南京到保安的经过”，“在解放区十三年”，“在东北垦区十二年”。

　　致王震的信充满感情色彩，丁玲感谢他这些年来对自己多方面的关照：“王震副总理：上次陈明从北京回来告诉我，您身体精神很好，我感到无限安慰。最近我在重写散文垦区标兵邓婉荣（在宝泉岭写的初稿已散失），十二年垦区生活，如在眼前。……我曾在几个农场从许多转业干部口里听到过您的故事。可惜，我那时没有条件搜集这些，仅有的一些摘录、日记，也都在运动中失散。最近这里公社党委开了一个会，宣布为我摘掉右派帽子。同时我收到中组部的来信，说我的申述中央领导同志已经知道了，要我等待处理。并嘱我按照山西省委的安排到太原市暂住。我现在正遵照他们的指示，等候省委的安排。当我看到那信封上写着同志两字的时候，我的眼泪不禁夺目而出，多少往事一起涌向心头。首先我不能不想到长期以来您始终对我的关怀、照顾。您最早同意我去东北垦区；是您要农垦局领导同志安排我们生活，政治上对我们严格要求，以便于我的改造；是您嘱咐我埋头在下边，做到默默无闻。您关心我的政治问题的解决；您每次到垦区视察，总是鼓励我不要失望，要相信党，要朝前看。而现在，根据十一号文件的规定，摘掉了右派帽子，二十年来的沉重的政治重担减轻了。我感谢党，也感谢您。我告诉您：十二年的垦区生活，对我大有好处。虽然有时觉得从创作上来看，的确是流逝了一些大好年月，我今年七十四岁了。但我决心认真、努力做好个人的五年计划，多多写作。以不辜负党给我的再生恩德。……但对个人的政治前途，还不免感到有一些阴云、梗阻。因此最近我又给胡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和一部分材料。我特抄一份给您，使您知道一些情况。请指示。”

　　8月26日，王震在丁玲的信上批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乔木、力群同志：此件请抽空一阅。当时一大批年轻演员、其他艺人大部分都是周总理亲自和我谈话，接到农垦区锻炼。其中头面人物如丁玲、艾青等人，经过长期工作，现在年迈，应从政治上、生活上给礼遇，要落实政策。动员下去，周扬同志也与商量过。丁玲、艾青都有毛主席亲笔信件。这些也应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丁玲信中提到的“重写散文垦区标兵邓婉荣”，指的是以邓婉荣为模特写的散文《杜晚香》，她曾经在宝泉岭农场写过初稿，但在“文革”中散失。她在七、八两个月里重又写出两万字的初稿，准备拿它作为重返文坛时与读者的见面礼。

　　9月和11月，丁玲又两次给中组部写申诉材料，对于历史问题，要求维持中组部1940年的结论。丁玲在信中，还提出去北京看病的要求。

　　9月17日是中秋节，晚上，陈明让队里的领导找去吃饭，丁玲不愿凑那份热闹，一个人静静留在家里。月色皎洁，夜凉如水，丁玲默默忆诵起苏东坡的《怀子由》，不由感慨万千，返身进屋，在日记中写下自己的心情：“忆几十年大好年华，悄然消失，前途茫茫，而又白发苍苍，心高命薄，不觉怆然。唯有鼓起余勇，竭力挣扎。难图伸腰昂首于生前，望得清白于死后，庶几使后辈儿孙少受折磨，有发挥能力的机会，为国为民效劳而已。”

　　但是从9月到11月，山西省委组织部和中央组织部却一点动静也没有，连去太原的事也搁了下来。11月9日，丁玲给原西北战地服务团的老战友罗兰写信说：“山西省委没有信来，长治市革委会也只说，什么时候房子准备好了，什么时候通知我们搬家。中组部对我们去北京看病一事也没有信来。你要我收拾东西，我的确很早就收拾了一部分，现在又把收拾好了的东西拿出来，因为天气变了，过冬的衣服等，又都翻了出来；而且又要订明年的报纸了。又要买过冬的菜，过冬的煤了。好在二十多年都过去了，多等一年半年也不在乎。反正我们相信党总会按照实事求是的精神来落实政策的。”

　　一切消息杳然。可能还得在嶂头村过一个冬天了。丁玲有些黯然。

　　好消息没有，却有一条不好的消息。

　　10月中旬，女婿周良鹏从北京来看他们，临走时陈明送他去火车站。路上，他告诉陈明一件事情：祖慧和罗兰去找过周扬啦，打听丁玲落实政策的事。陈明急忙问：他怎么说？良鹏说：“周扬说，丁玲四十年的表现，可以除掉疑点，但不能排除污点。我怕妈妈听了气恼，没敢告诉她。”但这样重要的消息哪能瞒着丁玲，第二天陈明就讲给她听。丁玲自然很生气，她明白，周扬所说的污点，还是指她在南京的历史问题，想不到，他自己也挨过整，现在粉碎了“四人帮”，周扬还是这个态度。她在日记里说：“可见周仍坚持错误，对我毫不放松。此等人为什么要去见他！都是洛兰（按即罗兰）一片好心。”“洛兰太简单，把事情想得容易，把人想得太好。”她又联想起林默涵那篇文章：还是这些人在台上，还是这些人在管事，他们还是坚持五五年和五七年的观点，那么想要解决问题就很困难了。过了几天，罗兰又来信告诉她，祖慧去找了中组部，问中组部对丁玲要求进京看病的意见，答复说，丁玲去京可以住在祖慧家。丁玲说：“洛兰、祖慧都是极简单的好人，她们哪里会想到，如我的政治问题不解决，我是无法住在祖慧那间小屋子的。我将愁死。”

　　看来，要想解决自己的问题，路还长着哪！

3、回北京！

　　10月下旬的一天，老顶山公社党委秘书来，向丁玲和陈明传达中央（1978）55号文件，即中共中央转发的中组部、中宣部、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文件中指出，对于过去错划为“右派”的人，要坚持有错必纠的原则，做好改正工作。

　　“摘帽”与“改正”，完全是两种性质，前者的右派性质并没有改变，只是摘掉帽子；后者的“右派”属于错划，应予平反改正。他们两人分析了形势，认为，陈明划右派，完全是受丁玲的株连，因此应该属于“错划”；此外，丁玲的问题光坐在家里等是不行的，现在阻力还很大，应该到北京去活动，找人做疏通的工作。陈明说：我去一趟北京！11月30日，陈明动身进京。

　　陈明刚走，家里就来了客人。12月1日，丁玲吃过早饭，正在服药时，一个陌生人推门走了进来，见丁玲用怀疑的眼光看着他，赶紧自报家门说：“我是马烽！”丁玲一下子想起了旧时熟悉的音容相貌。啊，可不是马烽嘛！马烽说：“老了，老了，你都认不得我了。可是我还是认得你，即使走在大街上也认得出来。”他们有二十多年不见了，两个人都很激动，丁玲急切地问到这个人，那个人。马烽告诉她，文研所的老人里，五七年没有打成右派的就是他和陈登科，主要因为他们是在地方上。马烽现在是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是参加社教组来长治的，他说今天是路过，过几天还会来。他记得丁玲能喝一点酒，带了四小瓶山西名酒，还捎来几斤湖南桔子，说是康濯托他捎来的。他说，桔子好不好不管它，这可是湖南你家乡的。丁玲听到康濯的名字，立刻想起一些往事，便说，过去的事不管它，千里送鸿毛嘛，人的了解、人的感情是不能夺走的。丁玲又提到《人民文学》上林默涵的文章，马烽说那篇文章很坏。丁玲听了很高兴，觉得有了个知音。

　　过了两天，家里又有人来，是当年文研所丁玲所喜欢的学员刘真。刘真找了个借口，说《诗刊》约她写彭德怀，她要找丁玲了解材料，长治革委会宣传部就派汽车把她送来了。她在丁玲家里几乎整整呆了一天，告诉丁玲：“许多人都问到你，想知道你的情况。”她谈到五五年和五七年的事情，说他们最恨康濯，大家在一起时就骂康濯，有人找她调查材料，别的作家她都说好话，只有对康濯例外。她还谈了许多文研所熟人的情况，说到谷峪、李涌都被划为右派，在黄泛区劳改，孩子又多，生活狼狈凄惨。丁玲听了心里很难受。

　　整个12月，丁玲是一个人独自过的。她和陈明频繁地鱼雁相传，沟通情况，商量对策，这是又一场战斗。10日，丁玲致陈明信，要他在北京“不必多找人，但也不躲人，理直气壮些，但少说多听，沉着老练。我们二十来年都在底下，我们带有泥土气，就是人民群众的感情。我们长时期受压迫，但要有一种抗压的味儿，我们是直的、硬的，不是曲的、软的。” 14日晚上丁玲给王震写信，提出想再去北大荒。又给陈明写信说，“先寄上给王的一信，明天寄给邓、胡的信。我对这事考虑了两天，决定这么办，自然还得先同你商量。这样办有几点好：一、实际也是催胡。二、我们明年五月去北大荒，八九月回来，将有收获，可以写五六篇短文。”过了两天，又给陈明写信说到为什么想去东北，因为可以写王震，而“这些文章还是容易出货，现在要拿货，长篇可以留着慢慢写。你若有文章见报，人家不管你写得好不好，只注意你是‘出’来了。艾诗人（按指艾青）这点是对的，鸭蛋爸爸（按指罗烽）就相反，白（按指罗烽夫人白朗）则自找苦吃，我们要向前看。你我的身体也不是那样坏嘛，还得打江山，不能吃老本，何况现在还无本可吃，本还不知在哪里？我若从东北回来，就不会再回这里老家了，我们找一间房子就行。不安家也很好嘛。那时我人在北京，就好说话了。老说治病，人家就怕麻烦，我不治病，只要去了，就能治病嘛。你有劲头，人家也愿帮忙。我去东北，找王的材料，写王，他为什么不帮忙呢？（上次你在北京不是也听到：‘先做工作再说。’我们还要有这股劲）。”

　　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的丁玲，现在也懂得斗争的策略了。

　　对周扬，开始丁玲信里说“勿须去看‘周伯伯’，要祖慧不要再找他。这些人还是阻力。” 21日信里又说：“我想你走前去看看周伯伯也可以。只说你去北京的目的和情况，说我身体还可以。糖尿病有些影响，还不十分重要。将来也还是要见面的。假如我去，也会看他的。反正他也受了‘四人帮’的迫害，就表示一点对他的同情罢。荒煤那里也要去一次。你的问题也应同他谈谈，过去是他负责的。谈话时也可以看看他们的态度。对老熟人，我认为除少数几个人外，都可以谅解，其实这些人都是迫不得已，对我们也还是怀念的。”

　　12月22日丁玲致陈明信中还说：“我现在的思想准备是你明年回来。”但是27日下午接到陈明来信，报告一个好消息：中组部柯里同志告诉他，丁玲可以先回北京治病，由文化部具体安排接待。此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

　　终于可以回北京了，好消息来得这么突然！当天夜里，丁玲失眠了。

　　1978年的最后一天，陈明回到嶂头村，他们要搬家了。 　

　　1979年1月12日清晨，丁玲走下火车，踏上北京的站台。

　　1958年离开北京时，还是从前门火车站上的车，20年后回来，却是新建的北京站，富丽而气派。世事沧桑，物也非，人也非。走时是54岁，如今是75岁，20年时光在农场、监狱和农村流走了。当年才情横溢的女作家，如今已是鬓发苍苍的老妇，感慨良多。

　　祖慧良鹏夫妇来接，文化部的人来接。老两口住进地处和平里的文化部招待所。

　　接下来的几天里，罗兰、甘露、陈登科、李纳、丁宁、张凤珠、徐光耀、王玉清、夏革非等一批老朋友来看望，他们大都已有二十多年没见面了。在友谊宾馆吃饭时还见到沈从文夫妇，丁玲感觉他们已经是“龙钟老态”了。

　　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李季，文联、作协复查办公室负责人魏伯、张僖，都到招待所来看望，并谈到正在准备给丁玲做复查结论，听取她的意见。江丰也来了，他去看过陆定一，陆定一说，五七年整江丰整错了，他有责任。听了这消息，丁玲也想去看望陆定一，但又听说，一位好友的儿媳向陆问到“丁玲阿姨的问题”时，陆定一表示，在丁玲问题上他与周扬的意见一致。丁玲便打消了去看他的念头。后来在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忆秋白》一书，由陆定一主编，他坚决不同意选入丁玲的《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一篇，使得秋白的女儿瞿独伊感到很为难。1986年3月丁玲去世后，中国作协草拟、中组部批准的《关于丁玲同志丧事安排的请示报告》中，拟请出席丁玲遗体告别仪式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名单中有陆定一的名字，但是八宝山未见他的身影。三年后周扬逝世，陆定一给周密写信说：“周扬同志，是好人，正派人。他太善良了。……他是有功绩的，看来如今还难有人选可以比得上他。”

　　1月20日下午，蒋祖林一家三口也从上海来了，当晚，全家三代八口人第一次团聚。除夕晚上，他们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首都各界人民春节联欢会，汇入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中。春节期间，全家八口人拍了一张“全家福”合影照片。

　　春节过后，丁玲开始催促复查结论。这项工作由中国作协复查办公室负责，复查办公室负责人是张僖。在前一年的7月，中国作协成立了临时党组，张光年为书记，李季、冯牧为副书记。由于张光年患肠癌，2月5日在协和医院做了手术，3月，陈荒煤代理作协临时党组书记，张僖升任副书记。

　　2月17日，丁玲给魏伯、张僖写信说：“上月中旬，你们来谈到我的问题时，说争取二月中旬解决。现在不知进行得怎么样了。”过了三天，去八宝山参加崔嵬追悼会时遇见黎辛，他告诉丁玲：中组部已经把你的历史档案转到作协，要作协来复查处理你的问题。丁玲也告诉他，决不同意1956年中宣部的历史问题结论。当时黎辛在文联复查办公室工作，他的冤案，已经在前一年12月得到改正，中央批准了中组部和中宣部联合复查小组《关于李之琏、黎辛、张海、崔毅反党集团一案的复查结论》，结论说这是“一起完全搞错了的案件，应予彻底改正。”

4、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

　　二月下旬，丁玲住进友谊医院高干病房，进行全面身体检查。在那里住院的熟人有萧三、陈沂、张磐石等，他们有了充裕的说话时间，忆忆旧事，问问身体，但彼此更关心的是平反政治上的冤案，小部分人的问题解决了，大部分还正在进行中。3月15日，山西的文学刊物《汾水》第三期发表了丁玲的《致一位青年业余作者的信》，这是自1957年反右之后以“丁玲”署名的作品头一次公开发表。那本是一封普通私人信件，不是供发表的，意义不在作品本身，而在于它的作者。后来丁玲说：“当时他们发表这封短信，不能不说是冒了一点小的风险，冲了一下禁区的。我对他们是怀着异常的感谢之情的。”

　　丁玲4月6日出院，经中央办公厅负责人冯文彬安排，暂时住进友谊宾馆东北区二单元7217套房，那里的条件要比文化部招待所好得多。

　　5月3日，中国作协复查办公室作出《关于丁玲同志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这个结论的第一稿是2月3日写出，4月4日改写出第四稿（送审稿），4月27日，张僖和李季在刘白羽处研究了这个稿子，并根据刘白羽的意见进行了修改，然后送给周扬、林默涵审阅定稿。

　　《关于丁玲同志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说：

　　 “一、关于一九三三年被国民党逮捕后在南京的一段历史问题。经复查，丁玲同志一九三三年被捕问题，中央宣传部曾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四日作过审查结论，属于在敌人面前犯过政治上的错误。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九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又重新作了结论，定为叛徒。但这个结论所依据的事实未超过一九五六年作结论时的根据。因此，我们认为，应维持中央宣传部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撤销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九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对叛徒丁玲的审查结论》。

　　“二、关于反党集团问题。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中央批发了作家协会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丁玲提出申诉。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决定对丁玲问题进行复查。一九五七年六月初，中宣部及作协党组领导同志已在作协党组扩大会上宣布，‘丁、陈反党集团’不能成立，给丁、陈摘去‘反党集团’帽子。

　　“三、关于右派问题。关于一九五七年春天丁玲与江丰反党集团、《文汇报》右派秘密勾结的问题，经复查，丁玲与江丰并无往来（‘江丰反党集团’是一起错案，业经文化部复查改正）。至于《文汇报》记者访问丁玲，要求她谈丁、陈问题，当时被丁玲拒绝。因此，这个问题应予否定。关于一九五七年六月作协党组召开旨在解决丁、陈问题、加强党内团结的扩大会期间，丁玲曾对个别同志说过：‘这次问题如不解决，我要退出作协。’这只是丁出于一时意气的话，不能看作是阴谋公开分裂文艺界。一九四二年丁玲在延安主编《解放日报》文艺版时，发表过王实味的反党文章《野百合花》，自己也写过《三八节有感》等错误文章，对此丁玲同志早已作过多次检查。综上所述，丁玲同志的言行不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把她定为右派分子，属于错划，应予改正。

　　“一、撤销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国作家协会整风领导小组‘关于右派分子丁玲的政治结论’；

　　“二、撤销一九五八年中共中国作家协会总支‘关于开除右派分子丁玲党籍的决议’，恢复丁玲同志的党籍；

　　“三、恢复丁玲同志的原工资级别（行政七级），建议适当安排工作；

　　“四、对丁玲同志亲属、子女档案中涉及这一问题的材料应予销毁。”

　　6月5日，张僖把这个复查结论带给丁玲。

　　这个结论中，历史问题维持中央宣传部1956年10月的审查结论，即“属于在敌人面前犯过政治上的错误”，写申明书“实际上是一种变节性的行为”；1955年‘反党集团’问题早已在1957年摘去帽子；剩下的只有一个右派问题，“属于错划，应予改正”。

　　显然这个结论不公正。历史问题自不必说，“反党集团”问题，说是1957年6月“中宣部及作协党组领导同志”就摘去了帽子，可是，这些“领导同志”到了7月的党组扩大会上不是就反口了吗，说丁陈要翻案，并且据此把他们打为右派。

　　丁玲自然对这个结论不满意，她只把主要意见对准了“历史问题”，“反党集团”不管你们怎样讲，不总是承认定错了嘛！

　　6月8日，丁玲写出自己的意见：

　　“（一）对于这个结论，除第一项历史部分外，我都同意。希望在‘恢复丁玲同志党籍’后面，加写‘恢复其政治名誉’七个字。（二）对于第一项历史部分说‘应维持中央宣传部1956年10月24日《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我不能同意。因为：（1）对于1956年的这个结论，当时迫于形势，我在这个结论上签了字，但同时声明，‘结论中引用的我的交代与事实有不够确切符合之处’，作了三项带根本性的保留。在1957年夏天，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第四次会议上，会议主席、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同志当众宣布而为众所周知：这一结论，中央组织部不予接受，退回。这就是说，这一结论没有最后成立。（2）1940年在延安，中央组织部陈云同志亲自主持，任弼时同志亲自审查了我的这段历史，作了书面结论，认为没有问题，结论经过毛主席审批。1943年我在党校补充交代的一点事实，没有推翻我过去交代的事实，也不曾改变事情的性质；没有根据，也没有理由以这一补充交代来否定或修改1940年中央组织部的正确结论。（三）因此，现在我再一次请求组织上根据历史事实，考虑1978年11月我呈交中央组织部历史材料中的申诉和最近（今年六月）我呈交宋任穷同志信中提出的请求，实事求是地、明确决定：（1）撤销1975年5月19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对叛徒丁玲的审查结论》；（2）确认1956年10月24日中央宣传部《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不能成立；（3）确认1940年中央组织部所作的结论是正确的，应该维持这个结论。”

　　3月23日和25日，她还在友谊医院住院时，有两位老同志都给她带过同一个消息：胡耀邦说，丁玲的历史结论，应该坚持1940年中组部的结论。5月份，丁玲又找过中宣部廖井丹副部长，廖井丹说：历史结论根本不需要重做，就是1940年的，因为中组部并未提出问题，中宣部1956年的结论中组部没有批。他还说，已经决定历史问题由中组部处理，叫丁玲放心。6月，丁玲又给中组部部长宋任穷写信，要求维持中组部1940年的结论。在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改任中宣部长，宋任穷任中组部长。

　　但是，中国作协复查办公室仍然坚持己见，很快又作出《关于丁玲同志一九三三年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结论是：“经复查，我们认为，1956年10月24日中央宣传部《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是实事求是的，应维持中央宣传部1956年10月24日《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这个报告的落款日期是6月9日，即丁玲提出意见的第二天，反应极其迅速。

　　此后，丁玲与中国作协复查办公室的分歧，就集中在历史结论上——是以中组部1940年的结论为准，还是以中宣部1956年的结论为准。

　　中国作协的结论是中国作协和文艺界某些领导人的意见：“疑点”可以排除，“污点”不能抹掉。生杀大权在这些人手里，丁玲仍然处于弱势。

5、又见周扬

　　1979年6月9下午，丁玲偕陈明、甘露去北京医院，看望正在住院的周扬，大约坐了半个小时。他们约了甘露，是因为甘露跟双方都很熟，谈话方便。

　　这是丁玲回北京后第一次面见周扬。此时，他们都经历了“文革”的洗礼，整人的周扬，也有了被整的体验，在这方面他们有了相似的经历；而丁玲的复查结论已经明确地说，1955年的反党集团“不能成立”，1957年的右派问题“属于错划”，那两个问题都是周扬主持定性的。陈明后来解释说，他们之所以要在此时去看周扬，因为周扬要出访日本，“我们一是想见见他，二是想让他在日本访问时便于回答记者。”

　　甘露这样写道：“三点钟，我们准时到达医院，直上二楼周扬同志的病室，病房的门是开着的。我们三人走近房门，周扬和苏灵扬看到了我们，就走过来招呼我们进房落座。病室椅子少，苏灵扬便坐在床上。丁玲对周扬说，前几天听说他住院，并且一两天内要东渡日本，所以特来看望；接着问了一下他的病情，表示慰问等等。周扬同志精神很好，说他这次住院没什么大病，是来检查身体的；访问日本，已定好了时间，不能不去等等。接着他谈起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造反派把他打成假党员，把他的耳朵也打聋了。听到这些，我们大家都很沉痛，脸上流露着惋惜和悲愤的神情。接着周扬同志说，夏衍同志的腿也是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打坏的；还告诉丁玲，夏衍也住医院，就在楼下；还说夏衍住院也闲不住，电影界几乎天天有人来找他，听台词录音，讨论剧本等等。他建议丁玲顺路去看看夏衍。谈话大约有半个小时，丁玲等便起身告辞，周扬一直送出走廊。”“我们来到楼下夏衍的病房，他正坐在椅子上，左右有几个同志围着他，大概正在谈论一个剧本。丁玲走进病房叫了一声‘夏衍同志’。 夏衍回过头来看到丁玲，赶忙站起来，拐了几步迎着丁玲，互相握手问候。丁玲看见他正有工作，还有两三个同志围在身边，不便打扰，就要告辞，主人也不再挽留，我们三人便乘车回到友谊宾馆。”（《一次难忘的探视——忆丁玲探望周扬》）

　　丁玲自己这样写道：“一九七九年夏天，从乡下回到北京不久，我从理智上认为我应该去看看一个老熟人，我们邀了另一位朋友同去。这位老熟人虽正住在医院，但比我想象的好，红颜白发，行动也矫健，稳重如往昔。从前说话中常常带一点的‘嗯，啊’的神气也依旧存在，只是声音比较小，好像只在喉咙眼里打转。我有点耳背，听他的话很吃力，但又不便重问，只好装作听见了似地点点头，眨眨眼，但话的大意是清楚的。他很有感触地讲了‘文化大革命’中他自己的遭遇，他妻子的遭遇。这些事自然是很悲哀的，文艺界几乎没有一个人能逃脱那种磨难，而且是尽人皆知的事，我听了之后自然很同情。不过这些事我听得太多了，见得太多了，受得太多了，也许我不应该，我真的有些麻木了，但我是去看望病人的，只好耐着性子听完（可能仍是没有完），才告辞回来。”（《我读〈洗礼〉》）

　　显然，丁玲对周扬的表现不满意，她不是来听周扬诉说他自己遭遇的。她的遭遇远甚于他，而且他负有责任。

　　陈明听到周扬仰着头在沙发上轻声说了一句：“责任也不能全推在一个人身上。”回去后他把这话告诉丁玲，两人一起猜周扬是指谁，是指他自己，指林默涵、刘白羽，还是指毛主席？陈明说，周扬对过去错整了丁玲的事一句不提，也不问丁玲这些年的情况，却在那里诉自己的苦，说他的耳朵被打聋了。

　　丁玲就是想听周扬当面向她承认错误，但是一直到死，都没有听到周扬说一句道歉的话。

　　五个月后，11月6日，全国文代会期间，周扬突然到木樨地丁玲家里造访。不巧，丁玲因为那几日咳嗽厉害，去友谊医院看病了，两人未能见面。如果丁玲在家，周扬会不会说一句认错道歉的话呢？两个人的关系会不会有所改善呢？既然周扬对那么多被他整过的人都认了错，为什么不能对遭受迫害最深的丁玲认个错呢！丁玲不是抓住小辫子不撒手的人。

6、争一个“党员身份”

　　5月1日，丁玲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再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了《重印前言》。这篇文章发表在7月18日《人民日报》上。这是丁玲第一次在党中央的机关报上亮相。

　　丁玲在《重印前言》中，满怀激情地抒发了对毛泽东的崇敬之心。她回想起当年在阜平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的情景，那时她腰痛很厉害，行走困难，夜里睡不着觉，白天把腰贴在炉壁上烫着写作。但她就像火线上喊着毛泽东的名字冲锋的战士，想着这本书是为毛主席写的，有一天要呈献给毛主席看的。她忍着剧痛把这本书写完。她说：“当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我不愿把这种思想、感情和这些藏在心里的话说出来。现在是不会有人认为我说这些是想表现自己，抬高自己的时候了，我倒觉得要说出那时我的这种真实的感情。”

　　这些话，是丁玲在毛泽东写了《再批判》、自己遭受了二十年不白之冤后说的。文章发表后，张凤珠去友谊宾馆看她，对她这种心情表示难以理解。丁玲笑了笑说：看来这二十多年，你政治上进步不大。这句话意味深长。

　　6月20日，戈扬和张凤珠来看丁玲，并向她转达了中国作协的通知：第四次文代会即将召开，要她准备在会上作一发言。第二天，丁玲致函“张僖同志并请转作协党组”，要求根据党的政策，根据改正的结论，尽快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以党员作家身份参加即将召开的四次文代会。信中说：“至于我个人出席这次文代会，我认为应该像1958年以前的两次文代会一样，明确地是以共产党员作家的身分参与会议。因为既然我的历史问题已经澄清，不存在敌我性质的问题，‘丁陈反党集团’根本不能成立，右派属于错划，改正结论中决定恢复我的党籍和行政级别，恢复我的政治名誉，那末便应该如此。只是现在我的改正结论中关于历史部分尚在重写。对此，我已在今年六月八日呈交的书面材料中再次申述过我自己的意见，希望能得到你们的考虑、采纳和及时处理，俾能早日恢复我的组织生活。”

　　6月24日，丁玲再次致函中国作协党组并转报中宣部，要求确认自己参加文代会的党员身份。但是，作协党组迟迟没有答复。

　　在这期间，丁玲却频频地在全国人民面前“亮相”：6月6日，她出现在《人民日报》登出的补选的五届政协委员名单里；6月15日到7月2日，她出席了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在小组会上的发言印入会议简报，邓颖超还和她拍了合影。《人民日报》刊登了丁玲的照片，新华社发表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将要再版的消息。七月号《人民文学》上发表了《杜晚香》。

　　“七一”前夕，全国政协会议期间，丁玲接到一个通知，要她出席政协第33组党员会议。因为作协还没有恢复她的组织生活，因此她走进会场时有些犹豫，问召集人周而复：“我没有走错地方吧？”周而复热情地回答：“你没有走错，就在这儿！”这是二十多年来，丁玲第一次参加党员会，会后，她激动地写出散文《“七一”有感》：“党啊，母亲！我回来了，今天，我参加了政协党员会。整整二十一年了，我日日夜夜盼望着这一天。”这篇文章登在七月一日《北京日报》上，中国作协党组对此很不满意。

　　现在，丁玲又要为恢复自己的党籍和组织生活而奋力力争了。

　　9月20日，丁玲第三次写信给张僖并转作协党组，要求早日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信中说：对于作协复查办公室的复查结论，“除历史部分我保留自己的意见外，其余部分虽然还有意见，但为了顾全大局，我在结论上签了字。今年六月，感谢党中央的安排，我参加了五届二次政协会议，而且能够发表文章。但我的党的组织生活，至今没有恢复；我的生活费，至今仍按一九七五年‘四人帮’掌权、释放出狱时的规定，每月八十元，由山西长治按月寄来；我的户籍仍在长治农村老顶山公社。而且，按照我们党的一贯传统和政策规定——全错全纠，在多大范围内搞错的，在多大范围内平反，这里确实还有许多应做的事而没有做。因此，我不能不考虑，即使我有幸得到了参加这届文代会的资格，但过去强加于我，而且连篇累牍公开散布的错误结论没有公开撤销，一些不实之词没有推倒，没有恢复历史的真正面目，没有恢复组织生活，没有恢复政治名誉，我只是由‘大右派’进而为‘摘帽右派’、‘改正右派’，以这样的身份，以类似得到宽大处理的战俘身份去参与文代会，除了证明落实党的政策受到了阻碍，纠正历史的错误不彻底，不及时，不得力外，对党，对文代会议，对工作能有什么益处，能起什么积极作用呢？为此我曾在六月下旬写信给你们，希望早日落实政策，及时恢复组织生活，使我能像五十年代的两次文代会那样，以正常的共产党员的身份参与会议，但可惜没有得到答复。现在再一次向你们汇报并提出，请予指示。”

　仍然是毫无反应，没有回音。中国作协以冷漠和沉默，回应满怀热望急于回到党的怀抱的丁玲。

　　无奈之下，丁玲不得不求助于中宣部。9月23日，她致信中宣部廖井丹副部长和胡耀邦部长：“我认为应该明确我参加会议的政治身份。既然作协的复查结论确认一九五五年的反党集团的结论是错误的，五七年的右派是错划，并决定恢复我的党籍、行政级别，那么我便应该像最早的两次文代会时那样，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参与这次文代会，这是自然的。早在六月间，我便向作协党组书面陈述了这一意见和要求，但是没有得到答复。……难道因为我对历史结论有不同的保留意见，就能拖延党籍等问题的解决吗？万一我认为历史结论不合事实被迫做长期保留（这是党章允许的），是不是这些问题就一直不予解决呢？我想这是不应该的。现在离文代会日期不远了。我又一次向作协党组提出这一要求（请参阅附信），并且向您们呼吁，恳切希望得到您们的支持。”

　　9月，丁玲参加了两个老熟人的追悼会，一个是邵荃麟，一个是周立波，都在1957年的大会上严厉地批判过她。还有一个当年的重要角色登门拜访，康濯来表示歉意。丁玲和陈明像对老朋友一样很热情地接待了他。

　　国庆节到了，这是丁玲二十多年来第一次在北京过国庆。她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大会，出席了国庆招待会。国庆节过后不久，10月22日，她迁入了木樨地新居，那是一幢高干部长楼，她住在九层，戏曰“九重天”。从此，她居有定所，终于在北京城里又有了一个真正的“家”。

　　就在她搬家的同一天，中央组织部发出宣干字22号文：“中国作家协会筹备组：丁玲同志的复查结论正在审批。鉴于第四次文代会即将召开，丁玲同志已当选为代表，请先自即日起恢复其党籍，恢复其组织生活，并请转告第四次文代会领导小组。”

　　两天之后，张僖来到丁玲的新居，通知她恢复党籍和组织生活的消息。此事丁玲在6月提出，至此已有四个月。

　　为何最终出面解决的，是中央组织部？黎辛在《我也说说“不应该发生的故事”》中说：1979年秋初，在一次文代会领导小组会议上，中组部宣教干部局郝逸民副局长转达了中组部关于丁玲问题的两个意见。“他说丁玲的复查结论写出来了，丁玲对结论还有些意见，问题没有最后解决，但右派肯定是划错了，要改正的，中组部提出来让丁玲参加文代会的党员会议，并先恢复她行政七级的待遇。丁玲是全国政协委员，已经参加过政协党员会议了。丁玲现在在木樨地分了房子，一个月八十块钱生活费有困难。作协复查办的负责人说，右派没有改正，不好这么做。副部长说，对没有改正的右派不能这么做的，至于中组部有什么意见，请写书面意见给我们。十月中组部来公函，先恢复丁玲中共党员的组织生活。”此处的“副部长”即周扬。当时黎辛是文联副秘书长，参加四次文代会的筹备工作，所以了解内情。

　　10月30日，全国第四次文代大会在北京西苑饭店开幕，丁玲以党员作家的身份出席。在同时套开的全国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她当选为新一届中国作协理事，她的票数仅次于巴金，与茅盾并列第二。在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她重新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会议期间，丁玲见到了许多老朋友，劫后重逢，十分高兴，原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和学员纷纷来看她，簇拥在她身旁合影，有田间、康濯、马烽、徐刚、徐光耀、邢野、陈淼、吴伯箫、公木、刘真、张凤珠、李纳、逯斐等，他们依然敬重爱戴他们的老师。

　　11月8日下午，作代会在西苑饭店会议室举行大会发言，由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李季主持。丁玲来得晚，她在大会接近尾声时，作了长篇发言。这是丁玲复出以后，首次在文艺界大型会议上讲话，听众屏气敛声，精彩处掌声持久不息，场内气氛十分热烈。她说，要是没有我们正确的英明的党，我丁玲这一辈子就没有机会来北京，也没有机会见到大家，我就在这个世界上消亡啦！现在我有发表文章的权利了，很多报社、杂志都来找我，约我写文章，这是我长期以来不敢梦想的事情，我没想到我还能有这一天。她还讲到文艺界的宗派问题，说要是不把这个东西反掉，就很危险。接着她讲了一件事情：“就说派吧，据说是从延安就有了的。一名外国记者，赵浩生先生写过一篇访问报告，说延安嘛就有宗派。有两派，一派是‘鲁艺’，为首的是谁谁。另有一派是‘文抗’派，‘文抗’派是以我为头子，还有艾青。”“其实，谁有派、谁是派的头子大家心里明白嘛。”

　　这件事的起因是这样的：第二期《新文学史料》上面转载了香港《七十年代》月刊的一篇访问记《周扬笑谈历史功过》，作者是赵浩生，采访时间大约在1978年夏天。文中引用周扬的话说：“当时延安有两派，一派是以‘鲁艺’为代表，包括何其芳，当然是以我为首。一派是以‘文抗’为代表，以丁玲为首。这两派本来在上海就有点闹宗派主义。大体上是这样：我们‘鲁艺’这一派的人主张歌颂光明，虽然不能和工农兵结合，和他们打成一片，但还是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这一派主张要暴露黑暗。”“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王实味的文章《野百合花》，丁玲的文章《三八节有感》。他们公开发表文章，表示对情势不满意。特别是丁玲，那时候是《解放日报》文艺版的主编，她自己首先发表文章。这样的现象不但毛主席注意到，许多老干部也注意到了。他们从前方回来，说延安怎么搞得这么乌烟瘴气……”

　　丁玲读了，立刻想起周扬1957年7月25日在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上的发言中，批判她在南京、在延安、在北京，三个时期对党不忠诚。后来刘白羽等许多人的发言，都以此为基调，批判丁玲对党不忠诚。现在，周扬不仅抓住南京的问题不放手，又翻腾出延安时期的老账，这不还是重复1957年批判的调子吗！丁玲自然有气生。

　　丁玲讲完，会场上出现了一个小高潮，几个曾经在反右派斗争中受到错批错划的同志纷纷讲话，并不断赢得掌声。这时，会议主持人李季请周扬讲几句。周扬讲到自己受迫害，被打聋了耳朵，讲到被打散的文艺队伍今日重聚，讲到“文艺的春天来临了！”这时萧军在台下高喊：“周扬同志的春天，就是我的冬天！”

　　文代会之后，丁玲于12月21日再次给中组部写材料，要求坚持中组部1940年所做的历史结论。中组部把中国作协的复查结论和她的申述材料一起，报送中央。

　　1980年1月25日，中央发出机发[1980]30号文：“中国作家协会：同意你们关于丁玲同志右派问题的复查改正意见，恢复其党籍和政治名誉，恢复原工资级别。关于丁玲同志历史上被捕中的问题，同意维持中宣部一九五六年十月所作‘在敌人面前犯有政治上的错误’的结论。对该结论中说丁向敌人写‘申明书’‘是一种变节性的行为’一词，可予改正。”

　　这是中共中央的正式意见，顶天了。

　　1980年3月5日，中央组织部发出宣干字8号文：“中国作家协会：二月九日关于丁玲同志享受副部长待遇问题的报告收悉。经研究，同意恢复丁玲同志的副部长待遇。”

7、“我可以死了！”

　　丁玲的党籍恢复了，工资级别恢复了，政治待遇恢复了。但是，她的“历史问题”仍然留下一条尾巴。这个不屈不挠的老太太并不善罢甘休。

　1980年12月，她在填写干部履历表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一栏时写到：“（一）1979年中央组织部审干局负责复查我在南京的一段历史。遵守党章规定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我曾几次书写材料，详述历史事实和理由，要求维持1940年在延安中央组织部所作的结论，并且表示，不能同意作协复查办公室的意见：维持1956年中宣部党委会的结论。我还向审干局提出，在个人和组织上意见发生不一致时，按照党章规定，要求把我的书面申诉同时呈报上级审批。至今我不知道中组部审干局是否这样办过。我的申诉是合理或是错误，至今也未见到批复。（二）中组部审干局报送中央维持1956年结论的意见，既经中央审批过了，党员自然应当组织服从，当如果中组部审干局报送中央审批时，并未把我的申诉材料同时上报中央，则我保留向中央继续申诉的权利。”

　　对此，中组部审干局答复：“丁玲79，12，21申述材料已上报中央。”

　　1981年，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青年教师王中忱、尚侠，写了一本《丁玲生活与文学的道路》，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国内第一本丁玲研究专著。他们的老师蒋锡金，在抗战时期曾经同楼适夷、老舍一起编辑过《抗战文艺》，通过这个关系，他们找到了楼适夷，请他写一篇序言。楼适夷爽快答应了，1981年12月写了《美丽的心灵——序〈丁玲生活与文学的道路〉》一文。文章写就，楼适夷很想能够在报刊上发表一下，就在1982年1月12日给《文艺报》的老友孔罗荪写信说：“罗荪兄：刚写了一篇短文，想在《文艺报》发表，可用与否，请提前一阅，于一二周内示复，以便不用时我可以投寄他刊。”1月16日，孔罗荪在信上批道：“文章我已看过，请送冯牧同志阅处。”1月21日，《文艺报》的唐达成给张光年写信请示说：“送上楼适夷同志写的一篇关于丁玲同志的文章。此文是他交给罗荪同志要求在《文艺报》上发表的，我请冯牧同志看过，他指示送上请您审阅。此文我们觉得有不少溢美之词，而且涉及到一些历史事实，不知他所述是否妥当，所以需要审慎对待。但他本人要求《文艺报》发表，我们应如何回复他，也很费斟酌，请您审阅后，给我们以指示。”

　　同日，张光年批复：“冯牧、罗荪、二唐同志：楼文涉及某一段历史事实，与中央对她的结论直接抵触，不宜发表。此点是否通过罗荪同志告诉作者？请冯牧同志考虑。”

　　这个批复，代表了当时文艺界领导人对于丁玲历史问题的普遍观点。

　　历史结论的彻底解决，是在四年之后。时任中组部副部长的李锐，起了关键性作用。

　　丁玲和李锐同是湖南老乡，先后在长沙岳云中学读过书，又一起在延安《解放日报》共过事，关系比较熟。1933年丁玲被捕后，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了丁玲的《母亲》、沈从文的《记丁玲》，李锐都仔细读过。1941年在《解放日报》，李锐是国内版编辑，丁玲是文艺栏主编，同在一个窑洞里办公，天天见面，闲谈的机会很多。有一天，他们谈得很晚，丁玲详细谈了在南京被软禁和出逃的经过。后来两人同被打为右派，都去过北大荒，1979年以后又同住一幢宿舍楼，来往也比较多。有一次，李锐到丁玲家里，看到一幅丁玲的半身油画像，当即吟诗一首：“北大荒人十二冬，惯听雪夜白毛风。三千白发何须问，掏出心肝依样红。”

　　1983年8月初的一天晚上，陈明同丁玲一起，到李锐家里串门，被大雨隔在那里，便多坐了一会儿。李锐过去对于丁玲的历史问题不大清楚，这时便详细询问。他认真听完了，说既然对于过去的历史结论不同意，可以写一份详细材料给中组部，再次申诉嘛。李锐是支持丁玲申诉的。但是中组部在讨论丁玲历史问题的结论时，分歧很大。为了慎重，9月28日，中组部干审局何载、张冀人两位同志来到丁玲家里，详细向她了解在南京的情况，并请丁玲补充这方面的材料。此后，陈明查阅了大量资料，并亲自执笔，帮助丁玲写了补充说明材料，10月24日送交何载同志。

　　为丁玲彻底平反，得到了胡耀邦的支持。1984年1月21日下午三时，胡耀邦约见李锐，前一天，李锐在拟定第二日谈话提纲时，最后一个问题是“谈丁玲事（中组部拟为丁玲彻底平反）”。胡耀邦早在1979年春天就说过：丁玲的历史结论应该坚持1940年中组部的结论。那时他是中宣部长，现在他是党中央总书记，他的意见举足轻重，甚至可以拍板定夺。

　　中组部在认真听取了丁玲的陈述，查阅了档案材料，并做了大量调查工作的基础上，于1984年3月作出《关于对丁玲同志申诉的复议报告》，上报中央书记处。报告说：“一九八三年八月丁玲提出申诉，要求撤销一九五五年作协党组关于丁、陈反党集团的报告，补发平反改正这个问题的通知，以消除影响；对历史上被捕问题，希望仍维持一九四0年中央组织部做的结论。我们查阅了一九八0年一月经中央批准的关于丁玲同志被捕问题和右派问题的复查报告以及有关档案材料，听取了她的意见，并征求了五十年代处理丁案的负责人李之琏同志的意见。现将丁玲同志两个问题的主要情况和我们复议意见报告如下……”

　　报告认为，对丁玲一九三三年五月被捕至一九三六年九月逃离南京的这段历史，经过多年的审查，应当肯定审查清楚了。“一九五六年以来的审查结论都是依据以下三点认定其问题的性质：（1）与叛变的爱人冯达同居；（2）国民党每月给一百元生活费；（3）写了一个‘申明书’。前两点，丁玲同志到陕北后就向组织上交代了，且已写入一九四0年中央组织部为她作的结论里，结论时考虑到丁玲的实际状况，即：（1）丁玲当时是有名的女作家，她被捕后，中外各界知名人士发动营救，国民党没有敢杀害她，反而给她‘优待’。这种情况是特殊存在的。（2）丁玲自述，她那时身陷困境，有身不由己的实际情况；同时与冯原来就是夫妻，因而与冯同居。但最后她还是断然抛弃了冯，回到革命队伍，因此，在结论中没有看做是她被捕中的错误。我们意见，对这两个问题仍维持一九四0年中央组织部的结论。

　　“关于丁玲同志写‘申明书’的问题，可从两方面看，一方面，只有她本人的交代，没有直接证据。‘申明书’的内容，没有以共产党员身份发表自首悔过的言词，说‘出去后，不活动，愿家居养母读书’，是属于为了应付敌人，一般性表示对革命消沉的态度。另一方面从丁玲同志整个被捕情况看，她被捕后拒绝为敌人做事，写文章，曾想逃跑、自杀均未成，最后她终于想方设法找到组织，并在组织的帮助下逃离南京，转赴陕北。被捕中并没有危害党组织和同志安全的行为。事实表明，她并不是‘消沉下去’，相反是积极设法逃脱牢笼，继续革命。据此，可以认定丁玲同志写‘申明书’问题，既不属于自首性质，更不是变节性质。”

　　报告说，“我们意见，对丁玲同志一九三三年被捕问题，以此结论意见为准。”

　　中组部还拟定了《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说这一文件“拟经中央批准后，以中组部名义转发各地和中央各部门。”

　　中组部的这一文件曾交由中宣部的部务会议讨论。1984年3月22日，中宣部长邓力群签署意见：“野苹同志：中宣部部务会议讨论一次，一致同意这个报告，只对一句做了修改，建议中组部找陆定一、周扬、林默涵、张光年、刘白羽等同志，听听他们的意见，向他们做些解释。”这几位，都在50年代参加或参与处理过丁玲的历史审查结论。

　　3月24日，中组部副部长陈野苹批示：“复印分送，如有意见，请告郑伯克同志。此件已经乔木同志同意。”

　　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张光年，4月1日的日记中有：“与刘白羽通电话，他已接到中组部、中宣部关于丁玲历史问题平反的通知，还没有去征求他的意见。”

　　陈明说，在征求几位重要当事人的意见时，林默涵、刘白羽同意中组部的报告；周扬不同意；张光年压了一个月，没有表示态度，但在退回文件时，附上了国民党特务徐恩曾的回忆录。徐在回忆录中说，当年在南京对丁玲多有优待。

　　张僖曾在协和医院的病房里向笔者讲过，张光年把中组部的征求意见稿和徐恩曾回忆录拿给他看，他看后认为，徐只写了给丁玲一百块大洋养着，和他们一起打麻将，并未写她自首叛变，因此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徐恩曾回忆录是作协×××从香港带回来两本，一本给了张光年。

　在某些人眼里，这个“历史问题”就是丁玲脑袋上的一道“紧箍咒”，他们实在不愿意除掉它，不知道是出于何种考虑！

　　在中宣部讨论中组部文件的部务会议之前，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给另一位副部长贺敬之打电话，要他在会上讲讲。周扬知道，贺敬之对于丁玲历史问题的认识，受到他的影响，有些他自己不好讲的话，可以借贺敬之之口说出。次日开会，周扬发言说：过去的结论也是经过多次审查才做出的，现在这个稿子里举出的根据是否充分呢，恐怕不要太急吧，贺敬之同志也可以谈一谈嘛！

　　但是贺敬之在看了中组部的文件后，认为事实充分，讲得有理有据，实在提不出什么不同的意见。他对于丁玲的历史问题有了新的认识。这就引起周扬极大的不满，甚至对贺敬之说：你今后还想不想在文艺界工作呀？你是否认为“叛徒哲学”还有理呀？你如果这样看，就站不住了！

　　果然，从此贺敬之就受到一批人的疏远和冷遇，流言蜚语也多了起来，说他背叛了周扬，投入了丁玲的怀抱。贺敬之怎么也不会想到，以人划线这么厉害，周扬的势力这样大！这不是搞宗派嘛！

　　从三十年代的上海到四十年代的延安，从五十年代的北京到八十年代的北京，从丁玲的冤案到丁玲的平反，曲折复杂的历程中透视出多少丰富、深刻、令人深思不已的内涵！

　　给丁玲彻底平反，阻力就是这样大，甚至在中组部的文件下发之后，一些相关单位也拒不按照文件规定，向全体党员群众传达。

　　中组部的这个文件正式下发之后，刘白羽来到丁玲家中，表示：“我请罪来了。”丁玲立刻截住话头，不让他再说下去。丁玲逝世后，刘白羽又在一篇怀念文章中写道：“……我作为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在丁玲所遭受的苦难中，我必须承担历史的重责，因而对丁玲永怀深深内疚。”林默涵在“三S”（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见到丁玲，说：“中组部的文件好，平反了你的问题，也纠正了我的错误。”丁玲回答：“俱往矣！”

　　1984年7月25日晚上10点，李锐给丁玲家里打来电话：《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已经中央书记处批准，即将下发。电话是陈明接的，丁玲正在协和医院住院，治疗她的糖尿病。第二天上午，陈明把这个消息带到了医院。

　　丁玲的第一句话是：“这下我可以死了！四十年沉冤，这次大白了。”并当即拿过录音机，录下她的声音：“1979年我从山西回到北京以后，组织上给我平了反，恢复了我的党籍，恢复了我的工作，让我住上了木樨地的高干楼。但是，我仍感到，还有一块阴云不时笼罩着我，还有阵阵阴风，不时袭扰着我。我总觉得对我在南京的那段历史，还是有人不肯改口，背地里算计，说我这样那样，千方百计阻挠组织上做出实事求是的公正结论。……我觉得现在再没有我担心的事情，我轻松了。我死了之后，不再会有什么东西留在那里，压在我的身上，压在我的儿女身上，压在我的亲人身上，压在我的熟人我的朋友身上，所以，我可以死了。”

　　8月1日，中央组织部颁发（1984）9号文件《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各人民团体党组，解放军总政治部：我部《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业经中央书记处批复同意，现发给你们，以消除影响。”

　　《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中说：

　　“一九七九年，中国作家协会对丁玲同志被定为‘反党集团’、‘右派’、‘叛徒’的问题进行了复查，作出了改正结论，并于一九八0年一月由中央组织部报经中央批准同意，恢复丁玲同志的党籍，恢复政治名誉和原工资级别。但有些问题解决得不够彻底。且没有在适当范围消除影响。为此，特作如下通知：

　　“一、一九五五年、一九五七年定丁玲同志为‘丁、陈反党集团’、‘右派分子’，都属于错划、错定，不能成立。对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中央批发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和一九五八年一月中央转发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经过报告》，应予撤消。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消除影响。

　　“二、‘文化大革命’中把丁玲同志打成‘叛徒’，属于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平反。丁玲同志一九三三年五月在上海任‘左联’党团书记时，因其丈夫冯达叛变后把她出卖，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押解到南京；一九三六年四月鲁迅告诉冯雪峰，听史沫特莱说，丁玲曾想找党的关系。史沫特莱也向冯雪峰说了。九月冯雪峰通过张天翼，与丁玲取得联系，在冯的安排下，她由南京逃到上海，然后派人送她到西安，转赴陕北。丁玲同志历史上这段被捕问题，从一九四0年以来，党组织进行过多次审查，同她本人的交代基本相符。关于说她在南京拘禁期间，曾与叛变的爱人冯达继续同居和在一段时间内接受过国民党每月给的一百元生活费的问题，她一九三六年到陕北后即向组织上交代了。因此，一九四0年，中央组织部进行了审查，并作出了‘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的结论。以后多年来的审查也未发现新的问题，因此‘仍应维持一九四0年中央组织部的结论。’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审干时，丁玲同志补充交代了她一九三三年十月给敌人写过一个申明书，其大意是‘因误会被捕，生活蒙受优待，未经什么审讯，以后出去后，愿家居读书养母。’丁玲同志这个‘申明书’只是为了应付敌人，表示对革命消沉态度，没有诬蔑党、泄露党的秘密和向敌自首的言词。

　　“三、丁玲同志在被捕期间，敌人曾对她进行威胁、利诱、欺骗，企图利用她的名望为其做事，但她拒绝给敌人做事、写文章和抛头露面，没有做危害党组织和同志安全的事。而且后来辗转京沪，想方设法终于找到党组织，并在组织的帮助下逃离南京，到达陕北。

　　“四、丁玲同志是我党的一位老同志，在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革命斗争中和文艺工作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对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一九五七年以后，她在二十多年的长时间里，虽身处逆境，但一直表现好。一九七九年恢复工作以后，她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顾年高体弱，仍积极写作，维护毛泽东文艺思想，教育青年作家，几次出国活动，都有良好影响。‘事实说明，丁玲同志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现决定为丁玲同志彻底恢复名誉；因丁玲同志被错定、错划而受株连的亲友和同志亦应一律纠正，推倒一切不实之词，消除影响。”

　　文件重申：“事实说明，丁玲同志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这是1940年中组部审查结论里的话，是毛主席加上去的。

　　这个文件不仅消除了丁玲历史问题的所谓“污点”和“疑点”，而且提出，中央1955年12月和1958年1月批发、转发中国作协党组的两个报告，也应予撤消。所以说，它是为丁玲彻底平反的文件。

　　丁玲看到这份文件后，立刻写信给“中央组织部并请转亲爱的党中央”，抒发心中的感谢与激动之情：“我还有什么说的呢？没有了。我只有向党盟誓：丁玲永远是属于中国共产党的，是党的一个普通的忠实战士。

　　至此，当代中国文坛上最为复杂曲折的冤案之一，划上圆满的句号。

尾声

　　1985年9月11日下午，刘白羽来到协和医院，看望住院治疗的丁玲，两人进行了一次长谈。这大概是丁玲复出以后两人唯一的一次长谈。他们谈到了1955年，1957年，也谈到了周扬。

　　丁玲说：1957年作协党组扩大会闭幕后，我走的时候，周扬跟我说过两句话，第一句话：以后再也没人叫你同志了，你有什么想法？1957年那个时候，我当然无话以答。第二句话：我看，还是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他很得意呀，他胜利了嘛，我是失败者嘛，我是反党集团、右派分子嘛！

　　刘白羽说，周扬现在得了脑软化症，说话很吃力，有人去看他，他还常常流眼泪。

　　丁玲说，天晓得，你要是不得脑软化症，那还是你笑到最后你笑得最好，我顶多只能翻身么，我还有许多遗留的问题在那里么，你没有啊，可惜你脑软化了。说罢哈哈大笑。

　　1986年3月4日，丁玲在协和医院病逝。享年82岁。

　　1989年7月31日，周扬在北京医院病逝。享年81岁。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