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有些慌乱，自己的痛苦她忍受得了，但给儿子造成的痛苦让她深深自责。她询问了刘白羽谈话的内容，也源源本本把自己在南京那段历史对儿子讲了一遍，她说：“我们是母子，你可以相信你的母亲，相信你母亲这个老共产党员。你也是共产党员，也可以自己思考判断。”晚上，丁玲又同祖林谈起早日回苏联的事情，她要祖林乘飞机回去，她说，三四天后，在莫斯科就会看到今天的《人民日报》，我很不放心祖慧，她什么情况都不知道，要是说出什么同党不一致的话来如何是好，至少会影响她预备党员的转正。祖林同意了。

　　第二天上午，夏更起按丁玲的安排，去储蓄所取了款，给祖林买了一张11号的飞机票，这张机票的价钱是八百元。

　　8月9日下午，作协党总支副书记胡海珠，又打电话找蒋祖林去谈话，要祖林返回苏联以后继续回想思考，把揭发材料寄给作协，或者通过大使馆转给作协。胡海珠因为还要去大会上发言，所以这一次谈话只有十分钟左右。

　　10日晚上，祖林开始整理行装。丁玲坐在他的床上，长叹了一声说：“麟儿，我很对不住你们，让你们受苦了！”她嘱咐儿子，一定要听党的话，党现在认为妈妈反党，你也应该这样认识。我的问题就是这样了，你自己好好学习，好好生活吧。

　　作为母亲，丁玲希望儿子相信自己，爱自己；作为党的干部，她希望儿子相信党，相信组织。她害怕失去儿子，她更害怕儿子因“丧失立场”在政治上犯错误。这两年，丁玲已经是死去活来，活来又死去，几经折腾，不大在乎了，可是儿女无辜，他们的生活、事业才刚刚开始呀！

　　第二天是星期天，清晨，丁玲听见祖林的动静，就穿衣起来了，她几乎一夜都没有睡。祖林去吃早餐，丁玲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忽然有一种生离死别的感觉，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见到儿子，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儿子。她从来没有在告别时如此强烈地悲哀过。祖林来向她告别了，她看着祖林坐上小汽车，看着汽车消失在胡同口。丁玲泣不成声地喊着：儿子，我的儿子！

8、人民日报：攻破丁陈反党集团

　　有些日子是平常的日子，有些日子是难忘的日子。8月7日这一天，就发生了好几件难忘的事情。

　　下午，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第13次会议。首先发言的是白朗、李纳，郭小川对她们的发言不满意。然后是康濯两个小时的长篇发言，郭小川认为“说服性很差，我们几个人都很不满。”会间休息过后，是何其芳和老舍发言。

　　徐光耀说，“老舍先生的发言最具个人特色，依然保持他幽默、冷峻、直白的一贯风格。听内容，名为批丁陈，实则颇多弦外之音。”

　　老舍的发言与众不同，绵里藏针。他没有什么上纲上线，净是些大实话。他说，今天的会是为了作家的团结，我既无可揭发，就谈谈心吧。我爱党，因而也爱党员和党员作家。举个例子说，有一次冯雪峰同志指着我的鼻子，粗暴地批评我的作品，我接受了他的批评，没有闹情绪。事后，荃麟、默涵二同志为此事来看我，他们可以证明我毫未介意，因为雪峰是我所尊敬的有学问的党员。况且，他与我都是作协的副主席，我若为此小事闹意见，便不利于作协的工作。我钦佩丁玲、赵树理等党员作家的成就。但是，我对配合卫生运动，写打苍蝇的快板等通俗作品的作家也不轻视。我在工人曲艺汇演大会上曾说过，写打苍蝇的作品也是好的，没有理由遭到轻视。真的，要是任凭苍蝇猖狂，连莎士比亚也会得传染病，一命身亡。我早知道有人不大敬重我，我可是没向任何人窃窃私议过。他们说，我当作协的副主席，是把我抬得过高了。我说，并不高。当初重庆成立作协时，因怕张道藩抢作主席，所以根本不设主席，只设几个部长，掌管会务，实际负责的是我，应付张道藩的是我，团结大家的是我。因此，我虽然没闹革命，但张道藩随时可以把我送进监狱。营救骆宾基、魏猛克的是我。冯雪峰同志来到重庆，我们须向潘公展递手本，签名保他的有我，其他三个人都有靠山，我没有，雪峰若是跑了，我得入狱。我不是在这里表功，更要紧的是解放后我可曾拿这些当作资本，争取当作协副主席没有？没有！作家最大的资本应该是干净的灵魂。组织作协的目的之一是团结作家，我在重庆团结过作家，我有资格当作协的副主席。我不是向上爬的人，我不会向首长们吹嘘自己。我爱打哈哈，常说错话，做事也有许多缺点，可是我也有好处，不吹牛。今天可以算是汇报性的吹牛吧。当了副主席之后，我为作协作了许多事，特别是招待外宾，外宾在我家里吃饭，我送给外宾小礼物，我都没向作协要过钱。我不争待遇，没上过北戴河、颐和园，市人民委员会屡次叫我到颐和园去休息，我不去，我有自己一个小院子，为什么要上颐和园而把别人休息的机会挤掉呢？要写作哪里都是一样，写不出就是到瑞士去也还写不出。刚刚回国时，我需要薪资，这二年收入好转了，我一再向周扬同志表示停止给薪。我既拿薪水，就不该再向作协要求什么。我看，对作协的庶务科说，我是最省事的副主席。来参加这个会，丁玲同志，我不是抱着幸灾乐祸，看热闹的态度，我以前尊敬过你，我爱党，爱作协，现在你反党，破坏团结，我又不能不恨你。你以为你是“朕即文学”，没有你不行，我看没有你更好，除非你能改过自新。我希望你改过自新。说老实话吧，别顾面子，丁玲同志，洗干净灵魂吧！你能改过，我还会向你伸出手去。你不改，我们连看也不看你！

　　那天下午，有一个人发完言下场时，一边走一边说了一句很厉害的话，半是自语，半是说给人听，他说：丁玲是最坏的女人！当时陈明就坐在他经过的地方，听得清清楚楚，心里猛地一怔，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位平素关系不错的老作家，能说出这样伤人的话来！

　　8月7日这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报道了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的消息，题目是《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重大进展（肩题）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主题）》。

　　整个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结束后，《人民日报》都发表一篇（或一组）稿件，报道斗争的进展和成果。第一次是“攻破”丁玲、陈企霞，第二次是“文艺界反党分子”冯雪峰，第三次是李又然、艾青、罗烽、白朗。这第一次的稿件，是在斗争刚刚取得突破性进展而整个阶段尚未结束就提前见报，其原因，很可能是中宣部急于向党中央报功。中宣部和中国作协党组，都十分重视这篇稿件。

　　这篇报道主要出自郭小川之手，它的写作经过大体是这样的：8月2日郭小川听说：据说陆定一请示小平同志，主张后天就登报，于是加紧炮制。3日，郭小川约来《人民日报》记者叶遥研究会议报道。5日，郭小川和《人民日报》记者田钟洛、叶遥，三个人一直搞到晚上九点多，拿出初稿，夜里11点半送交周扬审阅，周扬亲自修改了后半部分，凌晨一点半搞完。6日中午，周扬、邵荃麟、刘白羽、郭小川几个人又进行了推敲修改，然后送到《人民日报》。7日见报。

　　这篇报道，全面详细介绍了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批判斗争丁玲、陈企霞的情况，它的意义在于，把丁、陈的罪行大白于天下，把批判从中国作协扩大到全国。从此丁玲、陈企霞便成了过街老鼠，妇孺皆知，人人喊打。

　　报道说：“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从6月6日到8月6日陆续举行了十二次扩大会议。从7月25日起，会议范围进一步扩大，参加会议的有党和非党的作家及文艺工作者二百多人。会上揭发了以丁玲为首的反党小集团的活动。”下分五个小标题：1955年作协党组织为什么批评丁玲陈企霞；利用国际反共浪潮变本加厉卷土重来；配合右派的猖狂进攻勾结《文汇报》狼狈为奸；丁陈曾准备退出作协企图公开分裂文艺界；反党小集团开始崩溃，丁玲陈明继续顽抗。

　　《人民日报》的报道，也击破了陈企霞的幻想。

　　陈企霞在8月3日的大会上发言以后，心里踏实多了，坦然地“在家等候”。和1955年9月陈企霞被“隔离审查”那一次相比，“作协组织”的态度真是大不一样了。那次，一连三四个月不许家属见面，甚至写信都被扣留，这一次，作协出面为郑重请了一个月假，在家里照顾陈企霞。郑重乐观地以为：“作协组织和周扬同志一再保证‘党是要你的，是欢迎你回到党内来的’，事情一定会顺利解决。”

　　郑重太天真了，不懂得阶级斗争的残酷与复杂。“作协组织”其实是一种斗争策略，先分化陈企霞，孤立丁玲，再各个击破，最后把丁、陈一网打尽！陈企霞很快就明白过来。

　　陈恭怀写道：“暑假里的一个夜晚，父亲整夜狂躁不安，一个人闷头拼命喝酒，还不停地大哭大闹。我们吓得睡不着觉，可谁也不敢去劝他。第二天，母亲悄悄地告诉我，父亲感到他在大会上的交代是受了骗，把自己的问题说得太严重了，他自己不但被人出卖了，还使丁玲也蒙受了不白之冤，现在心里非常后悔。”

　　1958年4月，陈企霞被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取消行政十级待遇，每月发给26元生活费，去河北省滦县柏各庄农场监督劳动。　

　　8月8日下午，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第14次会议，发言的人有张光年、曹禺、阮章竞等。丁玲再次检讨交代问题，仍被认为是“没有进展”。9日下午，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第15次会议，经作协党组再三动员，冯至、吴组缃、卞之琳三位教授终于做了一个联合发言，第一句话是：“我们入党不过一年多。我们感谢党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内，不放掉任何一个机会，给我们以党的教育。”接着发言的，是当天上午被郭小川临时从电影剧本创作所找来的海默，然后是陈白尘、胡海珠、严文井、菡子、周立波。

　　8月13日下午，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第16次会议，从两点半一直开到近八点。钱俊瑞发言说：丁玲出身于封建大地主家庭，她的父亲阔绰到这般程度，他看见人家骑马姿态好看，就派人重金买回许多匹白马，每匹都给配上白缎绣花马鞍，然后要人们骑着在他面前奔驰取乐。她母亲在自己的花园里专门架起一座秋千，来打着消遣。就在这样的家庭里，再加上颓废享乐文学的影响，使丁玲的思想深深打上这个没落阶级的自私、骄傲和绝望的烙印，她在1922年加入了无政府主义党，热中于资产阶级的妇女平权观点。丁玲一边听一边觉得好笑：这些事情我都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编造出来的？

　　党组书记邵荃麟，作了两个小时的长篇发言，这是党组扩大会第一阶段的总结。他全面系统地分析批判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为把他们划为右派定下调子。

　　综观从7月25日复会之后的党组扩大会，揭发丁玲的“罪行”基本上都是两年前的陈芝麻烂谷子，新增加的只有三条，一条是浦熙修、姚芳藻到家里来询问“反党集团”问题时，丁玲不耐烦地说你们去问党组、荃麟同志好了，这被斥为丁玲勾结党外右派向党进攻；一条是丁玲说她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就要在文代会上退出作家协会，这是制造分裂。还有最厉害的一条，就是丁玲要翻1955年党组扩大会的案。

　　尽管邵荃麟很卖力气，但是周扬、刘白羽对他的长篇发言并不满意，对臧克家、钱俊瑞几人的发言也不大满意，认为那天的会开得不好。

　　8月7日攻破丁陈反党集团的消息见报后，中央感到满意，9日晚，中南海里，中央开了一次专门研究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会议，中央领导同志作了指示。周扬、林默涵、邵荃麟、刘白羽都参加了会议。郭小川在第二天日记中说：“昨天晚上，总理和小平同志召集文艺界同志谈了反右派斗争问题，认为斗争已展开，很多大鲨鱼浮上来了。”中央领导在那次会上的指示，陈徒手在《丁玲的北大荒日子》一文中有更详细的记录，他们指出：“文艺界反右已展开，但火力还不够，应该更彻底。不要有温情主义，不要认为搞得过火了、面宽了等等。个人主义在文艺方面很厉害，略有成就就反党，根本忘记他的成就是怎么来的。今天不痛，将来不知道要怎么痛，将来就痛得不可收拾。顽抗的只好毁掉，淘汰一部分，这也是挽救更多人的好办法。这些人就是文艺界的败类，如不淘汰就起腐蚀作用。如这些人不整，则搞出的东西也是资产阶级的。不要姑息名演员、名导演，给他再次登报，扬扬臭名。”

　　中央领导肯定了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鼓励他们“不要有温情主义”，“应该更彻底”。有些严厉的措辞，可能就是针对丁玲的。

9、老前辈的“爆炸性发言”

　　8月14日下午举行的第17次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是一次转折，其转折之突然会场效果之强烈，令广大与会者始料不及，甚至超出了会议主持人的预料。在这次会上，冯雪峰由陪斗变为主斗，成为会议的主攻对象。

　　冯雪峰的资格很老，1927年入党，担任过左联党团书记、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瑞金中央党校副校长等重要职务，参加过长征，人品又好，可谓“德高望重”。许多五十年代的老同志谈到他时，语气中都有一种敬重之情，说他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在1954年批评《文艺报》的文联、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冯雪峰受到批判后发言时心情沉重，流下了眼泪，觉得有负于党。

　　在1957年8月作协党组扩大会上，第一个批判冯雪峰的是许广平，时间是8月4日。许广平发言说，昨天丁玲同志的话死抱住历史，首先承认她在上海就和雪峰同志要好，因为雪峰同志和周扬同志有意见，所以她也对周扬同志有意见，这仿佛是个人问题了。雪峰同志方面，总听说多病，忙，我是绝少来往的。雪峰同志是老干部老党员了，我以老朋友的资格，希望他们回到党和人民这方面来。很可恼的是还不断有别有用心的人，借鲁迅的名字来攻击周扬同志。去年鲁迅墓迁葬时，周扬同志和我都在上海，我在预拟的发言中把鲁迅说成“作为一个中国人民”，周扬同志建议改为“鲁迅不只是中国人民当中的一个，而是中国人民最优秀最忠实的儿子”，鲁迅墓碑上的题字，也是他请主席写的。

　　接着在8月6日第12次党组扩大会上，林默涵作长篇发言，在批完丁玲之后，又说了对冯雪峰的“一点意见”，讲了三个问题：跟党的关系长期不正常，有严重的个人主义、很重的包袱；同党的文艺思想、毛主席的文艺思想相违背，重要的是在政治与文艺的关系上看法不对；有严重的宗派主义情绪，二次文代会时对老舍先生很不尊重，对郭老也不够尊重。

　　比较集中揭发批判冯雪峰，是8月9日第15次会上，人民文学出版社王任叔的发言。王任叔笔名巴人，解放初曾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1954年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副社长、总编辑，1955年冯雪峰调来做社长，他们在一起共事。王任叔揭发了冯雪峰在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中的问题，其中有一些属于他与雪峰两人在业务思想方面的分歧。他认为雪峰在整风中“有点到处点火，向党进攻”。

　　按郭小川的说法，8月9日晚上在中南海的会上，中央领导决定，作协党组扩大会下一步要展开对雪峰的斗争，扫清外围，进一步揭露丁玲及其小集团。他说，这个决定，显然是根据周扬们的汇报做出的。8月10日上午，作协党组开会，传达落实中央领导的指示，确定下一步的斗争部署，决定转入批判冯雪峰。

　　11日下午四时，周扬找冯雪峰谈了一次话，其中很多都是“老账”。参加谈话的郭小川记得，周扬问冯雪峰：“你从陕北出发前是谁交待你的任务？”冯雪峰说：“洛甫同志。”周扬问：“他怎么说的？”冯答：“他说上海没有党的组织，党的组织都被破坏了。”周扬说：我们孤军奋战，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党中央的宣言提口号，搞工作。你一来，就一下子钻到鲁迅家里，跟胡风、萧军这些人搞到一起，根本不理我们，我们找你都找不到，你就下命令停止我们的党的活动。周扬似乎还谈到，冯雪峰来上海之前，他们同鲁迅的关系还是比较好的；冯雪峰来上海之后，就和胡风等人一起包围了鲁迅，欺骗了鲁迅，鲁迅是把冯雪峰看成党的代表，当然对周扬他们就更有恶感了。鲁迅那时病很重，冯雪峰和胡风利用鲁迅生病，抛出了几篇文章，以鲁迅的名义来反对周扬们的“左联的党组织”，使他们外有白色恐怖，内有冯雪峰的打击，处境十分困难。说到这里，周扬哭了。然后他告诉冯雪峰：“要经受一次批判。”冯雪峰表示，他怕被搞成“反党小集团”的成员，周扬表示，着重批判思想，不一定要搞成小集团成员，并要冯雪峰在会上做检查。那次谈话从下午四点到七点，谈了三个钟头。林默涵、邵荃麟、刘白羽也参加了，他们只是偶尔插几句话，冯雪峰也很少讲话，主要是周扬一个人讲。

　8月13日邵荃麟“小结”性质的长篇发言，在全面批判了丁玲陈企霞之后，也讲到了“雪峰同志的反党错误”，说像他这样一个在党内有30年历史、担任过重要工作、参加过长征、住过上饶集中营的党员，和党的关系却一直不正确，说抗战开始后雪峰在上海和领导吵了一架，后来脱离党组织，跑回浙江老家去了。邵荃麟说：1953年二次文代会，就存在一种党内分裂的危机，我那时工作确实困难得很，一个《文艺报》是插手不进，要调陈企霞，就说是“调虎离山”，一个文研所是碰不得，一碰就大闹情绪，一个《人民文学》，文井去编了，丁玲、雪峰一篇稿不给。邵荃麟还批判了雪峰的文艺思想，说他同情胡风的思想，对毛主席文艺座谈会讲话是不同意的。

　　邵荃麟稿子里本来没有批判冯雪峰的内容，是9日中南海会议之后，周扬要他加进去的。邵荃麟没有谈比较敏感的左联那一段，只说“1927到1937十年中，我不清楚，只知道他在领导左联工作闹得不好，形成党内分裂的情况。这可以由其他同志来讲。”设了一个悬念，埋下一个伏笔。

　　真正对冯雪峰形成合围之势的，是8月14日大会，是夏衍的“爆炸性发言”。

　　8月14日下午两点开会，文化部副部长夏衍第三个出场，手里拿着稿子，是有备而来。他的发言内容多半是谈历史，先谈到丁玲：“我认识丁玲大概有二十八九年了，但是我大概是和丁玲接触最少、谈话最少的一个人，我不愿意多谈过去，但是为着了解这个人，不能不讲到二十年前的历史。”接着讲了一段“历史”：丁玲被捕以后，上海有一种很普遍的传说，冯达被捕之后叛变自首，带了特务去捉丁玲，目的是为了要从雪峰手里夺回丁玲，因为这时候雪峰和丁玲有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把国民党反动派扼杀左翼文化运动的一场政治事件，说成是三个人之间的一场风月恩怨，此种“解释”颇为新鲜！

　　接着就转向雪峰：“既然拉上了雪峰同志，我就想对雪峰同志讲几句话。”

　　夏衍说，1936年雪峰从瓦窑堡到了上海，不找我们，不找渴望和中央接上关系的党组织，先找了鲁迅先生，又去找了胡风，授意胡风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引起了所谓两个口号的论争，并介绍和批准胡风入党。解放后上海有一条抗拒执行党的文化政策的线，即雪峰、胡风、刘雪苇、彭柏山等。夏衍说：“我不能不想起二十年前的一桩公案，我们几个人被诬陷了二十年，今天要在这里讲一讲。直到今年八月为止，我们一直以为《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这篇文章是鲁迅先生的手笔，现在雪峰承认了这篇文章是他起草的。请在座的同志们重新读一遍这篇文章。别的问题这里不谈，我只谈其中有关所谓‘内奸’问题的一段。”然后，夏衍就有关“四条汉子”一段内容做了说明。

　　夏衍发言之后，会场气氛十分强烈，许多人很激动，许广平、沙汀、楼适夷发了言。2002年2月6日，李纳对笔者说，我挨着周立波的爱人林兰坐着，看见冯雪峰头发都白了，觉得他很可怜，我们本来对他印象都很好，我哭了，很多人都哭了。

　　黎辛回忆说：8月14日会议是最紧张的一次会议，夏衍发言时，有人喊“冯雪峰站起来！”紧跟着有人喊“丁玲站起来！”冯雪峰低头站立，泣而无泪；丁玲屹立哽咽，泪如泉涌。夏衍说到雪峰用鲁迅先生的名义，写下了与事实不符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这时许广平忽然站起来，指着冯雪峰大声责斥：“冯雪峰，看你把鲁迅搞成什么样子了？你是一个大骗子！”冯雪峰呆然木立，不知所措。丁玲也不再咽泣，默默静听。会场的空气紧张而寂静。周扬也站起来，质问冯雪峰是对他们进行“政治陷害”。后来许广平正式发言时，态度比较冷静，说：“不能把一切不符事实的情况完全归到鲁迅头上。”又说：“关于两个口号争论的文章，我已送到鲁迅博物馆，同志们可以找来看看”，“两个口号的文章是你（按指冯雪峰）写的，但是鲁迅亲笔改的，在原稿上还有鲁迅亲笔改的字。”许广平说了公道话，答徐懋庸信应由鲁迅负责，这便减轻了冯雪峰的压力。

　　但是，许广平的第二次重要发言，在郭小川编选《发言集》时却被抽掉了。真是奇怪得很！大概就是因为它说明了事实真相，开脱了冯雪峰。

　　一周之后，8月21日，周扬叫中宣部办公室去鲁迅博物馆借用《答徐懋庸》信的原稿。史索、万家骥在《在政治大批判旋涡中的冯雪峰》一文中说：“原稿十五页中有四页，约一千七百多字，完全是鲁迅的笔迹，夏衍在爆炸性发言中指责冯雪峰不真实的那段有关四条汉子的文字，恰恰是鲁迅写的。前面十一页是冯雪峰的笔迹，但是经过鲁迅修改过的。……该文是鲁迅授意，冯雪峰拟稿，经鲁迅修改补写而成的，是鲁迅的文章。”

　　林默涵在《十七年文艺战线的一些大事》中说：“批判丁玲时，把冯雪峰的‘问题’端了出来，因为两个人的关系密切。冯雪峰同志解放后工作是勤恳的，严谨的，虽然有时有点偏激。开始对他的批判只是与丁玲的关系和一些言论问题；后来，急转直下，变得那样严重，是因为夏衍提出了30年代的问题。夏衍在对冯雪峰的批判会上的发言，简直是一个‘爆炸新闻’。夏的发言提了两大问题，一是1936年冯雪峰从陕北到上海，不去找周扬、夏衍，而去找鲁迅、胡风，还同章乃器接上头。章乃器同冯雪峰接上关系后曾对党的外围人士说：周扬、沈端先假如来找你，可以把他们扭送捕房。对此，不了解情况的人是无从判断的。二是鲁迅答徐懋庸的文章是冯雪峰写的，是冯的笔迹。夏衍说原件存在文化部，他看过。这就是说，冯雪峰是冒充鲁迅写文章骂‘四条汉子’。周扬曾表示同意夏衍的发言。当时，本来应当把原件拿来看一下，但是没有这样做。后来，我看了原稿，大部分是冯雪峰的笔迹．但是说周扬等人是‘四条汉子’那些地方，有四页多都是鲁迅亲笔加写的。”又说：“前几年，在为冯雪峰同志平反时发生了一段插曲。人民文学出版社为冯雪峰写了悼词，其中提到：对于鲁迅靠拢党，冯雪峰作了大量工作，冯是最早沟通鲁迅同党的关系的，比瞿秋白还要早，在这方面，冯雪峰是有功的。冯由陕北去上海时，中央张闻天和周恩来有指示，要冯到上海后首先找鲁迅，因为鲁迅是最可靠的。中央向冯作这样的交代是可以理解的，那时搞地下工作，同志间多年不见面，都要考察一下。然而，夏衍同志不同意悼词的上述提法，仍说冯在鲁迅与上海地下党之间起了挑拨作用，坚持他1957年对冯的批判发言。由于夏衍反对悼词的提法，追悼会拖了很久才开成。后来，夏衍又把他的观点写成文章发表在《文学评论》上。这件事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应。对30年代一些问题的认识上的分歧，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宗派情绪还是有的。”

　　8月16日第18次会，8月20日第19次会，主要批判冯雪峰。发言的有周立波、郑振铎、李伯钊、张天翼、袁水拍、陈荒煤、何其芳、艾青、王蒙、陈涌等。20日最后发言的是郭小川，他从六点到七点，讲了一个小时，其中讲了许多30年代的问题，为了准备这个发言，他去找了30年代上海地下党的王学文了解情况。但是对他的发言，只有林默涵认为“还好”，周扬始终不评价，不表态。

　　冯雪峰也在8月16日下午的大会上发言，但没有讲完便被打断。

　　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报道：《丁陈集团参加者、胡风思想同路人（肩题）冯雪峰是文艺界反党分子（主题）》，这是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第二阶段斗争成果的总结。报道说：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进一步揭露出作协副主席、作协党组成员、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冯雪峰，不但参加了丁陈反党集团的活动，而且在大鸣大放期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煽风点火，鼓动对党不满的分子向党进攻。会上还揭露了冯雪峰二十多年来一系列严重的反党言行。”以下五个小标题是：丁陈反党集团的支持者和参与者；人民文学出版社右派分子的“青天”；三十年来一贯反对党的领导；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胡风一致；反动的社会思想。

　　报道最后说：“会议从6月6日起，到8月20日止，已先后举行了十九次，在会上发言的共百余人。第十二次会议后，在会上继续发言的有许广平、老舍、钱俊瑞、夏衍、郑振铎、蔡楚生、邵荃麟、张天翼、何其芳、周立波、赵树理、王任叔、袁水拍、葛琴（十七人联合发言）、冯至（和吴组缃、卞之琳联合发言）、陈白尘、张光年、孙维世、臧克家、严文井、蒋天佐、沙汀、楼适夷、阮章竞、李伯钊、菡子、王士菁、王蒙等。丁玲在会上先后共作了五次发言，态度极不老实。会上，大家一致对她的这种态度感到愤慨。大家对冯雪峰在第十八次会上避重就轻、吞吞吐吐的交代也极为不满。会议仍在继续进行。”

　　郭小川后来发现，在发言者的名单中，他的名字被勾掉了。他看过8月17日排出的清样，那上面还有他的名字。他断定，是周扬把他“勾掉”的。周扬为什么要“勾掉”他？

　　这个稿子，最初是由《人民日报》记者叶遥和新华社记者李蕴辉写的，郭小川参与了修改。8月15日，他和叶遥听取了林默涵、邵荃麟的意见，他们都认为，左联的问题应该写上一段，8月17日的清样上就有这样一段，主要引用了夏衍和许广平各一段话，23日郭小川又补写了一段。24日在周扬家里讨论这个稿子时，周扬却主张把左联这一段删掉。郭小川记得他似乎还说了“两个口号的问题，还是等中央讲话，我们自己不要讲”。

　　周扬在与鲁迅关系问题上已经犯过错误，这一次他要谨慎了。他知道，毛泽东十分欣赏鲁迅，冯雪峰当年来上海又是党中央委派，30年代的问题敏感得很，特别是在这个多事之秋，更要多加小心。8月14日晚上郭小川在林默涵家吃晚饭时，谈到夏衍当天的发言，林默涵就说过，“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我们不要肯定哪一个对，哪一个不对，因为中央还没有下结论。

　　周扬对郭小川批判冯雪峰的发言一直不表态，原因也正在于此，为安全起见，他甚至索性一笔抹掉郭小川的名字——他的身份不一样，他是代表党组讲话。

10、金色的九月：鸣金收兵

　　九月来了，这是收获的季节，对于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九月具有同样的意义。

　　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而斗争》说：“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全面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中，文学艺术界揭发了丁玲、陈企霞、冯雪峰、江丰、钟惦棐等人的反党活动。这是一场辨明大是大非的原则性的斗争，是党的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的斗争。”

　　从八月中旬以后，各地作协分会纷纷致信致电中国作家协会，表示坚决拥护反对丁、陈、冯反党集团的斗争，有一些电函刊登在《文艺报》上。全国文学界形成了强大的批判攻势。

　　9月4日下午，第25次党组扩大会议，也是最后一次群众揭发批判大会。至此，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的揭发批判阶段胜利结束。

　　同一天《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第三阶段的总结报道，共计三篇，题目分别是：《效忠丁陈集团鼓励右派进攻宣扬托派理论（肩题）李又然是反党丑类的帮凶（主题）》、《丁玲的伙伴、李又然的老友、江丰的手足、吴祖光的知心（肩题）艾青长期奔走于反动集团之间（主题）》、《罗烽白朗串通丁陈向党进攻（主题）罗烽早在延安时就同丁玲一唱一和诽谤革命（副题）》。

　　报道说，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进一步揭露出丁陈集团的走卒李又然一系列的反党言行，并对艾青、罗烽、白朗等的反党言行也作了揭露和批判。”“会议到8月31日为止，已举行了二十三次。第十九次会议后，在会上继续发言的有：华君武、草明、李季、徐迟、公木、毛星、韦君宜（七人联合发言）、戈扬（和胡考联合发言）、沙鸥、秦兆阳、田间（和康濯、邢野联合发言）、古立高、崔毅、井岩盾、贾克、厂民、杨朔、萧三等四十八人。萧三在他的发言中对自己在和丁玲的关系上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会上，大家对李又然、罗烽、艾青等的检讨缺乏起码的诚意，表示极为不满。会议仍在继续进行。”

　　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从六月六日开始，历时三个半月，加上16、17日两天的总结大会，一共开了27次，发言者达138人。

　　庄重严肃的会议，应该有一个庄重严肃的收尾。从9月5日开始，作协党组开始忙两件事情，一件是把批判会上的精彩发言编选成集，一件是准备9月16日召开的总结大会。此外，中宣部还要召开全国宣传部长会议。这些工作都为了同一个目的：将中国作协反右派斗争的辉煌战果昭示天下。

　　编印发言集是周扬的意见，由郭小川牵头，因为整个大会的发言工作由他主抓，何路、杨犁辅之，做具体工作。郭小川确定的编辑原则是：只选有代表性的人物的发言；每人只选一次发言；批判每个反党成员的发言要各占一定比例。全书的目录和清样，郭小川都亲自看过、改过。为了赶在总结大会之前，编选出版速度很快，9月11日就出了校样。这本白色封面十六开本的发言集，名为《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部分发言》，收入了从7月25日第四次会议到9月4日第25次会议上39人的35次发言。在收入集子时，这些发言又经过发言者的加工，郭小川在修改自己8月20日的发言时，就增加了几十行。

　　周扬则在紧张地准备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他找来邵荃麟、刘白羽、郭小川、张光年等人，详细讨论了他的稿子。

　　各省宣传部和作协分会负责人陆续来到北京，陕西的柳青、杜鹏程、胡采，上海的巴金、靳以、周而复、孔罗荪、峻青、以群、刘知侠，内蒙的纳?赛音朝克图，四川的李亚群，湖北的于黑丁，广东的欧阳山等。下榻处是金鱼胡同的和平宾馆，那里离中宣部、文联大楼和首都剧场都不远。久不谋面的朋友熟人，见了面也只是简单地打个招呼，他们都出言谨慎，谁知道谁是哪个“圈子”里的人，谁又晓得谁不会把谁“揭发”出去呢！

　　9月16日上午，中国作家协会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党组扩大会议举行总结大会，地点在首都剧场。会议开了两天。出席大会的有一千三百五十余人，包括各省、市委宣传部长或文教部长，作家协会各分会负责人，外地和北京的一部分作家艺术家。邵荃麟代表作协党组，以《斗争必须更深入》为题作总结发言，分四个部分：一、斗争的性质和意义，二、丁、陈反党集团的历史及其反党活动，三、丁、陈集团反党思想的根源及其危害性，四、斗争的经验教训。周扬做了《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道路》长篇报告。

　　9月17日，八时四十分开会。郭小川日记：“周扬先讲。陆部长说又不讲了，钱俊瑞、白羽和我一起到了中南海，要求他下午一定来讲，跟他谈了很多情况，他终于答应了。回到剧场已十时多，周扬即讲完。郭老讲了一小时多，整个上午用尽了。郭老的话，语重心长，很有革命热情。”郭沫若发言的题目是《努力把自己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的文化工人》，他说，“我在这样想，我们今天在批判丁玲冯雪峰，如果我们不经常鞭策自己，不经常接受党的监督，我们明天难道不会成为丁玲冯雪峰吗？”他还讲了一件事：1946年8月在上海，陆定一给了他一本《解放区短篇创作选》，他读完12个短篇后，写了一篇文章，其中说“丁玲是国内国外所熟悉的我国有数的名作家，但她的这篇作品和其他的11篇比较起来，在手法上无宁是有逊色的。”丁玲的一篇是《我在霞村的时候》。郭沫若说，“我那篇读后感，丁玲一定是看见过的。她给陈企霞的信上说‘让郭沫若去领导读者’吧，也许就是她回敬我的一枝箭。我就领受到她的这一枝箭吧，不管是冷箭，还是令箭。”

　下午，“二时半开会，茅盾讲了很久，约1.5小时，巴金只十多分钟。陆部长近四时到。老舍讲了一段很精彩的话，语言新鲜，意见尖锐，只多少有些油滑之处。……六时会议结束。”（郭小川日记）茅盾的发言题目是《明辩大是大非》，巴金、靳以联合发言的题目是《永远跟着党和人民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前进》，老舍发言的题目是《树立新风气》，他说，“丁玲同志，您一向看不起我们，今天依然看不起我们。您的优越感使您在交代自己的罪过的时候，还想要向我们示威，叫我们看看您怎么心细如发，会作文章。您有些才华，但是若把才华用在开脱自己，掩饰罪行上，那就只能落个聪明反被聪明误。”

　　陆定一讲话强调了作家的思想改造，说文艺家的工作方式是手工业的方式，容易产生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作家又容易出名，就容易骄傲自满，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作家应该彻底改造思想，把“我”放在集体之下，把人民群众、党的事业放在最崇高的地位。他说，属于资产阶级右派的知识分子，有些人在组织上入了党，但即使经过了共产党的长期教育，也不能把他们改造过来，冯雪峰、丁玲就是这样的例子。此外社会主义社会也可以培养出新的具有资产阶级意识的知识分子，像曾彦修、钟惦棐、陈涌、刘绍棠、郭维等。

　　周扬的长篇讲话是16日和17日分两次讲完。黎辛回忆：周扬做报告时说，对文艺界的右派分子要敢斗，会斗，只有敢斗会斗，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外国有句俗语，说笑要笑到最后，取得最后胜利才笑得最好。周扬这几句话在文稿发表时没有收入，但当时讲得大声而潇洒，到会的一千二百多人都听到了的。韦君宜在《思痛录》中说到周扬的那次讲话：“杀气腾腾，蛮不讲理，可谓登峰造极。”“直到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周扬文集》的时候，张光年还出主意：‘别把那篇文章收进去，那里边提的一些问题至今还很敏感。’”龚育之也说过：“正是在这些会上，我亲见了周扬疾言厉色，咄咄进逼，令人可畏的一面。”（《几番风雨忆周扬》）

　　9月24日下午，陆定一要刘白羽、郭小川把自己的讲话编成一个稿子，供《人民日报》和《文艺报》发表。后经记者整理，陆、周两人的讲话消息发表在9月27日《人民日报》。

　　后来，周扬又把自己的讲话稿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十分赞赏，11月24日批示：“即送胡乔木同志转小平同志：此事前日和你顺便谈过：应印发给以小平为首的会议各同志，作一二次认真的讨论（事前细看周文），加以精密的修改，然后发表。发表前可送我看一次。会议讨论时要有周扬和其他几位文艺领导同志参加。此事请你告小平办。”“这是一件大事，不应等闲视之。”此后周扬反复征求意见，并找林默涵、张光年等进行了较大修改，由他定稿，题目改为《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1958年2月24日，周扬将《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再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作了几处改动，给林默涵写信说：“此文写得很好。我作了几处小的修改，请看是否可以？如果最近一期文艺报尚未付印，最好将此文在文艺报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报纸排出清样后又送毛泽东，他于2月27日在清样上用铅笔批示：“退林默涵同志：有一点修改，请酌定。”

　　《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发表于1958年2月28日《人民日报》和3月11日《文艺报》第五期。毛泽东修改时加写了一些话，其中最著名的一段是：“在我国，一九五七年才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一次最彻底的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给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以致命的打击，解放文学艺术界及其后备军的生产力，解除旧社会给他们带上的脚镣手铐，免除反动空气的威胁，替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开辟了一条广泛发展的道路。在这以前，这个历史任务是没有完成的。这个开辟道路的工作今后还要做，旧基地的清除不是一年工夫可以全部完成的。但是基本的道路算是开辟了，几十路、几百路纵队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战士可以在这条路上纵横驰骋了。文学艺术要建军，也要练兵。一支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文艺大军正在建成，它跟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军的建成只能是同时的，其生产收获也大体上只能是同时的。这个道理，只有不懂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才会认为不正确。”

　　在1958年5月举行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向与会者介绍两篇文章，一篇是《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另一篇是范文澜的《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

　　这个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大丰收的秋天，却是丁玲家里最为暗淡阴冷的秋天。中国作协的批判大会开完了，但对丁玲的揭发批判远未结束。国庆节前，她去政协礼堂，接受全国妇女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批判，那天和她一起挨批判的还有她的老友、民革中央常委谭惕吾，以及彭子冈、浦熙修等“女中豪杰”。国庆节之后，文学讲习所召开青年作者座谈会，肃清丁玲流毒，她到会接受批判。参加会议的有文研所第一期、第二期在京学员、青年作者，曾经在所里工作过的田间、康濯、马烽，以及文讲所主任徐刚等，八九十人坐满了一屋子，邵荃麟、刘白羽也来出席，以示重视。会议连续开了好几天，分别由周立波、黄其云、田间、公木、沙鸥等人主持。《文艺报》以《深刻的一课——青年文学工作者座谈会报导》为题，在10月13日一版头条位置报道了这次座谈会的情况。

　　会上揭发批判丁玲散布的毒素有：

　　1、把中央文学研究所当作个人的地盘。如作协理事会上表扬了刘真的小说，丁玲就不高兴，因为她把刘真看成是她的人，只有由她来评论才行。羽扬、李涌和谷峪，同是所内指定由丁玲辅导的学员，她对谷峪特别热情，积极给他看稿，而对羽扬和李涌则冷淡，稿子长久压着不看，连题目都忘了。

　　2、提倡“一本书主义”，鼓励骄傲。要学员在两年中每人写出一本书，或十万字上下的长篇、中篇，或短篇集、诗歌集、论文集。对李纳说：“你怎么总是写短篇，不能写一个中篇吗？”并鼓励她多写，要有像白朗那样一本书（《为了幸福的明天》）就可以了。对学员说：“光说我们正确还不行，还要拿出作品来看看才行啊！”公开号召大家写大作品。对李涌说：“你只要写出一本好书，别人就打不倒你。”对学员公开宣传“青年人骄傲一点不算什么，骄傲不值得大惊小怪。”

　　3、宣扬脱离政治的反动文艺观点。对李纳说：“我这个人是不懂什么条条的，不懂理论。”认为“读书太清楚，太理智是无味的。”一次读了谷峪一篇小说后，给他写信说：“你写的政治性太强了，我没有受感动。”对逯斐说：“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没有精通马克思主义，也写出了伟大的作品。”反对“赶任务”，对谷峪说：“不必去赶那些任务，写那么多（指赶任务）有什么用，要写出一本。”有一次讲课中讲到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和《被开垦的处女地》，认为后者次于前者，因为后者“赶”了任务。说她在桑干河只住了18天，就写出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是因为有技巧。对徐光耀等说：“我是作家，我的气质就是作家的气质。我不喜欢赶浪头。”

　　同一期《文艺报》上，还刊登了陈登科、玛拉沁夫和刘真的批判文章。

　　陈登科在《回到党的怀抱里来》一文中说：1953年春天，文学研究所第一期快结束了，丁玲从疗养院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劝我不要回安徽，留在文学研究所。我在思想感情上种下一颗对她敬爱的种子，同时感到自豪，因为几十个学员中，能接到她亲笔信的只有我和徐光耀两人。丁玲说：“人家都说我喜欢徐光耀、李纳啊，玛拉沁夫哪，我对陈登科不也是一样吗？”她有时说我不聪明，写东西就凭一股劲，有时又夸我是老实人，对人真诚。在黄山对我说：“徐光耀写出一本《平原烈火》，比一个师长的威望还高，名气还大。你在军队里，随便提出一个师长的名字，能有几个人知道呢？提到徐光耀的名字，谁不知道啊！”

　　玛拉沁夫文章的题目是《清除灵魂里的垃圾》，他说：在文学研究所学习时，一位老作家反映我有骄傲情绪，我去找康濯谈话时他告诉我：“对你这种反映，我们早就听到了。当时我问丁玲同志是不是把这意见告诉你，丁玲同志说，先别告诉他，一个青年人刚写点东西，有点主观，就批评骄傲了，自满了，那样会束缚了青年。”后来1954年春天丁玲来讲课时，又说到这件事：“前年有人反映玛拉沁夫有些骄傲，看不起某大作家的作品，我当时就对康濯说，不必告诉他，青年人有主见，敢于发表自己意见有什么不好？最近我听说玛拉沁夫不骄傲了，我就说，这就完了，他变得世故了。我们为什么非叫一个单纯的青年变成世故佬呢？”过了两天学校放寒假，我到她家去辞行，她又说：“你们写出作品来了骄傲，可我还没写出作品来时就骄傲。”1954年左右，丁玲到处强调作家最主要的是写出作品来，我们几个学员曾经背地议论说，丁玲做了几年文艺行政工作，没做好，现在一再强调这句话，大概是想来显示一下自己虽然行政工作没做好，但有好作品，并以这来安慰自己吧！

　　这些揭发材料，今天的读者去嗅一嗅，闻到的是“毒”呢，还是“爱”呢？

　　教育部也发出通知，要求全国中学和师范学校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停止教授丁玲、艾青等右派分子的作品。

　　家里的情况也不妙。祖林的对象李灵源，因为坚决不同祖林断绝恋爱关系，被调去安徽芜湖的师范学院工作了！郭小川得知这个消息还很惋惜，请李纳和灵源姐妹吃了一顿饭。后来李纳受到批判，不可能与她和丁玲的姻亲无关。郭小川本来与朱丹、李纳夫妇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也很喜欢活泼开朗的“小灵子”，经常一起聚会，吃饭，谈天。但是反右斗争改变了他们之间的关系，郭小川对老朋友的态度一下子变了。李纳说，郭小川后来找我谈话都很严肃，板着脸，说我没有斗争性。

　　陈徒手写道：丁陈被整肃后，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不断委以重任，整个中国作协机关再也听不到任何表示异议的声音，周扬、刘白羽在作协系统的领导权威得到最终、无可争议的确立。

11、毛泽东这样说到丁玲

　　丁玲在全国出了名了。丁玲出名有两次，头一次是1952年获得斯大林文艺奖金，那一次是红了，一次是1957年反右，这一次是臭了。连她最崇敬的毛泽东，都以一种不屑的口气说到她。

　　九月底，毛泽东在接见捷克斯洛伐克访华代表团时谈到丁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搞文学的很糟，丁玲这样的人，是一个大作家、党员。现在很好，可以把她赶出去了，赶出去更好办，文学艺术会更发展。（陈晋《文人毛泽东》）金口玉言，铁板钉钉。

　　毛泽东讲这话的时候，党中央正在开会，中共八届三中全会，9月20日开幕，10月9日闭幕。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反右派斗争的方针政策和具体部署。9月23日，总书记作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提出：“对于党内的右派分子应该开除他们的党籍。”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对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仍应回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提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他从反右派斗争中获得的新的认识。

　　八届三中全会还通过了《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其中，第一部分规定了哪些应划为右派分子，第二部分规定了哪些应划为极右分子，第三部分规定了哪些不应划为右派分子。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

　　这些，成为对右派进行组织处理时的政策依据。

　　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结束四天之后，10月13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3次会议的讲话中，又两次点到丁玲。他说：“共产党里头出了高岗，你们民主党派一个高岗都没有呀？我就不信。现在共产党又出了丁玲、冯雪峰、江丰这么一些人，你们民主党派不是也出了吗？”（毛选五卷488页）江丰原是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党组书记，在反右斗争中也被划为反党集团。

　　在谈到对右派分子的处理时，毛泽东又说，章伯钧的部长恐怕当不成了。比如丁玲，就不能当人民代表了。比如钱伟长，恐怕教授还可以当，副校长就当不成了。还有一些人，教授恐怕暂时也不能当。对右派如何处理，如何安排，这个问题请诸位去议一下。（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毛泽东在不到一个月里，三次谈到丁玲，说明他还记着丁玲，还在关注着丁玲。但他已经不再欣赏器重丁玲。而处在丁玲的角度，只要毛泽东能提到她，不论怎样评价，是褒是贬，实在都是她的一种荣幸！

　　她与毛泽东长达二十年的友谊，至此也画上了句号。

　　丁玲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在1936年的初冬，她逃离南京，跋山涉水来到党中央所在地保安。一到保安，她就受到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中央领导人的欢迎，“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她和毛泽东本是同乡，他们又有几个共同的熟人朋友（丁玲在周南女校的老师陈启明，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丁玲在长沙暑期补习班曾经与杨开慧同学），于是就有了谈话的题目。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话题是文学，在偏远的陕北高原，文化底蕴深厚的毛泽东，难得找到一个可以谈谈中国古典文学的知音，丁玲恰在此时来到，便弥补了这个缺憾。她那时可以自由随便地去看望毛泽东，而毛泽东也乐得有这样一个谈话对手，可以与之畅谈李白李贺李商隐，作为紧张工作之余的休息和消遣。丁玲虽然不能与毛泽东相“匹敌”，但悟性极好，又阅读过许多古典文学作品。那时的毛泽东对她印象颇佳，因而才有了那首《临江仙》：“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题赠作家的诗词。

　　丁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中回忆说：那时毛泽东每次去红军大学讲唯物辩证法，警卫员都来通知我去听。他同我谈话，有几次都是一边谈，一边用毛笔随手抄几首他自己填的词，或者他喜欢的词，有的随抄随丢，有几首却给了我，至今还在我这里。那时我听他谈话，常常感到自己的旧文学底子太薄，不足为他谈话的对手，因此多半是我听，他讲，我以能作为他的听众而感到高兴。

　　丁玲后来寄交胡风为她保存的毛泽东手书，除了《临江仙》外，还有《沁园春?雪》、《沁园春?长沙》等四篇。八十年代初胡风回到北京后，都交还给丁玲。

　　毛泽东对丁玲一直很关照，把她看作一个私人朋友，1938年和江青结婚时，还请她和徐海东、谭余宝一起去吃饭。而丁玲每有困难，也常常向毛泽东求助。她听说康生在中央党校讲，丁玲在南京自首过，便去找毛泽东，要求组织上对她在南京被囚禁的一段历史予以审查和澄清。1940年元旦，陈云部长把中组部的审查结论通知丁玲，并特意告诉她，结论的最后一句：“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是毛主席亲自加上去的。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关键问题上给予丁玲帮助。

　　第二次，是1942年丁玲写了《三八节有感》，受到一些高级干部的激烈批评，这时毛泽东又出来为她说话，他在一次高级干部学习会上说：《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五月，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时大家照相，毛主席还特意站起来问“丁玲在哪里呢？照相坐近一点么，不要明年再写《三八节有感》。”

　1943年延安审干，丁玲补充交代了在南京曾经写过一个“以后出去后不活动，愿家居读书养母”的条子，因此被列入有问题暂时未弄清的人，进入了她在延安最低沉的一段时期。又是毛泽东给了她转机，1944年7月1日凌晨，毛泽东给丁玲和欧阳山写信，对他们写的模范人物报道给以表扬，并邀请他们来枣园畅谈、吃晚饭。四十年后丁玲深情地回忆：“延安枣园里的黄昏，一钩新月，夏夜的风送来枣花的余香，那样的散步，那样的笑语，那样雍容大方，那样温和典雅的仪态，给我留下了最美好的记忆。”受到毛泽东表扬的那篇报告文学《田保霖》，无论素材还是文采，都属平常之作，毛泽东意在鼓励丁玲，肯定丁玲，意在为丁玲“正名”。此后毛泽东还在多种场合表扬丁玲，陈赓就告诉过丁玲：毛主席在一次高干会上说：“丁玲现在到工农兵中去了，《田保霖》写得很好，作家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最高领导人讲了话，背着两个大包袱、弄得有些灰溜溜的丁玲果然处境大变，重又恢复了以往的活跃和风光，写出了大量工农兵题材的新作。

　　毛泽东都是在关键时刻出面相助。丁玲牢记在心，能不感激领情？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丁玲离开延安去了晋察冀，与毛泽东见面的机会就十分稀少了。有可靠记载的只有三次。一次是1948年6月15日在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村，毛泽东给了她鼓励和很高的评价。第二次是1949年6月丁玲从沈阳到北京，11日给陈明写信说“见了老板一次，谈了些不重要的问题，也无特殊之事，他又在劝我读书，可是我实在不想进学校了。”“老板”即毛泽东。第三次是1951年夏天，在颐和园云松巢，毛泽东游园时顺便来看了她。此后，丁玲几乎没有机会见到毛泽东了。

　　毛泽东首先是一个政治家，任何时候，待人处事的第一原则都是政治原则，个人喜好随之而改变。他从来不会陷于温情失去理智。1955年他圈阅过陆定一说丁玲历史可疑的那封信，不会不受到影响（他在1958年写的《再批判》按语中就说“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向蒋介石出卖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反右派的严肃斗争中，丁玲的“反党”罪行又痛遭批判，他自然要把过去的友情一笔抹掉。他的这一个性，在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12、组织处理

　　一场大战结束，又要给中央写报告了。

　　9月21日下午，中国作协党组会上，刘白羽提出，要郭小川来起草。26日上午，邵荃麟、刘白羽、郭小川、严文井等作协五人核心小组成员开会，就报告内容谈了一个提纲。郭小川27日动笔，30日写好《关于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经过报告》初稿，下午打印出来，征求意见。10月10日党组会上，大家对报告基本满意，又提了修改意见。

　　10月16日上午，作协党组的三位书记到周扬处开会，讨论对丁玲、陈企霞等人的处理。郭小川日记中说，“周扬同志走了半小时（到小平同志处），回来后由他主持讨论到十二时。决定开除几个人，把他们分配到下层去生活。最近就分别进行谈话，处理他们的党籍问题。”十分耐人寻味的是“到小平同志处”那半个小时，显然，对丁陈的处理要经过中央。

　　11月4日上午，周扬在中宣部主持会议，讨论作协党组《关于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经过报告》，和《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分子的处理决定》。

　　《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分子的处理决定》说：“关于丁玲、冯雪峰的作协副主席的职务，拟由作协向主席团建议，采用通讯方式征求作协理事的同意，解除他们的副主席职务。丁玲等人的其他行政职务及刊物编委等应一律解除。人民代表和作协理事等名义，在下届选举时，另行处理。作协会员的会籍，可不变动。拟让丁玲等人深入基层生活，改造思想，继续写作。”

　　11月26日下午，郭小川又起草了撤销丁玲、冯雪峰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报告。

　　12月2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经过报告》上报中宣部并转中央。报告很长，将近六千字。

　　《报告》中说：“这次会议是一九五五年八九月间党组扩大会议对丁、陈反党集团批判的继续。前年会议以后，丁玲、陈企霞实际上不但没有接受党对于他们的批判，痛改前非，反而从去年下半年起，暗中结合力量，继续反党活动。党组为了和他们进行斗争，于今年六月间再度召开扩大会议，展开辩论。最初的三次党组扩大会议是在六月初大鸣大放阶段召开的，在这些会议上，丁玲、陈企霞、李又然等公开向党进行了猖狂的进攻。从七月二十五日第四次会议起，开始了对丁、陈反党集团的反击。”

　　《报告》说，“新的反党活动”主要表现在：“一、勾结党外右派，和文艺界其它反党集团，利用整风初期大放大鸣机会，进行推翻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篡夺文艺工作的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他们不仅勾结了《文汇报》的右派分子，企图在报刊上为一九五四年检查《文艺报》翻案，为丁、陈反党集团翻案，而且与美术界的江丰反党集团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文艺报》等处的右派分子们互通声息，相互支持，企图把这许多反党的潮流，汇合成一支巨流，推翻党的领导，由他们这一派人物取而代之。二、分裂文艺界，破坏党内团结和文艺界党与非党的联盟。丁玲、陈企霞不仅进行反党的小集团活动，而且还曾准备在他们进攻不遂的情况下，退出文艺界，与党公开决裂。丁玲、陈企霞都准备在原拟于今年十月召开的文联全国代表大会上，采用登报声明退出作家协会的办法来向党要挟。冯雪峰身为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却背着党组和《文艺报》的几个忠实于他的反党分子密谋筹办《同人刊物》，企图搞垮《文艺报》，他们内定的‘同人’中，就有丁玲、陈企霞、王若望、刘宾雁、陈涌等右派分子和反党分子。这次会议还从历史上揭发了他们反党思想和活动的发展过程，特别是丁玲、冯雪峰多年以来对党不忠和破坏党的利益的行为，使大家更加深刻认识到这个反党集团的危害性。”

　　《报告》谈到对丁、陈反党集团分子组织处理的初步意见时说：“一、丁玲、冯雪峰的历史问题，尚未作出结论；根据会议上所揭露的材料，又发现了一些新的疑点，因此，我们认为，对他们的历史问题应进一步加以审查。二、关于丁玲、冯雪峰、陈企霞、李又然、艾青、陈明、罗烽、白朗的党内处分问题，亦应予以及时处理。最近，作协各个支部在大会结束后，采取了大放大鸣的方法，普遍地在会议中提出对丁、陈反党集团主要成员的组织处理的意见，绝大多数都主张开除上述八人的党籍，只是白朗比其他七人罪恶较轻，如转变得好，可以考虑是否给以留党察看的处分（直到目前为止，白朗检讨的不好），党组已建议作家协会总支和文化部党组织（冯雪峰、陈明在文化部过党的生活）考虑这些意见，最近即召集总支大会或支部大会作出决议，然后报请上级党委批准。三、关于丁玲等八人的工作问题，我们也准备进行处理。我们初步意见是：撤销丁玲的作协副主席、全国文联主席团委员、全国文联委员、人民代表；冯雪峰的作协副主席、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人民代表；艾青的全国文联委员、作协和美协理事、《诗刊》和《收获》编委；白朗的作协理事、人民代表；陈企霞、罗烽的作协理事；李又然的文学讲习所教员；陈明的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保留冯雪峰的全国文联委员、作协理事；丁玲的作协理事。然后根据各人不同情况，分别让他们下去锻炼改造继续写作或监督生产，或另行分配工作。”

　　《报告》中提到，“作家协会的党内外右派分子占参加斗争的总人数的百分之六点八，其中党内右派分子又占右派分子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五”。

　　第二年的1月9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个报告，认为“报告中所述各点是正确的”。

　　12月6日下午，中国作协党总支召开大会，一致通过开除丁玲的党籍。12月20日下午召开党总支大会，一致通过开除陈企霞、李又然、艾青的党籍。至于作协党组报告中提到的“罪恶较轻，如转变得好，可以考虑是否给以留党察看的处分”的白朗，仍然没能逃脱厄运，12月25日郭小川日记中记载：“白羽、默涵又来谈白朗的处理问题，最后还是决定开除党籍，撤消代表。”谁也别想逃掉。

　　丁玲的全国人大代表，毛泽东已经有话，肯定当不成了。1958年2月举行的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经审查认为，有38人“已经丧失继续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合法根据，不应出席本次会议”，其中就有丁玲。在“会前由原选举单位正式撤消代表资格”的16人中，有冯雪峰、江丰。

　　在12月里，中国作协开了三次大会批判康濯，党总支大会宣布了对逯斐、李纳等人的处分决定。2002年2月5日，笔者看望李纳时，谈起1957年作协的反右斗争，李纳说：刘白羽厉害得很，找我谈话说，你还像个战士吗？你和萧三一样，党龄越长，思想越落后！我在作家支部会上的检讨本来大家都通过了，刘白羽说不行，还要加温，不要以为仅仅是思想落后就不能开除你的党籍！在反右斗争接近尾声时，刘白羽又找我谈话说，邓小平同志讲了，丁陈反党集团只划七个人，不能再扩大了，要不然，你们几个人（指李纳、逯斐、厂民等同丁玲关系较密切的人）都得划为右派。

　　张僖说：当时作家协会划定右派，不光考虑现行问题，也考虑历史问题、生活作风问题等等，基本上是老账新账一起算，还有个和领导关系好坏问题、在群众中人缘问题。程序是这样的：先由党支部提出某人的材料，报到作协党组讨论，只要支部报上来，基本都划，除非某个党组领导人坚持不划。张僖还说，有些事情周扬可以说了算，有些时候说了也不太管用。比如周扬说：“艾青就是这么个人，就爱说些怪话，能不能不划？”但艾青还是划了右派。周扬说：“白朗还是写了许多好东西，在妇女界做了很多事情。”会后刘白羽找她谈话，要她和罗烽划清界限，白朗说：“我和罗烽是一致的！”于是也划了右派。舒群本来是要划右派的，但周扬坚决不同意，结果舒群躲过了这一劫难。丁玲因为是全国妇联的执行委员，听说邓颖超、康克清还都委婉地说了些好话，但没有起作用。

13、《再批判》

　　1958年1月26日出版的《文艺报》第二期，刊出《再批判》特辑，批判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等。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介绍了《再批判》特辑和编者按的主要内容。

　　黎之在《文坛风云录》中，讲到“再批判”的由来：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后期，印发了一份材料：《“三八节有感”、“野百合花”及其他》，其中有《三八节有感》、《野百合花》等“反党”文章，并且将1942年统一出版社编印的“统一丛书”《关于“野百合花”及其他——延安新文字狱真相》作为附录。编者按语中特别提到：“统一出版社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一个出版机构，这个小册子得自胡风家中，扉页上写有‘陈守梅’（按即阿垅）字样。”毛泽东看到材料后，提出重新发表和批判这些文章。

　　《文艺报》编委会便抓紧组织了一个特辑，用了一个很长的总标题：《对〈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及其他反党文章的再批判》。1月16日，他们给正在南宁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的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附上文章和编者按，请毛泽东审阅。19日，毛泽东给《文艺报》张光年、侯金镜、陈笑雨写了批语，并对编者按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写。

　　毛泽东对《文艺报》的编者按很不满意，他在批语中写道：“按语较沉闷，政治性不足。你们是文学家，文也不足。不足以唤起读者注目。近来文风有了改进，就这篇按语说来，则尚未。题目太长，‘再批判’三字就够了。请你们斟酌一下。”又说：“用字太硬，用语太直，形容词太凶，效果反而不大，甚至使人不愿看下去。宜加注意。”

　　毛泽东几乎把编者按重新写了一遍：“再批判什么呢？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还有别的几篇。上举各篇都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上。主持这个副刊的，是丁玲，陈企霞。”“丁玲、陈企霞、罗烽、艾青是党员。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向蒋介石出卖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她隐瞒起来，骗得了党的信任，她当了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主编，陈企霞是她的助手。”“这些文章是反党反人民的。一九四二年，抗日战争处于艰苦的时期，国民党又起劲地反共反人民。丁玲、王实味等人的文章，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一九五七年，《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其他文章没有重载。‘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许多人想读这一批‘奇文’。我们把这些东西搜集起来全部重读一遍，果然有些奇处。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鼻子灵的一眼就能识破，其他的人往往受骗。外国知道丁玲、艾青名字的人也许想要了解这件事的究竟。因此我们重新全部发表了这一批文章。谢谢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劳作，毒草成了肥料，他们成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教员。他们确能教育人民懂得我们的敌人是如何工作的。鼻子塞了的开通起来，天真烂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迅速知道了许多世事。”

　　丁玲一口气读完编者按，一下就猜出这是毛泽东的文笔。别人写不出、也不敢写这样生动泼辣的文字。她想，完了，最高领袖说话了，再申辩什么也没有用了。她认了。

　　1958年的春节是2月18日，多福巷家里自然是冷冷清清。年前，北京电影制片厂就通知陈明，对他的处理是：撤销级别，保留厂籍，随国务院系统的右派下放黑龙江密山农场劳动改造。他利用休假这几天，抓紧收拾行装。丁玲老是问：你走了，我怎么办呢，我是离不开你的！陈明说，我们在家里照一张合影吧，作为离别的纪念。照片上，他们并肩坐在一起，一脸的肃然。过完年第三天，陈明就去东郊双桥农场参加集训了。

　　集训管理很严，星期天也不许回家，陈明只在3月8日回来过一次，当天晚上就返回农场。他不放心丁玲一个人留在北京，说，我要不要和作协打个招呼，让他们知道你是一个人在家里。丁玲说，不要，我们不要人家怜悯，这几天我想过了，随后我也去北大荒！

　　2002年8月陈明告诉笔者：反右斗争后期，我们就想，我过去的革命历史都不要了，重新干革命总可以吧？我们开始考虑到什么地方去的问题，第一个选的是伊春，东北林区，我们从《人民画报》上看到过一组照片，很有特色。但是担心作协会说那里太冷，丁玲腰不好，去了不合适，于是我们又从南方选了个地方，第二个选了贵阳，也是搞林业。当时我们的想法是：要改变我们在社会上的存在，改变我们生活的环境，改变我们自己的身份，不再以作家的身份，而是普通劳动者的身份。我们家里一直坚持吃粗粮，每周吃两三次，小米、玉米饼子、白薯等等，阿姨王姐是扬州人，她吃不惯，我和丁玲两个人吃。这也是为了将来下去吃苦做准备。

　　1957年12月16日刘白羽代表作协党组找丁玲谈话时，她就提出过想去伊春搞林业，说那里是小兴安岭，伊春是个新城市，房子里都有暖气。刘白羽的答复是，伊春是否可去，现在都还没有考虑，迟一下再考虑。丁玲说，陈明提出，哪里艰苦就到哪里去。我们有精神准备。刘白羽说，我们考虑过你的身体，不要太勉强，我们是考虑你和雪峰的年纪体力问题，还要考虑周到一些。到下面做工作有好处，能锻炼阶级感情，根本问题是彻底改变。后来，丁玲去北大荒之前要把全部存款交给组织，刘白羽劝阻说，你们到东北去，还是要花钱的。

　　3月15日，陈明他们乘坐火车开拔了。那是一列专列，全都是国务院系统的右派，每人发了面包和肉制品，三个人有一个卧铺，轮流睡。带队的转业军人很和气。车到鸡西车站，站台上还有大锅熬的高粱米粥，热乎乎的。火车把他们一直拉到黑龙江的密山县，铁道兵农垦局就设在那里。人员再往下分，陈明被分到八五三农场二分场一个新建生产队，那时大批转业官兵还没去，条件苦得很，住的是地窨子，陈明和吴祖光等五六个人睡一铺炕，一个挤着一个。陈明写信告诉丁玲说，他们那个队有一百多人，绝大部分是国务院直属单位的右派分子，每人每个月有28元工资，外面飞着小雪，室内温度是零上二度。陈明还要丁玲去人民市场，给他买一个抬东西用的垫肩、一副裹腿，连同雨衣一起寄来。陈明还在信里说：“关于你历史上如何离开南京，最好还是请组织上作一结论，我越想越觉得必要。否则你到哪里，也会有不便之处的。处理意见如何？”陈明期盼着“我们愉快的见面”。

　　陈明走后不久，公务员夏更起也被调回作协机关去了，家里只剩下丁玲和保姆王姐，更加冷清了。夏更起从1951年春天起，就给丁玲做公务员，在她家里呆了整整七年，他勤快朴实，聪明机灵，丁玲一家人都喜欢他，待他像自家人一样，丁玲自然舍不得他走。但想想走了也好，免得让他受自己牵连，小伙子今后的路还长着呢。丁玲无话可说，无事可干，无人可看，也没有人来看她。她只好每天读书，读了许多外国文学作品。

　　春来了，天暖了，院子里那两株西府海棠开了，开得很旺。那还是刚搬来多福巷时夏更起栽的，有五六年了。以往每年开花时，都有一些朋友来家里观赏，满院子都是笑声，今年却出奇的冷清寂静。娇嫩的花瓣，刚开时是粉红色，慢慢变成粉色，再变成白色，花期很长。清明节那天，她去了一趟西郊万安公墓，一个人在母亲的墓旁坐了很久。她望着江丰设计、刘开渠制作的雕像，心里在想，幸亏母亲去的早，如果她活到今天，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心里该多痛苦！

　　党组书记邵荃麟曾经告诉她：“对你的处分是按右派分子的第六类处理。冯雪峰也是按右派分子第六类处理，这是在政协会议小组会上讨论过的。你可以不下去劳动，分配工作，也可以留在北京，从事研究或写作，稍微降低或者保留原工资；像雪峰，大概仍将留在文学出版社，参加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邵荃麟表示，他个人意见，丁玲可以留在北京写作，过一段时间再把陈明从东北调回来。周扬同她谈话时，也劝她不要下去，说年龄太大了。但是丁玲并不想留在北京。她觉得北京很冷，而陈明去的地方却很温暖，她还是向往着冰天雪地的北大荒，她正式向作家协会提出去北大荒的要求，但答复说，她的结论还没有作出来，等等再说。

　　作协这边无消息，陈明那边却传来消息。5月初的一个星期天，农垦部长王震到八五三农场视察工作，来到陈明所在的生产队。陈明向他汇报说，丁玲也想到农场来，希望王震部长能给予帮助。王震当即爽快地回答：“好嘛，她来，我同意。”当天晚上，陈明就写信将此事告诉给丁玲，随后又写信告诉她来时需要带些什么衣物及生活用品。丁玲接到信，喜出望外，立刻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作协党组，并开始做去北大荒的准备。她的这个要求，终于得到作协党组批准。

　　5月末，中国作协整风领导小组终于作出《关于右派分子丁玲的政治结论》，处理意见为：“开除党籍，撤销作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文联主席团委员、全国文联委员职务，撤销人民代表职务，取消其原来的行政（七级）级别，保留作协理事。”结论末尾有“整风领导小组负责人郭小川”的印章、“中国共产党中国作家协会总支委员会”的印章。落款日期是5月27日。丁玲在“本人意见”一栏里，签下“丁玲同意”四个字。这份结论还有一个附件《丁玲的主要反党事实材料》，落款时间为1958年2月。

　　签下“丁玲同意”四个字时，不知丁玲是什么心情。这是对她的宣判，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织对她几十年历史的一个评价，一个总结！这就是她的下场吗？这就是她应得的下场吗？这就是她当初投身革命，参加党，奔向陕北，强忍腰痛写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所有这一切的下场吗？她内心里一定酸楚，但嘴上什么也没说，只是拿起笔，流利地写下“丁玲同意”这四个字。走出文联大楼时，她甚至感觉到一阵轻松：毕竟结论有了，很快就可以离开北京，去找陈明了。回到家里，她就开始按照陈明信中的嘱咐，收拾自己的行装。

　　6月1日，她给邵荃麟写信说：“我明天将去农垦部接头，可能最近就能走。我决心好好的去开始新的生活和工作，我必须谨慎的、谦虚的、无我的去从事劳动和改造，希望能为建设社会主义出一份力。在我走之前，我很想去看看你，你觉得你的身体能让我去么？”邵荃麟出于好心，建议丁玲下去后改一个名字，丁玲表示：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真名真姓，便于群众监督。她不怕群众。

　　第二天，她去西四的砖塔胡同，从农垦部拿来介绍信，上面写着：“由王震部长指示去汤原农场，具体工作到后再定。”中宣部也给她开具了介绍信，上面写着：“撤销职务，取消级别，保留作协理事名义。下去体验生活，从事创作；如从事创作，就不给工资。如参加工作，可以重新评级评薪。”丁玲看了感到可笑：她是反动右派，下去劳动改造的，哪里还有“创作”的资格？从供给制改为工薪制以后，丁玲响应作协党组提出的作家自给的号召，一直没有领过工资，以稿费为生，连公务员的工资她都是自己付。在北大荒的12年里，她和陈明两人只靠陈明的一点工资，和他们原来的积蓄过活，下去时，大约有三万元存款。

　　她辞退了王姐，把家里的物品送人一些，卖掉一些，剩下的，全部运到后海南岸大翔凤胡同三号一所院子里，那是两年前花了三千元从马烽手里买来的，有北房五六间，东房两间。当时马烽执意要卖掉房子回山西去搞创作，听说是丁玲要买，当即把买房的契约找出来给陈明看，说：“契约上写的多少，你就给多少好了。”连装修的五百多元钱都没算，平价进平价出，一个子儿都没多要。多福巷是作协的房子，要交还给作协。她暗自庆幸：幸亏当初买了大翔凤的房子。

　　东西运走了，院子里空荡荡的，有生命的东西，只剩下那两株海棠和一架葡萄，它们在微风中摇晃着叶子，是向主人告别，还是舍不得她走？丁玲坐在葡萄架下，还想一个人再多呆一会儿，1951年春天她从东总布胡同22号搬到这里，整整住了七年，这里有太多的笑声、欢乐、亲情、友情，也有太多的烦恼、痛苦和哭声。此时她忆起许多往事，想起远在北大荒的陈明、远在苏联的祖林祖慧，想起和他们一起度过的那些日子，和妈妈度过的日子。那样的日子今后再也不会有了，这个院子今后她再也不会来了。她要和北京告别了，她要和欢乐告别了，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只保留在记忆中了！

　　6月12日，丁玲登上开往哈尔滨的火车，她自己花钱买的软卧。作协派一名转业军人“护送”，他的软卧车票也要丁玲付钱。

　　她在哈尔滨停了几天，见到省文联主席延泽民，他很热情，很关照，主动自我介绍说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时，和陈明是同学。丁玲还遇见了陈沂，原总政文化部部长，现在也是右派分子，下放到齐齐哈尔去监督劳动。齐齐哈尔在哈尔滨的西北，密山在哈尔滨的东南，他们不在一处。两个人没有多少话好说，此情此景，丁玲蓦然想起白居易那句诗：“同是天涯沦落人”！

　　6月末，丁玲到达密山。王震在铁道兵农垦局接见她，热情爽朗地大笑着，鼓励她说：“好好劳动，好好改造，过两年摘了帽子，给你条件，你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愿意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这里的天下很大，我们在这里搞共产主义啊。”几天后陈明也从八五三农场赶来。经王震安排，他们在汤原农场安家，那里的条件比陈明所在的新建队好得多。

　　那时的北大荒，刚刚开发，还是一片沉睡的亘古荒原。黎辛在一次谈话时说，当时听到丁玲去北大荒，心想：那个地方冰天雪地，荒凉得可怜，能活命吗？

　　到汤原农场一周之后，丁玲给中国作协党组写了第一封信，汇报自己的情况，她说：“我个人对新的环境和新的生活都感到很愉快。”“我要极力在这生活的熔炉里，彻底地改变自己，我相信我可以在这里得到改造。”

　　她以戴罪之身，在那个冰天雪地的地方开始了新的生活，一住就是十二年。

15、王震说：你的问题我负责到底！

　　丁玲被分配到汤原农场畜牧队养鸡。她很快就从消沉中振作起来，目标是重新做人，做一个清白的普通劳动者。她不敢有更高的奢想。

　　1959年，中央发出分期分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7月，中国作协副秘书长张僖到汤原农场了解丁玲改造的情况，8月20日给作协党组写报告说：“这个人表面上看来是叫干啥干啥，在劳动中也能挑土，挑鸡粪，切鸡菜等，干比较重的活，但此人并不简单。她原来的那一套还是原封不动，指望她的思想、立场有根本改造是比较困难的。”9月17日，中国作协党组在写给中宣部的汇报中，将丁玲列为“对被划右派基本不服或完全不服”的第三类中最后一名。

　　郭小川说：“那几年，每年国庆节前夕，都要摘掉少数右派分子的帽子。事先，作协副秘书长张僖去了解了丁玲的情况，回来反映她的表现并不算好，但汤原农场党委又来了文件，主张摘掉丁玲的右派帽子。因此，作协党组进行了讨论，大家都不同意摘掉。于是我们写了一个报告给中宣部。几天后，刘白羽传达了据说是张子意的‘指示’，要作协党组重新讨论，认为不给丁玲摘掉右派帽子是不对的。这样，作协党组才又同意了给丁玲摘掉右派帽子。后又写了一个报告，不久被中央批回，不同意给丁玲摘掉右派帽子。”

　　汤原农场提出给丁玲摘帽，是执行王震的指示。从1960年到1962年，王震连续三年指示合江农垦局转告汤原农场，要他们写报告，申请给丁玲、陈明摘帽。当年起草报告的汤原农场党委秘书宁文成说：我奉命写过不少“丁玲表现”的报告，平均半年一次。大多数职工对丁玲的看法是：身处逆境而对党无怨，遭受磨难而信仰弥坚。1960年12月，王震又将丁玲陈明召回北京。他在协和医院住院，带着丁玲陈明去看也在那里住院的邵荃麟。邵荃麟明白王震的意思，当着丁玲的面对王震说：丁玲在农场扫盲，为畜牧队夺得红旗，根据中央精神，右派有立功表现的，可以考虑摘帽。

　　但王震的努力未能如愿。

　　1961年冬天，冯雪峰摘掉了右派帽子，陈明也摘了帽子。1962年3月3日，丁玲给刘白羽写信表示要经受住考验：“我没有任何意见，虽然有过一些难过，但一想到个人的进步，离党对我的希望还很远，成绩与罪过也不可能相比。如果因为许多人都解决了问题，脱了帽子，而自己就自卑自弃，这是违反党和同志们的希望的。”

　　丁玲摘帽没有消息，但腰病却发展了，在北京时她只有三节脊椎骨质增生，1961年在佳木斯照X光，已经发展到整个脊椎骨质增生，腰和臂膀常常疼得厉害，夜里不能入睡。这是参加超量的劳动所致，她毕竟是一个老太太了。1963年9月，丁玲在写给周扬、邵荃麟的思想汇报中说：“我有一个要求，我希望党根据自一九五八年我到农场以后，五年多来的一贯表现，对过去错误的认识，和对党的态度等，摘掉我的右派帽子，准许我回到革命的队伍里来。……我向党保证：决不重犯错误，我一定全心全意，一心一意，老老实实听党的话，服从领导，做党的驯服工具，为革命，为无产阶级埋头工作，奋斗到底。”简直是低声下气地哀求了。10月，丁玲、陈明回到北京，严文井对陈明谈到丁玲的摘帽问题说，丁玲的右派帽子，农场、农垦部党组、作协党组都同意摘，中宣部也点了头，只是到了上面——什么上面你就不要问了——全国平衡，就把丁玲搁下来了。他们又去看望王震，王震两次加重语气对丁玲说：“你的问题，我负责到底！”

　　1964年9月4日，丁玲再次致信周扬、邵荃麟，希望摘掉右派帽子。12月29日，又给邵荃麟、刘白羽、严文井写信，“自己不能不再一次提出：请求党根据我几年来的决心、态度、思想和工作表现，考虑给我摘掉右派帽子，批准我回到人民的队伍里来。”

　　从1959年到1964年，中央先后五批给右派分子摘掉帽子，但是都没有丁玲。

　　对于1932年入党的丁玲，做一个普通公民、清白的劳动者，怎么就那么难！

1、转机：祖林带来的消息

　　1970年4月初，丁玲被造反派看管，在黑龙江省宝泉岭农场21队劳动改造。一天深夜，她从熟睡中惊醒过来，屋里电灯亮着，炕头围着一群穿军装的人。她穿好衣服下地，两个女兵过来给她扣上手铐，让她在一张北京军管会签发的逮捕证上签了名，那上面写着“逮捕归案”。然后她被押上一辆汽车。

　　那天深夜，在另一个生产队劳动的陈明也同时被捕。从此，他们就音信隔绝，断了联系。

　　其实，他们走的是同一条路，坐的是同一列火车，去的是同一个地方——北京秦城监狱。

　　1975年5月20日，丁玲走出秦城监狱的大门时，还有些留恋地回过头去深深望了一眼。她的确有些留恋那间七八平方米的单人牢房，那里有一张木板床和一个抽水马桶、一个小洗脸池，她留恋那里每天的一份报纸、每月的一本《红旗》杂志。这里的条件确实比宝泉岭农场21队好许多，她不必再干繁重的劳动，不必再受造反派的侮辱呵斥，她从头到尾仔细通读了毛泽东选集和马恩全集。

　　前一天，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给她作出《对叛徒丁玲的审查结论》，称：“丁玲是叛徒，其问题性质属敌我矛盾，遵照毛主席‘调研从严，处理从宽’和‘给出路’的政策，保留其公民权，养起来，每月发给八十元生活费。”

　　除了“反党集团”，“右派分子”之外，她又多了一顶头衔：“叛徒”！大概，此生翻身无望了。

　　同一天，陈明也被告知：决定释放；不定问题，也不提什么问题；恢复原级别、原工资，分配工作；脱职期间的工资补发；新的工作地区在山西长治，具体工作到后再定。

　　随后，丁玲早一天，陈明迟一天，他们一先一后，来到山西省长治市郊区，在老顶山公社嶂头村安家落户。

　　两人分别整整六年，劫后重逢，自然悲喜交集，感慨万分。可是他们没有哭，也没有大笑，丁玲见到陈明，第一句话是：“哎呀，这个地方好！”陈明紧紧握着她的手往屋子里面走，说：“两个人在一块就好！”他们终于又在一起了，又有了一个“家”了。那一年，丁玲71岁，陈明58岁。他们要在太行山下的小山村里度余生了。

　　丁玲和陈明过的是两个老人的日子，他们有了自己的一个小院子，与农民为邻，相处得很好。生活是平静的，就像缓缓坠落的夕阳。与儿女又恢复了书信联系，知道他们过得还好，也就略觉宽心。陈明写了一首诗，描述丁玲的生活和心态：“满头银发胜少年，药不离口心常甜，泰山压顶步履健，葵花向阳色更鲜。太行山麓湘楠木，笑迎春色满人间。 数不尽的风浪险，一部春秋乐晚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他们的处境没有什么根本性改变，短瞬的欢喜很快就沉寂下去。“这辈子大概就是这样子了”，丁玲有时候不无凄楚地想。

　　但是整个政治形势还是在慢慢地发生变化。

　　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了统战部和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即中共中央（1978）11号文件。6月初，老顶山公社党委向丁玲传达了这个文件的主要内容。7月16日，公社党委书记来通知丁玲：奉中共山西省委指示，决定由当地党组织给她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7月18日，老顶山公社党委召开了为丁玲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会议。丁玲在会上发言，表示“完全拥护，衷心感谢”，同时，她请求党“清理复查我这一生，特别是与我的政治生命有关的几个关键问题，并且作出相应的结论。”

　　这时的丁玲，已经不满足于摘帽了，她想要把“反党集团”，特别是所谓的“历史问题”，彻底查清楚，重新做结论，她要重获一个清白。因为她已经得到了一些来自“上面”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