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定一出尔反尔的表态是有来头的，因为他当时已经知道“上头”的精神，知道整风鸣放很快就要转为一场反击右派的斗争。

　　另一件是，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其中说：“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也是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社论指出：“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毛泽东的指示和《人民日报》的社论，标志着反右派斗争在全国正式展开。

　　也是在六月八日，《周恩来年谱》中写着：“到毛泽东处开会。”参加者有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康生、李维汉。主要议题肯定是反右派斗争。

　　对于丁、陈来说，这一天的意义，在于决定了他们的颓势，他们的失败。尽管整风还在大张旗鼓地搞，意见还在七嘴八舌地说，尽管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愤愤地鸣不平，但是他们大势已去，败局已定。“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从《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到《事情正在起变化》，相隔不到二十天。从《事情正在起变化》到《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和《这是为什么》，相隔二十多天。四月末还决心整风的毛泽东，到了五月中旬就已经决心反右了。不仅“右派分子”们猝不及防，就是一些党的高级干部也大惊失色。

　　当时在中国作协下属《文艺学习》任副主编的黄秋耘，讲了这样一件事：“1957年5月18日的晚上，我在邵荃麟那里聊天，顺便向他请示一下有关《文艺学习》的编辑方针，因为韦君宜当时下乡去了，《文艺学习》的编务是由我主持的。我跟邵荃麟很熟，几乎无话不谈，虽然在职务上他是我的顶头上司，但我对他完全没有下级对上级那种拘谨，他对我也完全没有上级对下级那种严肃。那天晚上，他兴高采烈、眉飞色舞地对我畅谈他在浙江视察时的种种见闻（他当时是人大代表）。他在杭州召开过几次文化界人士座谈会，鼓励大家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收效甚大，人心大快。（到了十年动乱期间，他这些行动都被说成是‘煽风点火’了。）对于《文艺学习》的编辑方针，他强调要‘放’，大胆地‘放’。……我们正谈得起劲的时候，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邵荃麟连忙走过去接电话。不到两分钟，他登时脸色苍白，手腕发抖，神情显得慌乱而阴沉，只是连声答应：‘嗯！嗯！’最后只说了一句：‘明白了。好！我马上就来。’我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是9点20分了，肯定是发生了意料之外的重大事件，要召开紧急会议。他放下了电话，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周扬来的电话，唔，转了！’至于究竟怎样转法，他没有说，我自然也不便问。沉默了好一会儿，他又叮嘱我一句：‘咱们今天晚上的谈话，你回去千万不要对别人说！暂时也不要采取任何措施，例如抽掉某些稿子，这样会引起怀疑的。’我知道他马上要出去，就连忙告辞了。”（《风雨年华》）

　　倒霉的黄秋耘，刚刚按照整风精神写了一篇措辞尖刻的《刺在哪里》，批评文艺界领导人，此时刊物已经付印，他想撤回也来不及了。不久，中宣部下发了10个准备批判的言论集，黄秋耘名列其中。

　　显然，周扬在电话里告诉邵荃麟的，就是毛泽东决定要反击右派，就是《事情正在起变化》。当时，《事情正在起变化》只是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圈子很小，依丁玲当时的处境，她绝对没有阅读的资格，即使看到了，她也不会想到与自己有什么关联，她决不会把自己同“右派”联系在一起。

　　就连党组副书记郭小川，也没有听传达的资格。周扬给邵荃麟打电话那天晚上，他很闲在，写了几行诗，读了一会报纸，十时半睡下。一个月之后，郭小川才在陆定一那里看到这篇文章。

　　为什么传达范围如此小，保密程度如此高？《事情正在起变化》中说：“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中宣部主要领导读到这里，会意地笑了，或许会想，让丁陈再猖狂一个时期吧，让他们自己去走到顶点吧！

　　6月8日之后，整个政治形势急转直下，丁陈问题的讨论处理也随之升级了，中央书记处直接过问此事。李之琏说：“从此，对丁玲、陈企霞问题如何处理，不再提交中宣部讨论，由部长直接向中央书记处去请示。有一天我接到通知，要我去参加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别的议题结束后，由陆定一汇报丁玲等问题的处理情况。他没有讲两年来全面的处理经过，只说中宣部在处理丁、陈问题上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按原来中央批准的结论处理；另一种意见是以张际春和李之琏为代表的主张改变原来的结论。彭真听了部长的汇报后，急着插话问：‘周扬怎么样？他也要翻案吗？’部长没有正面答复，只含糊其词地说：‘周扬没有什么不一致。’……邓小平同志最后只表示：‘意见不一致可以讨论，党内民主嘛！由你们宣传部去讨论好了。’”“中央组织部安子文部长也参加了这次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会后，他把我找到中组部去问明情况。我向安子文又介绍了分歧所在和发展经过；说明张际春和我认为，主要是1955年批判丁、陈所揭发的事实同1956年处理时调查的结果事实不符，不应按原来的定性处理，这是部长了解并同意了的，现在他又不承认了。安子文听后告诉我说：对丁玲问题的处理还是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还表示，他将再向彭真去反映。”

　　这一段话透露了上层对丁、陈的态度。

　　陆定一是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彭真是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陆定一的汇报是有倾向性的，彭真的问话也是有倾向性的，他们的倾向是：中央批准的报告不能改，否则便是“翻案”。在反右派斗争中，翻案意味着什么，谁心里都清楚。

　　当时，反击右派还只在党的最高层悄悄地酝酿部署，全国人民的中心工作仍然是整风。6月13日下午，中国作协重新讨论处理“丁、陈反党小集团”问题的党组扩大会议在休会五天之后，召开第三次会。

　　邵荃麟首先发言，增加了“反击右派”的内容。他说：最近整风深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就是反击右派言论，因此整风也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在这个斗争下面，党内团结更有着重要意义，讨论团结问题，必然会涉及到党组的领导问题。由于六月下旬要开人代会，因此我建议，检讨党组工作的会放在人代会以后去开。

　　丁玲也发了言，她说：林默涵在五五年扩大会上说，“检查《文艺报》是中宣部早想进行的”，“《文艺报》的独立王国是我们早就感觉到的，并不是胡风说了，我们才这样想的。”这话就是说，独立王国不是检查出来的，是老早就感觉到的。我是党组成员之一，冯雪峰是《文艺报》负责人，也是党组成员，我很想知道那时究竟是几个人和什么人，对这些感觉进行过分析，进行过调查？为什么不拿到党组会上来讨论？我同雪峰都是老同志了，为什么要背着我们？刘白羽说是党员提供了丁玲与党的关系的材料，我要问，哪些党员？什么材料？有多少可靠性？在什么情况下提供的？我提议把康濯写的关于我的材料在会上公布。康濯提供的材料，你们调查没有？刘白羽说斗争我，经过部长办公会议批准，我要问：部长办公会议的性质？是口头申请，口头批准的，请拿出会议记录来。是书面申请，书面批准的，请拿出材料来。部长办公会议上的决定是不是就可以说是中央的决定？这一行动，你们把作协的支部、总支、宣传部党委会放在什么地位？

　　反右开始后，刘白羽在7月31日的作协党组扩大会上说，丁玲的这个发言“达到了反党的高潮”。

　　《文艺报》杨犁发言：前年的会开的很不好，是失败。康濯却认为成绩是主要的，周、刘、阮都是好的，主要缺点在于丁玲态度不好，不接受批评，陈企霞是抗拒。像这些问题就应该摊开来谈，这不是康濯一个人的意见。前年会议的错误在于：一、党内思想批判，变成了敌我斗争；二、斗争方法违反党章，违反民主，不允许有相反的意见，一有便打回去，这种偏向从党内带到党外，先有结论，再找事实；三、会议的结果，是向中央的假报告。检查《文艺报》的错误，领导上吸收了什么经验教训？明明是错的，故意要坚持，不知为什么，说《文艺报》通讯员中三分之二是坏分子。

　　康濯做了一个很长的发言，他说：有决心听取大家的意见。前年的会，党组没有好好研究，很多问题我不能回答，不理解。现在的会也是如此。党组前年给中央写的报告，当时我没有看，看了也不会提意见。

　　因为批判丁玲最初是由刘白羽、阮章竞给陆定一的报告引起，而报告的很多材料是康濯反映的，康濯对此事做了说明。他说，批判胡风时，我发现胡风消息很灵通，他不是党员，哪里来的消息，一定是有党员透露给他，因此我感到党内自由主义严重。另外我感觉，作协党内领导团结也有问题，比较突出的是丁玲和周扬的关系。刘、阮署名给中宣部长的报告里边，有我反映的问题，但我没有写书面材料，是我记在小本子上，同刘白羽谈的，我反映问题的意思，是要求丁玲回来，大家坐在一起谈谈，也谈历史，包括左联，但是周扬说，现在不谈，将来可以谈。我声明：第一、我决不感到丁、陈无错误；第二、我决不认为自己无错误。我是出于这样的心情反映问题的，我怎么知道事情会搞成那么大，后来开那么大的会呢？但是，我一提材料，就说我起义了，位置就这么摆了，摆了我就下不来。文学讲习所的一些事情，我曾经同丁玲谈过，但是她不听。丁玲说会上揭发的材料有些不是事实，我也为此写过材料，但没有用，有些揭发的问题，我过去完全不知道，现在好像我成了挑拨者，我是罪人，我也要求搞清楚。是否周扬、刘白羽、林默涵事先搞了个“反党小集团”框子，我没有感觉，但他们的宗派情绪，特别是林默涵，我有感觉，是逐渐明确起来的。

　　当时坐在康濯对面的徐刚回忆：康濯跃跃欲言，坐在他旁边的刘白羽有劝阻之意，但康濯还是发言了，推倒了他过去对丁玲的批判。九十年代初康濯逝世前，把徐刚邀到他家，谈话的中心就是，1955年在批判丁陈之前，他写的材料被某些同志断章取义地摘录使用了。这大概是他一生中最愧疚的事情了！

　　“文革”结束以后，丁玲仍然与康濯保持了良好的个人关系，1982年秋天访问湖南，康濯以吁喘瘦弱之身全程陪同，游了衡山，还登览了当时刚刚开发尚未正式开放的张家界风景区，他们有说有笑，叙旧议新，还是好朋友。有人谈到康濯五十年代对她的伤害时，丁玲的回答是：“他就是想要做个好党员嘛！”轻描淡写，一带而过。康濯去世后，在晋察冀边区就与康濯一起共事，对他十分了解熟悉的孙犁，在一篇悼念文章中这样写到他：“全国解放之后，他在工作上，容有失误；在写作上，或有浮夸。待人处事，或有进退失据。这些都应该放在时代和环境中考虑。要知人论世，论世知人。”康濯的夫人王勉思，认为这一评价十分中肯。

　　大家发言之后，党组书记邵荃麟宣布，党组扩大会“暂时休会”。会后，周扬、邵荃麟、刘白羽一起到郭小川的办公室里，讨论了会议的情况，郭小川日记说：“看来，会议是到了摊牌的时候了。”这句话很耐人寻味，要“摊”出来的是张什么“牌”呢？

　　这三个下午的会议，周扬是硬着头皮挺过来的。五四年批判胡风，五五年批判丁陈，他都是坐在台上主持会议，代表着党，代表着中宣部，板着冷冰冰的面孔，声色俱厉，调兵遣将纵横捭阖，而这一回，他成了众矢之的，而且不能解释，不能还击，如坐针毡。

8、“丁陈是歪风代表，要展开斗争”

　　丁玲在1957年的命运，归根结底取决于全国政治斗争的大气候，六月份的三次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是整风运动的产物，后来会议方针的逆转也是反右派斗争的必然结果。李之琏说：就在作协党组扩大会上批评领导的意见太多，开不下去，寻找出路而不得的时候，“‘反右’斗争的开展就提供了一个机会，于是借以进一步批判丁玲等向党的新‘进攻’似乎就有了根据。”这真是在关键时刻，扶了岌岌可危的周扬一把。

　　党组扩大会议休会，就是一个转折的信号。这很可能是陆定一的意见，因为他对会议的倾向极其反感，不能够容许这种情绪再发展蔓延，他已经在考虑，丁陈问题是不是属于“反右派斗争”的题中之义呢！

　　6月14日上午，作协党组扩大会的次日，邵荃麟、刘白羽冒着大雨，应约去见陆定一。下午三点，郭小川去见刘白羽，刘白羽告诉他，“定一同志坚持地认为丁陈是歪风的代表，主张展开一个斗争，坚决把文艺界整顿一下。”郭小川听后很兴奋，认为“对丁、陈问题的处理有个眉目了，我一定迎接这场暴风雨，我把丁、陈看成党内的右派。我一定准备意见去迎击他们。”

　　问题越来越明朗了。“丁陈是歪风的代表”，还要“展开一个斗争”。6月8日和6月14日陆定一的两次讲话，实际上已经定下了调子。接下来的几天，中宣部紧锣密鼓地开会，统一对丁、陈问题的看法。周扬们开始反击了。

　　6月16日是星期天，下午四时，中宣部领导找中国作协党组领导开会，讨论丁、陈问题，参加人有陆定一、张际春、李之琏、张海、崔毅、邵荃麟、刘白羽、郭小川，人到的很全。周扬首先发言，他很激动，讲了作协召开的三次党组扩大会的情况，认为会议的气氛很不对头，是一股歪风。接着陆定一讲话，他说，看人要看关键，现在党内外有股右的潮流，显得十分猖獗，我们的目的，就是把它放出来，然后给以还击。他认为，丁玲、陈企霞对党是不忠诚的，陈企霞如果还要坚持错误，就应当坚决把他开除。接着其他同志发言，郭小川很激动地说，中宣部应当考虑一下，如果是右了，就应当下决心纠正。陆定一、周扬、刘白羽发言时都批评了李之琏和中宣部机关党委，认为他们那里有一股右的潮流，影响了很多人。会议一直开了三个多小时。

　　大概就是在那次会议上，周扬向陆定一提出，他对去年年底由张际春签发、上报中央组织部的丁玲历史审查结论，有不同意见。于是陆定一指示李之琏同中组部联系，要求把那份结论报告退回来。6月20日，中组部致函中宣部：“中央宣传部：兹将《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退回，请重议。”

　　第二天晚上，邵荃麟、刘白羽、郭小川又去中南海陆定一家里，继续研究反丁陈的斗争部署。郭小川提出：“丁、陈是右派，应当当作右派来打。”陆定一说：“先不要定，斗斗再看。”邵、刘也都同意这个意见。当时对于如何划定右派，中央尚无明确的意见。郭小川在陆定一家里，第一次读到那篇著名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中国作协的事情，也在起变化了。

　　整整过了一周，6月24日上午九时，中宣部又开会讨论丁、陈问题，参加人员与上一次大体相同，但这一次是部长办公会议，更加郑重其事。这次会议实际是冲着张际春、李之琏等人去的，是周扬、刘白羽们长期对于中宣部党委会耿耿于怀的一次反击，但他们不敢碰张际春，只敢批李之琏。他们在16日的会上，已经表示出对李之琏等人的不满，但还没有那么锋芒毕露，这一次会上则火力十足，全面出击，矛盾公开化。

　　会议的气氛有些紧张，李之琏、崔毅首先发言，谈了在丁、陈问题上与中国作协党组领导的分歧意见。接着，刘白羽、周扬谈了对李之琏的意见，主要是：一、对丁玲历史结论的不同看法；二、对丁、陈两个人的看法；三、对在处理丁、陈过程中，机关党委的肃反总结有意见。肃反总结的事情是这样的：1956年12月李之琏作的中宣部肃反总结中曾经提到，“在肃反斗争中，不应当搞什么党内斗争、思想斗争。”这意思是说，1955年的反丁、陈斗争是不合时宜的，因此招致一些人反对。张际春是中宣部肃反小组组长，他支持这个总结。

　　周扬提出：丁玲陈企霞在作协党组会上向他提意见就是闹翻案，作协的干部对1955年批判丁玲不满，就是替丁玲翻案，这种翻案活动，都是机关党委调查核实丁玲问题时鼓动起来的，他还说，对于中宣部1956年10月作出的丁玲历史审查结论，他一直有意见。周扬的发言，引起张际春的激动，他站起来，指着周扬说：你愿怎么说就怎么说吧，谁知道你在搞什么哟！讨论丁玲历史结论时，你们都同意的，没有反对意见才上报中央的，现在你又不同意了，有什么根据？由你要怎么说就怎么说吗！为什么你们现在又提出不同意见，为什么当时在会上你们有话不讲，难道这是搞儿戏吗！周扬、刘白羽也激动起来，双方争辩了好一会儿，场面一时很紧张。最后，陆定一出来打圆场说，对丁玲的看法要有一个过程，有些问题可能当时没有看清楚，现在看得清楚了，李之琏、崔毅等机关党委的同志过去对丁玲了解不多，不是有意袒护她，等等。会议开了将近五个小时，直到下午两点才散会。

　　周扬们爆发了，反击了，因为他们得到了陆定一的支持，而陆定一有“上面”的支持。

　　三天后，6月27日，张际春对中组部退回的丁玲历史审查结论进行修改后，致函李之琏、张海、崔毅说：“丁玲的历史结论，我又改了一下，请你们再注意看看，并提出重新修改的意见。然后再找若干份用红墨水将修改字句写在旁边，分送周扬、荃麟、白羽、默涵、小川、定一及你们和我。也还可送子意、磐石同志征求意见。应考虑给不给处分。”

　　李之琏回忆说：丁玲的历史结论从中组部退回以后，在一次部务会上又进行了讨论，陆定一提出，将丁玲的历史结论改为：“1933年丁玲被捕后，自首叛变；从南京回到陕北是敌人派回来的。”但他并没有提出新的根据。审查小组字斟句酌修改了多次、一致通过的结论，就这样被推翻了。陆定一的意见，肯定了他在1955年11月写给中央那封信中提出来的疑问。

　　1958年5月，在整风反右补课中，中宣部召开批判李之琏、张海、崔毅会议。6月，又将已调湖北工作的黎辛召回，接受批判。7月14日，中宣部向中央作了《关于李之琏、黎辛、张海、崔毅反党集团处理意见的报告》，7月25日中央书记处批准了这个报告。定案结论中说：“这个反党集团的罪恶活动，主要是以阴谋手段推翻中央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对作协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报告的批示，策动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向党进攻，以及否定肃反运动，执行保护坏人、打击积极分子的恶毒政策。”对他们的处理结果是：李之琏定为极右分子，黎辛定为右派分子，他们两人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张海、崔毅两人定为反党集团成员，留党察看两年，撤销职务。李之琏由7级降为13级；黎辛由11级降为16级；张海由9级降为14级；崔毅由11级降为14级。

　　在这期间，许多人企盼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终于发表了，6月18日晚上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次日又在《人民日报》登载全文。这是毛泽东2月27日的讲话，从5月7日到6月17日又作了十几次修改，加写了著名的“六条标准”，加进了强调阶级斗争的内容。这篇讲话本来是许多人在整风中敢于大胆讲话的思想武器，但是，“当人们6月19日早晨在报纸上看到这篇正式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些听过录音、听过传达、或者风闻过原来讲话某些内容的人，都对着报纸目瞪口呆了。一些在这篇讲话鼓励之下鸣放了好一阵子的人，看到赫然在目的六条标准，才发觉自己已经误入白虎节堂，叫苦不迭了。”（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9、蒋祖林探亲

　　6月20日是个让丁玲高兴的日子，这一天中午，在苏联留学的儿子蒋祖林回国探亲，乘坐国际列车抵达北京。丁玲亲自赶到前门火车站迎接。祖林1953年8月去苏联留学，在列宁格勒造船学院学习潜艇设计制造，离家已经四年。

　　蒋祖林向笔者介绍说，当时在苏联留学的中国留学生，有两三千人之多，主要分布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三个城市。莫斯科至北京间的国际列车，每周只有两班，为了缓解运输压力，开始领导不提倡留学生回国休假，后来感到留学生也需要了解国内的情况，又规定，学满三年以上的可以回国度假探亲，路费自理。

　　丁玲与祖林这一对母子的感情非常深厚。上一次母子相见还是1954年12月，丁玲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去苏联参加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开完会，她去列宁格勒参观访问，祖林陪伴她四天，这一别又是两年半了。为了能在国内多住几日，祖林提前考完了三门功课，用平日积攒的1200卢布，买了列宁格勒到北京的往返火车票，6月9日他从列宁格勒启程，经莫斯科转乘国际列车回国。回国之前，他已经从陈云夫人于若木的妹妹于陆琳那里，听到一点妈妈“犯错误”的消息，但是妈妈来信中却从未谈过这件事，他心存疑惑，很不放心，这也是他急于回国的原因之一。回到家里，家还是那么温暖，妈妈依然乐观开朗，谈笑风生，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当天晚上，丁玲向祖林谈起1955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的情况，并告诉儿子：现在情况已经好转了，作家协会已经开了三次党组扩大会，会上的发言都认为1955年斗争我是不应该的，“反党集团”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周扬也作了这样的表态。党组扩大会现在暂时休会。这个问题纯属1955年党内斗争的遗留问题，暂搁一段时间再处理也没有什么关系，这只是时间问题，迟早总会得到实事求是的解决。丁玲还说：“看来全国解放以后那几年，我的声望太大了一些，为人所难容。若不在北京做这几年工作，而是去工厂或农村深入生活、写文章或许要好一些。”

　　诗人艾青是丁玲一家人的好朋友，听说祖林回国探亲，在北京饭店搞了一次小型的聚餐。那是6月下旬的一天，蒋祖林回忆：“那天上午，我们先到艾青家里，是一个小巧的四合院，离崇文门不远。谈话之中，艾青说再把江丰和朱丹、李纳夫妇请上，他给他们打了电话。随后，就去了北京饭店，要了一个单间。江丰、朱丹很快就来了，但李纳没有到，我就去饭店大门口等她，等了二十多分钟她才到。我们走进单间后就开始上菜了。一起聚餐的有艾青、高瑛、江丰、陈明、朱丹、李纳、妈妈和我，一共八人。”那是一次好友的相聚、文化人的相聚，席间必是谐语叠出，笑声不断，充满了欢快的气氛。这些天真的才子们，浑然不觉滚滚乌云正向他们压过来，还在尽情地享受这一次“最后的晚餐”。此后不久，丁玲、艾青、江丰、朱丹等就遭到批判斗争，相继被打为右派。

　　祖林到家第二天，妈妈同他商量怎么一起度过这个夏天，说可以去青岛住些日子，参观海军基地，看看潜水艇，萧劲光司令员曾表示欢迎丁玲去海军看看，当然得写一两篇反映海军生活的文章。但是他们还是把这个念头打消了，因为一家人都放心不下“反党集团”问题的最后处理。丁玲说：“那我们就住到颐和园去，那里安静、凉快，景色也好。”

　　1957年的夏天北京热得早，六月下旬的气温就达到了摄氏30度，但颐和园要比城里凉快许多。丁玲与祖林在云松巢里住了一个多星期，充分享受这难得的重逢。云松巢在万寿山下，是一个白墙花瓦相围、松柏掩映的小院落，其名取自李白的诗句“吾将此地巢云松”。院子里有好几棵很大的松树。久别的母子，有多少话要说啊。白天他们很少出院子，傍晚，当游人渐稀，飞鸟归巢的时候，他们才踱步于湖光山色之间。那些天，丁玲的心绪很好，同儿子在一起，她什么话都可以谈，他们忆起许多往事，忆起丁玲的母亲，忆起1951年夏天毛主席来云松巢看望她的情景。

　　这一年，祖林27岁了，作为母亲，丁玲自然十分关心儿子的婚姻大事。她已经看好了一个姑娘，是作家李纳的妹妹李灵源。这姑娘漂亮，聪明，在北京艺术学院音乐系毕业后，留校担任助教，事业上很有发展。李纳在延安时，曾经是祖林的中学班主任和语文教师，在中央文学研究所时又是丁玲的学生，与他们母子都很熟识。为了促成这桩婚事，丁玲邀请李纳姐妹来到颐和园，一起度过了三天。

　　祖林与灵源相处得很好，第一次见面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他们的感情发展很快，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分手时候总是难舍难分。7月中旬，灵源参加中国青年艺术团，要去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出发的前一天晚上，丁玲在萃华楼饭庄设家宴为她饯行。就在这天晚上，祖林同灵源确定了爱情关系。这件事让丁玲十分欣慰，她亲自领着儿子，在东安市场的首饰店，为未来的儿媳挑选了一个浅紫色的宝石领花。

　　那些天还有一件让丁玲高兴的事情，智利诗人聂鲁达夫妇来中国访问，丁玲以中国作协副主席的身份，出面宴请。他们是老朋友了，1951年9月，聂鲁达和苏联作家爱伦堡代表“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委员会来华，向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委员宋庆龄授以奖金，丁玲写了热情洋溢的《欢迎，欢迎你们的来临》，刊载于《人民日报》上，她又遵照周总理的指示，陪同爱伦堡夫妇、聂鲁达夫妇去上海、杭州参观游览，回到北京，又设家宴款待，并找来贺敬之、徐光耀等青年作家作陪。

　　尽是一些好兆头，丁玲和喜欢丁玲的人，都沉浸在乐观之中，深信不疑地等待着事情朝好的方向发展。但是，这是一种盲目的乐观，一种不知内情底细的乐观，一种不懂政治的文化人的乐观。一场空前猛烈的暴风雨就要来了。

1、战斗在七月打响

　　中国作家协会的反右派斗争，从七月份正式开始。

　　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36周年纪念日，《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并非纪念文章，而是毛泽东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6月14日在相同位置也是一篇毛泽东撰写、署名“本报编辑部”的文章，题目是《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两篇文章题目相近，内容相连，前一篇是亮出靶子，这一篇是开枪射击！全面反击右派进攻的时刻来到了。

　　这时，反击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分子的斗争已经初战告捷。在6月26日一届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批判了“右派分子借口帮助共产党整风”而“发出了许多破坏性的言论，其中有不少是直接向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进攻的。”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等在会议上受到了批判，7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中已经出现了“章罗同盟”的提法。

　　但是直到7月1日，中国作协的反右派斗争还没有动静，整个文艺界也还没有动静。

　　7月3日下午，周扬召集作协党组领导开会，按照中央的安排，决定开展反右派斗争。郭小川日记中记载：“周扬传达了一下小平同志的意见，他认为现在对右派勇气不够，方法不够。时间要延长，斗争要坚决展开。要各单位排排队，做出计划来。”

　　7月5日下午，郭小川写出作协机关反右派斗争计划。6日上午，邵荃麟召集党组成员讨论了这个计划。8日是星期一，一早起来雷声滚滚，大雨倾盆，积水阻碍了交通。上午九时，中国作协反右派斗争动员大会在雷雨声中召开，邵荃麟作动员报告，讲了两个半小时。刘白羽宣读了反右派斗争计划。臧克家、艾芜等也在会上发言。会议开到一时。中国作协的反右派斗争从此开始。

　　7月16日晚上，艾青在康乐饭店设宴，招待聂鲁达夫妇和西马多夫妇，请了郭小川、徐迟、沙鸥等几位诗人作陪。郭小川本不想去，他晚上八点还要去周扬那里开会。艾青说，那我们就八点钟散席。艾青的夫人高瑛把时间掌握得很好，八点之前果然结束。郭小川匆忙赶到周扬那里，邵荃麟、刘白羽已经到了。他们一起商谈了作协下一步反右斗争的目标，确定丁、陈问题在下周集中搞。他们一直研究到11点半。

　　7月21日是星期天，下午三点，作协党组邵、刘、郭三位又到周扬处开会，进一步研究对丁、陈斗争问题。他们商量说，现在丁、陈自恃有理，又有群众支持，要想搞倒他们，非得有新材料、重型炮弹不可。到哪里去找呢？有人提到了柳溪，柳溪原来在文化部电影局工作，刚刚调去天津作协，她与陈企霞关系十分密切，在肃反中和批判丁陈反党集团时，都揭发过陈企霞大量材料，是一个重要知情人。周扬当即决定，要刘白羽第二天就去天津，拿下柳溪，打开突破口。会上还决定，批判丁、陈的党组扩大会，在下一周的星期四、五、六几天连续召开，一鼓作气！

　　真正的主角就要登场，真正的战斗就要打响。

　　从郭小川日记的片段记录中可以看出，在7月里，党中央确实加强了对文化战线反右派斗争的领导：7月3日，周扬传达了小平同志的意见，他认为现在对右派勇气不够，方法不够。时间要延长，斗争要坚决展开。要各单位排排队，做出计划来。7月4日上午，邵荃麟、刘白羽参加了中央书记处召集的会议，听了邓小平反右派斗争的报告。7月12日晚，邵荃麟、刘白羽参加了邓小平召集的会议，小平“非常强调说理，驳倒右派，斗争要狠”。7月26日，中央书记处批评文艺界搞得太慢。

2、丁玲在紫光阁见到周恩来

　　这时丁玲在干什么？

　　从六月下旬到七月中旬，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主题是反右派，丁玲没有参加，她觉得自己的问题没有解决，身份没有确定，不宜参加。后来批判她时，说她是“无故不出席”，“拒绝参加”。虽然没有到会，但她在密切注视，阅读每天的《人民日报》，对反右派的消息读得尤其仔细。7月12日《人民日报》上，刊登了陆定一《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的根本分歧》的发言，丁玲很仔细地读了一遍，放心地想：他讲的问题跟我不沾边。经过这两年斗争风雨的洗礼，她在政治上“成熟”了许多，表现之一，就是瞻前顾后，谨言慎行。

　　7月15日，人大会议闭幕，《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反右派斗争的一次伟大的胜利》。紧接着，7月17日至21日，党中央在青岛召开了省市委书记会议，讨论反右派斗争问题，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八月一日在政治局会议上通过。文章指出：“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第一个决定性的战斗，在过去几个月，主要是最近两个月内，我们已经胜利了。但是还需要几个月深入挖掘的时间，取得全胜，决不可以草率收兵。要知道，如果这一仗不打胜，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

　　这个思想，可以说是毛泽东关于反右派斗争的理论基础：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还要有一个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化战线包含在“思想战线”范畴之内，还得要深入挖掘。

　　就在青岛会议之前和之后，周恩来两次找文化界领导人谈话，他既谈反右，又谈整风，强调反右不能忘记整风。

　　一次是人大会议闭幕前一天，7月14日，星期天，《周恩来年谱》中载有 “约陆定一、康生、周扬、张际春、钱俊瑞等谈文艺界整风问题。”当日下午两点半，中宣部、文化部、中国文联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在京文艺界人士座谈会，周恩来两次讲话，讲了两个小时，他说，今天开会的目的是希望大家积极参加反右斗争，“现在主要是反右派，但是不要忘记整风。”反右派斗争“在文艺界还没有很好展开，要积极行动起来。反右派斗争告一段落后，整风还要仔细地搞”。

　　另一次是青岛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7月22日，周恩来约了康生、周扬、钱俊瑞、张际春、徐冰等，谈文艺界整风问题。他说：现在主要是反右派，但是不能忘记整风，各单位对有些可以解决的问题要马上解决，有了错误就要改正。

　　整风是人民内部矛盾，反右是敌我矛盾，在声势日益浩大的反右斗争全面展开的时候，周恩来找文艺界领导人大谈不要忘记整风，是不是想要冲淡一下浓烈的火药味，求得对艺术家的适当保护呢？他真是用心良苦！

　　7月14日下午，丁玲也来到中南海紫光阁，参加了在京文艺界人士座谈会。那天到会的有巴金、老舍、言慧珠、陈伯华、常香玉等一大批知名人士，共二百多人，其中有一些恰好在京参加全国人代会，可谓反右派斗争中的一次“明星荟萃”。郭沫若主持会议，周恩来讲话后，陆定一、康生、周扬也讲了话，会议一直开到晚上八点。丁玲心情很好，回到家里告诉家人，说她在会上见到了周总理，会议中间休息时，还在草坪上同康生聊了一会。

　　丁玲自我感觉良好，但她的感觉并不准确。二十年后，当她吃尽了苦头，被安置在太行山下的嶂头村时，对那一天的情景才有了深刻准确的理解。她向祖林回忆说：“那天会议，我坐在郭沫若后面，周总理走进会议室时，我们都站了起来，周总理先同郭沫若握手，他看到了我，这时，我觉察到总理的目光中流露出一丝意外的神情，但一闪即逝。他微笑着向我伸出手来，同我握了手。当时，我没有对我的这个细微的感觉加以仔细思量。在一场批判、斗争我的风暴过去之后，回想起周总理那感到意外，却一闪即逝的目光，我想，也许他那时已知道中宣部决定进一步开展对我的斗争，没想到我还会出现在这个座谈会上吧！会议中间休息时，在草坪上遇见康生，他竟有兴趣天南海北地同我聊了差不多二十分钟。我当时就有点纳闷，只觉得此人城府之深，让人难以捉摸。1938年，他在群众中扬言，说我在南京自首。我知道后向毛主席诉说：‘康生凭什么这么胡说，他有什么根据？’1940年，中央组织部为我这段历史作了结论，否定了康生的说法。自那时起，我同康生之间彼此都没有好感。在延安，有一次在毛主席那里，毛主席还向我说：‘你去看看康生同志嘛！’我也没有去，心想：我同康生又没有工作关系，我去看他干什么！回思紫光阁座谈会，康生一定也知道了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我，心里自然是得意的，他在草坪上表示出的少有的热情，大概就是这种心态的反映。建国后，他一直在养病，那年刚出来工作。”

　　1984年4月末，一个星期天，丁玲与秘书聊天时又谈到周总理，她很有感触地说：“周总理重视作家呀，在张家口时，会见马歇尔，队伍里那么多人，周总理单独把我拉出来，介绍给马歇尔，说，这是我们的作家丁玲。欢迎尼赫鲁、吴奈温等一些国家元首时，队伍里有那么多部长他不介绍，唯独把我拉出来单独介绍。四九年建国后组织的第一个访苏代表团，有各行各业的代表，包括许广平，他却要我这个作家当团长，可不好当了。为什么文艺界那么多人怀念周总理，总理对他们可关心了，管的可细了。50年代一些有争议的电影剧本，总理都参加讨论会，也请我们参加会，他重视我们的意见。”

　　但是，慈心的总理左右不了政治形势，也保护不了丁玲——他可能很想要“保”她一下的。

3、邵荃麟心有余悸

　　在反右派斗争中，中国作协的党组书记是邵荃麟，但斗争的真正领导人却是副书记刘白羽，他才是周扬所信任倚重的力量。

　　与邵荃麟私交甚好的黄秋耘说，在反右派运动中，邵荃麟起的作用极小，他当时自身难保，因为在整风中间他和夫人葛琴去浙江鼓励大鸣大放，鼓励文艺界给党提意见。

　　张僖说，邵荃麟到杭州，不光发动大家鸣放，自己也带头说了一些鸣放的话，引起浙江省委的不满。有一天，林默涵在党组会上说，浙江省委向中宣部提出，邵荃麟在杭州“点火”的讲话有问题，他告诉郭小川，马上叫邵荃麟回北京。

　　大概邵荃麟比较缺少党内政治斗争的经验，他身上更多的是坚定不移执行党的指示。

　　邵荃麟是1953年初，从中宣部教育处处长的岗位来到中国文协的。当时丁玲正在汤岗子温泉疗养，这个消息是周扬写信告诉她的。同年《人民文学》七、八月号合刊上，邵荃麟接替茅盾出任主编，10月文协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邵荃麟任副主席，并担任新一届党组的副书记。1956年12月，他接替周扬出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这个职务一直持续到1965年8月，接替他的是刘白羽。

　　邵荃麟比丁玲小两岁，比周扬大两岁，但入党比他们两人都早，他是1926年，周扬是1927年，丁玲则是1932年。他长期在国统区领导党的文化工作，写过文艺理论文章，翻译过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书籍。

　　黎之谈到反右斗争之前对邵荃麟的印象：“他是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个非常诚恳执著的人。除了工作他似乎没有别的爱好。生活要求简单，据说上班时他的夫人葛琴得把香烟和手绢装到他口袋里。他烟瘾很大，但一讲起话来烟也忘了抽，点上火吸一口就丢到烟缸里，我很为那一支支浪费的‘中华牌’而可惜。面对着作协工作中的复杂情况他不时也流露出忧虑，但他相信以他的正直无私，对党的忠诚，是会把工作作好的。每一次党组会他都作有准备的系统的发言，一丝不苟地处理每一件经手的工作。他的身体那么瘦弱，体不胜衣，我为他的工作精神所感动，也为他的健康担心。”

　　邵荃麟身体不好，1928年就患过肺病，又坐了三年国民党的监狱。1962年8月，中国作协在大连召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他在会上多次发言，针对着文艺创作中题材单调、人物概念化的倾向，提出描写中间状态的人物，因此被诬为鼓吹写中间人物，先是受到批评，又在“文革”中受到批斗，1971年含冤而死，时年只有65岁。他女儿邵小琴写的纪念文章中说，“文革”期间他被关押，夜里肺气肿加重，不停地咳嗽，他抓住同居一室的黄秋耘的手，以微弱的声音说：“你替我想想，这些年来，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党？”

　　邵荃麟是一个悲剧人物，正直，诚实，忠实于党，却不为“组织”所器重，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勇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而“十七年”间文艺战线的领导工作，就是要敢斗善斗。黄秋耘评价他说：“邵荃麟是一个很正统的中国共产党人，他也有很多教条主义的东西，但同时呢，他对中国传统的人情世故那一套东西，也摆脱不了。”“邵荃麟待人处事主张通情达理，要与人为善，不要苛求于别人。”“他主要的一个矛盾，就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正直的良知，和正统的马列主义之间的矛盾。”

　　当时中国作协党组和中宣部的几个领导里头，郭小川对林默涵、刘白羽很佩服，觉得他们“是周扬的左右手，是文艺界的干才”，对邵荃麟却“不那么佩服”，觉得他讲话罗嗦，“林默涵也常常说他‘好表现’、‘一讲就是几小时’，但对他的大的方面，仍然是相信的。”（《检讨书》）

4、党组扩大会转向

　　7月25日下午两点，中国作协党组重新讨论处理“丁、陈反党小集团”问题的扩大会议，在休会四十多天之后复会。从6月的那三次会顺序排下来，这是第四次党组扩大会，但是会议内容却有了180度的大转弯，由纠正“丁、陈反党集团”的错案，变为批判丁、陈右派反党集团。

　　有人这样形容：从1955年作协党组扩大会到1957年6月6日的党组扩大会，是180度的转弯；从1957年6月6日党组扩大会到7月25日的党组扩大会，又是180度的转弯，两个180度，恰好是360度，转了一圈，又回到1955年党组扩大会的初始点。

　　会议地点改在文联大楼礼堂。徐光耀说：王府大街64号的文联大楼，很有资格成为一个纪念馆，它在反右派运动中是个风暴中心，文艺界大部分从那儿进出过的人，终其一生都很难把它忘怀。

　　全部会议结束之后，中国作协党组在1957年9月出了一本批判发言集，白色封面上的题目是《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部分发言》。以下本文所引，大部分使用的都是这本发言集中的材料。

　　邵荃麟主持会议并首先讲话。他开门见山，一下子就点明了“要害”说：右派进攻的办法就是“要翻案”！根据老同志的记录本，邵荃麟说：主要问题还在党内的右派，右派的进攻很恶毒，主要一条是要打倒领导，打倒作协、中宣部的领导，办法是要翻案。如浦熙修交代，他们的计划是要攻《文艺报》、《人民文学》两个堡垒，要公开丁、陈问题。浦熙修亲自出马，到我家，也到其他同志家，要求公开此事，要求参加党组扩大会，企图以此攻领导。奇怪的是，党员同意了她，响应他们，配合他们，我们会上的事，他们很快就知道了。并不是不能对外讲，只是未逢其时。现在规定纪律：禁止泄密！开会是为了辩明是非，加强团结。中央再三说，有大是大非，有小是小非，首先是大是大非，然后是小是小非，你有九十九条小是，一条大非，便全非了。为了保证把会开好，现在宣布：1、宣传部指定周扬同志代表宣传部参加这个会；2、丁玲要求公布刘白羽、阮章竞给中宣部写的报告，宣传部不同意，他们报告的内容与党组写给中央的报告基本相同；3、丁、陈的两个历史材料，陈的是报告，不是结论，丁的历史结论，中央组织部退回，要求重新审查。

　　周扬接着讲话，口气比6月份强硬得多，讲了两个小时。依《发言集》的稿子，他说：前年作家协会批判丁玲、陈企霞同志的会是在我直接主持之下召开的，会议的结果向中央作了报告，并向全国的主要文艺干部作了传达。中宣部为了妥当地处理丁陈反党小集团问题，又成立了以张际春为首的专案小组，作了很多材料查对工作。整风中很多同志对这个问题提出意见，于是丁陈问题不单成了作协整风的中心问题，也成了中宣部整风的中心问题之一了。上次我说明我是以当事人的身份来参加会议的，现在我是以两种身份参加，一、前年会议的直接主持者，二、代表中宣部。希望不因此影响同志们的发言，不要因为反右派斗争和我代表中宣部便不大胆地讲。上次萧三同志说怕给部长们提意见，这不是一个老党员应说的话，后来他说是开玩笑，这个玩笑开得也不好。上次会开了三次开不下去了，有人将了军，提出质问。好像前年的会有阴谋，要追究责任。因此我不能不讲话了。

　　周扬讲了三点：一、前年对丁陈的斗争，包括党组扩大会，给中央的报告和向全国传达，我认为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前三次会议上，肯定前年会议的同志没有发言，发言的同志大体上都是否定的，有的说斗争完全错了，有的说基本错了，有的说要追究责任，仿佛背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二、前年的斗争会有错误的地方，应由我负主要负责。丁陈反党小集团这个结论是否下得重了一点，同志们还可以讨论，但我想至少丁玲和陈企霞的关系是反党情绪的宗派结合。三、从几个重要历史关键来看丁玲的错误。

　　《发言集》中的稿子，是经过了本人修改整理过的。老同志的记录稿与此有所不同：

　　周扬发言：一、对前年会的估计。前年的党组扩大会，给中央的报告，传达会，三个环节是否错了？有人要追查，仿佛里面有不可告人的事，说是违法乱纪，违反党章，我看，基本上是对的。肃反和思想斗争混在一起，是一个经验。斗争会、给中央的报告，都是合法的。如果是捏造，党还看不出来么？能允许么？同志们对党、对中宣部有不信任的情绪，好像党搞阴谋。有人提出，中宣部办公会议是否代表中央？这一态度不能接受，这是挑战，是无理的要求，是对党的不信任。还有人说前年的会是欺上瞒下、违法乱纪、违反党章。究竟自己看过党章没有？这些意见不能接受。前年的会有偏差，但基本方向正确。为什么？因为它反对危害党的统一、团结的行为，是严肃的思想斗争、政治斗争，是必要的、合法的。斗争尚未结束，仍在进行。1、斗争的确有缺点、错误，要认真检查，伤害了一些同志的情感，要承认，要弥补；但是更要看到主要的一面，文艺界不经过斗争不能团结。2、还有一部分人，和错误思想有共鸣。文艺界右倾思想有滋长，是极严重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个人放在党的上面。丁和陈，是反党情绪的宗派结合。丁玲不是普通党员，一度掌握大权，但一贯骄傲自满。丁对前年的会，开始态度是好的，说党挽救了她，当然是被迫讲的。只有经过斗争，才能按党的原则把文艺队伍团结起来。发动这个斗争，是邵荃麟、刘白羽的功劳。

　　二、斗争的优缺点。斗争的缺点和错误，我负主要责任，如全错，我负全责。把有些同志搞错了，搞重了，缺乏治病救人。丁和陈是反党情绪的宗派结合，不是工作关系。《文艺报》是独立王国，丁起了支持作用，没有丁，陈搞不起来。当时认为是小集团，后来有反复，现在仍未做结论。反正他们搞了一些人，不听党的招呼，只听个人的。对李又然的隔离很草率，李的思想是有害的、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但对他隔离是错误的，这一点我应该道歉。对陈企霞的隔离也错了，凡是搞错的，都诚恳纠错。对丁玲，没有在会上提出历史问题，也是对她的保护。给中央的报告，基本情况是对的，某些事有出入，有夸大，判断不当。文讲所不是独立王国，也有成绩，也和丁、陈有关，但不能因此便说没有错误。过去我和丁玲不融洽，这和作风上的毛病也有关。我和丁玲在上海时是一般同志关系，到延安，关系不好，一个在鲁艺、一个在文抗，或者双方都有宗派情绪，责任谁重，可以研究。解放后，丁玲有进步，顾大局，接近人，对丁玲的工作（文学方面的）我未管，我搞文化部，宣传部分工是乔木。丁玲的缺点错误当时我也看到，如她为文讲所的事很激动，后来感到她的态度不对。二次文代会，有些意见争论，我不愿展开，怕伤害团结，这是对党不负责。刘白羽批评我，我记得很深。那时只求团结，不讲批评。反胡风斗争，有人提材料，我感到丁玲对我不是同志式的态度。斗争会后，没有继续做团结、善后工作。丁玲对我的情绪也有抵触。斗争中揭发的材料，要冷静分析、全面判断，如对文讲所，否则很容易犯错误。我对同志关系，政治上要求不严，对自己也不严。我对党是忠实的。主席也批评我不尖锐，在原则问题上不尖锐，实际是政治上的软弱。我的教训，一个是尖锐，一个是实事求是，对人平日的关怀没有，帮助没有。丁玲平日对人关怀，但在政治上腐蚀了别人。但我没有小圈子，就是没有。

　　三、关于丁玲的错误。丁、陈的错误，主要在对党的关系上，丁玲对党不忠诚，或不够忠诚。为了帮助丁玲，我讲点材料，她在三个时期没有很好经受考验：在南京，在延安，在北京。在南京，这是最严重的考验，丁没有经得起，最后屈服了，跟叛徒一起，而且给敌人写了东西，这不是变节是什么？冯达不只是叛徒，而且是特务。徐恩曾是第一流大特务。为什么敌人那么好，她离开南京很自由，敌特不追究。（给敌人写条子的事）到了延安以后隐瞒七年之久（1936——1943年），延安审干时才讲了，这是对党忠实吗？丁对党大不忠。1942年边区革命处于困难时，王实味的文章是丁、陈登出的。丁还写了《三八节有感》，跟萧军搞得那么好，不能解释。丁玲什么时候检讨过？特务机关登《三八节有感》，当做材料，这能说“忠诚的问题解决了”么？全国解放后，丁玲到北京，身负重责，得奖，但骄傲自满，凌驾于党之上，培养个人势力。文艺整风动员会上丁的讲话，当时感到气焰不对头。《文艺报》办起来，是丁玲的功劳，反《武训传》，她是积极的。丁玲说“《文艺报》是我们几个人办的……”这种气氛就是个人中心。批评丁玲之前康生问我：为什么丁玲的杂文老是“我”字？就是个人突出。丁玲在精神上支持陈企霞，表面要陈检讨，内心的声音是另一套：《文艺报》倒霉，整了陈也整了我，就是有不满情绪。陈的反复，原因就在丁的支持。从整风到检查《文艺报》，有一股味道，就是碰不得，作协领导不能碰，中宣部也不能碰。“一本书主义”是有的，不在于讲过话，而在于思想。说自己是“靠苏联吃饭”，对吗？国际主义是这样么？这不是“一本书主义”是什么？说“周立波是朝里有人好作官”，我什么地方特殊照顾了周立波、赵树理？自以为是大作家，有本钱。根本问题就是个人主义。丁玲在这三个阶段都没有经受住考验，对党不忠。

　　四、团结问题。要团结不能没有斗争，不能一团和气，不能温情，不能无是非。什么良心、公正，是资产阶级的滥调。先搞大是非，后搞小是非。

　　张光年发言，讲到6月份的前三次党组扩大会议说：丁、陈没有自我检讨，反倒追查，把前年的会描写为一塌糊涂。前年反胡风，是有反党暗流，自由主义严重得很，匿名信是向党挑战。前年的会是党内的批评、斗争会，批判了反党暗流、宗派活动。后来调查的结果，很多材料确有其事。丁玲长期的反党情绪，一有机会便流露。为什么对自己的错误采取不老实的态度？再不要不老实了。

　　田间发言：我同意周扬的发言。文艺界不团结，丁玲、陈企霞、李又然这些人要负责。很早以前丁玲对我说过，周扬不好团结，不止一次。批判胡风开始，她的态度也不好，写文章也无力。辩正材料中，对历史，对胡风问题，推得干干净净。我认为丁与胡的关系暧昧，应该检查。历史上，丁是经过胡风从上海出来的，应该说清楚。检查《文艺报》丁玲不满意，在我和康濯面前说过，是对党不满。文讲所停办的事，她纠缠了很长时间，也是不满。谁同党接近些，她就认为不好。

　　会场的情绪激奋慷慨，甚于六月。丁玲事前没有思想准备，对于会议的转向和气氛，十分震惊。李之琏描述说：一些人愤怒高呼“打倒反党分子丁玲”，并要她到台前作交代，丁玲站在讲台前，面对人们的提问、追究、指责和口号，无以答对。她低着头，欲哭无泪，要讲难言，后来索性将头伏在讲桌上，呜咽起来。会场上一阵混乱。会议主持人看到这种僵持局面，让丁玲退下。

　　当晚，郭小川坐在灯下，高兴地写下自己的感觉：“会议开得不坏，令人兴奋。”

　　但是，也有许多人有不同看法，其中包括中宣部的一些干部。黎之说，“苏一萍多次向我提到6月6日会议周扬等人的态度。有一次他还拿着笔记本给我看，他一再说：‘周扬同志说过反党小集团不能成立。’”“朱寨也觉得批判过火。在我们一起去参加会时，他对他的一位延安同学在会上慷慨激昂地批判发言颇有微词。”苏一萍和朱寨当时都在中宣部文艺处工作。黎之说，至今也弄不清为什么那样严厉地批判“一本书主义”，难道这就叫反党？秦川也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周扬的发言，那真是上纲上线，咄咄逼人！

　　7月26日，中国作协机关组织听周总理7月14日对文艺界人士的讲话录音，党组扩大会停开一天。27日上午八时半，会议继续举行。

　　杨犁首先发言，检讨自己说：整风以来犯了大错误，在党组扩大会上的发言，和右派分子一个调子，没有党员气味。1954年检查《文艺报》时，《文艺报》部分人有抗拒情绪，对“独立王国”的说法很反感。作协党组给中央的报告，部分失实与“捏造”是有原则的区别。周扬对丁玲的批评很切实，反党思想、宗派主义。前年的批判很有必要，但不彻底。

　　周立波发言：同意周扬的讲话。丁陈问题，没有过火的地方，材料不能全推翻。支部会上丁玲说，周扬统治几十年，这是右派立场。

　　张松如发言：同意周扬的讲话，有说服力，受启发。自己思想上有温情主义，有右倾因素，前年的会是思想斗争，又是政治斗争，是大是大非问题，是对的。丁玲在三个时期都有不同程度的严重错误，应该正视，检查，改正。对于前年会的开法、报告、传达，我还是有些意见，现在不谈。前年的会议有些消极影响，应该消除。

　　钟惦棐发言：没有丁玲的支持、挂帅，陈企霞的大旗树不起来，这是大家都清楚的。

　　最后康濯做了长篇发言：前三次会，有些意见是好的，更多是不能同意的，我在会上的发言，几句话很不好，第三次会上那次发言，立场动摇。那时正是党开始反击右派的时候。我愿意在同志们帮助下改正。前年的会我有缺点、错误，谈不上委屈，我是领导人之一、党组成员、当事人。正因为犯过错误，所以这一次力求站稳立场，实事求是。

　　康濯谈到他对前年党组扩大会的看法：是党内思想斗争会，后来包含政治性质，是必要的，成绩是主要的，做法上有偏差，是次要问题。那次会是党组领导，阮章竞是以总支书记身份参加，与肃反五人小组无关。1、当时研究问题，是周扬、刘白羽、林默涵、阮章竞参与研究，肃反五人小组未参加，我和严文井未参加。2、做法，只揭露思想，批判，并未在会上追查历史问题。3、大多数发言都是思想斗争，不接触政治。后期接触政治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发生了问题，提出来完全必要。丁、陈在党内团结上有错误。反胡风斗争暴露了我们不团结，胡风就看出了，胡风反革命面目暴露后，发现敌人消息灵通，我们内部有自由主义，当然不是丁玲直接供给，但丁玲的自由主义有作用，自由主义是反动分子的好朋友。丁玲是主要负责干部。那次党组扩大会以后，自由主义确实减少了，作协工作有发展。前年会的错误、缺点是：1、当时追查匿名信是必要的，追查中有粗暴的地方，产生过火的作法。2、整个斗争，实事求是精神不够，没有允许反面意见讲话，没有做全面调查。3、未作结论前，就在全国传达，有消极的后果。消极的方面是：丁陈的错误未很好解决，党内整个团结也没有根本解决，近一年来又出现了新的分歧和问题，原因在于某些同志没有从前年的会接受教训，形势变化就迷失方向，如戈扬同志，忘了前年会议的教训。只怪自己党性太弱，经不起风吹雨打。

　　康濯说，当年我的情况是，看到党内团结有问题，为此感到焦虑。1954年七届四中全会文件学习，团结问题未揭开。检查《文艺报》时，感到丁玲对周扬态度不对，有宗派情绪。此前我也有过感觉，很苦恼，对丁玲谈过，丁玲说，这些都谈过，解决不了。1953年以后我很少去丁玲那里，她说为何不来，怕人说小圈子？向组织提供材料，进行批评，完全对，如有捏造，党审查处分我。我提的材料前年会上都讲了，个别材料丁玲不承认，或看法不一，但我认为全部属实。是否由于我提材料而挑起的斗争？完全错误，那是我靠近党、对党忠诚的表现，只恨提得晚了。我提的是党内团结的问题，但内容有偏差，当初以为把问题提出来，大家开展批评，就可以解决问题，没有想到开那样的会。开始感到那样的会气氛不好，火力集中对丁、陈，后来想通了，因为，1、看到丁、陈问题的严重；2、揭露了许多材料，让我吃惊，丁玲的问题超过我原来的认识；3、开始了解了丁玲的历史问题。会后我的情绪不稳定，产生错误和缺点。我的发言是有影响的，戈扬发言提出反党暗流，我同意了，但发展了，说暗流有好多细流，汇集到丁玲。

　　康濯谈到他对丁、陈的看法：丁是有错误，严重的自由主义，对党的团结有很不好的影响，在我们面前谈周扬，往往不是从党的立场，而是以资产阶级的冷眼旁观，以欣赏、嘲笑的态度。也谈过周的生活，但很少。以她的地位，有意见为何不当面谈？谈了，解决了，为什么还要谈？还要散布？丁玲那份检讨比较接近实际，不深刻，但她发言又否定了。犯错误的原因是，丁玲在顺利环境中，滋长了自满，对党的信任泰然自若，经不起批评。丁玲傲得很，提意见很难提。1953年丁玲给文讲所学员写信，提出修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她没写信之前，我不敢提，我庸俗，考虑上下级关系。

　　康濯发言之后，中国作协党组成员、《文艺学习》主编韦君宜不顾会场上的强大压力，大声批评康濯反复无常。不少人都以钦佩的语调回忆说，在中国作协整风和反右斗争中，韦君宜是个仗义执言、勇于坚持真理的人，她的正直率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后来她又力保受到批判的《文艺学习》副主编黄秋耘，为此险些被划为右派，多亏蒋南翔、胡乔木、彭真等“一二九”老战友出面保护，才得以过关，但还是免不了挨批斗。

　　按照中国作协党组的安排，会议第一阶段的目标是拿下丁玲、陈企霞，为此，刘白羽从7月22日起就频繁往返于京津之间，力克知情人柳溪，他连25日的大会都没有参加。

　　7月26日晚上，邵荃麟告诉林默涵和郭小川：中央书记处批评文艺界“搞得太慢”。

　　这个批评分量不轻。中宣部的“宝”押在中国作协身上，押在丁、陈身上，他们要尽快拿下这个大案报功。当天夜里，刘白羽从天津得胜而归，第二天中午他向党组汇报：柳溪终于在25日早晨交代了陈企霞的问题，其中也涉及到丁玲，都是一些杀伤力很强的“重型炸弹”。这个消息令人兴奋，党组决定，把会议规模进一步扩大，让柳溪在会上当众揭发。

　　7月28日是星期日，晚八时，周扬又找作协党组领导开会，一直开到深夜11点半。他们对柳溪的揭发虽然很感兴趣，但柳溪毕竟是有问题的人，不宜在会上作长篇发言，经过研究，决定改由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文联党组书记方纪作重点发言，由他来公布柳溪揭发的材料。

　　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反右派斗争是对于每个党员的重大考验》，提出党内也有右派分子，极少数党员“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当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的时候，他们成了可耻的内应”，“他们在整风运动中，利用党的生活和国家生活中个别的、局部的缺点、错误，同党外右派分子联成一气，向党实行了内外夹攻。”9月11日《人民日报》再次就这一问题发表社论《严肃对待党内的右派分子》，将右派的范围扩大到“有不少是一、二十年党龄的老党员”，“他们的党龄愈长，职位愈高，对党的危害就愈大。”

　　丁玲离“右派”的标准，或者说是“右派”离丁玲的标准，越来越近了。

　　7月29日，新的一周。上午作协没有开党组扩大会，开了另外一个会，坐在会场里的，是将从明天起新参加党组扩大会的人和原来参加会议的骨干。周扬讲话，介绍了文艺界反右斗争的情况、作协党组扩大会议的情况和批判斗争丁、陈的情况。实际上，这是一个党组扩大会进一步升级的动员会。

5、众生相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经过报告》说，“在第七次会议上，天津市委宣传部同志宣布了长期被陈企霞利用、欺骗的柳溪所揭露的材料，从此丁、陈集团的反党活动就进一步暴露出来了。从第七次会议以后，参加会议的达三百多人”。

　　第七次会议的时间是7月30日。

　　这天上午，周扬给林默涵打电话，了解对会议的反映，又问了下午发言的准备，特别是方纪发言的准备情况。下午二时开会，会场里多了许多新面孔，表情严肃，气氛庄重，即便是老朋友在这里相逢，也只是矜持地打个招呼。主持会议的邵荃麟对扩大会议范围的原因作了说明：第一，丁、陈的问题不仅是党内的问题，也是文艺界的一个大问题；第二，右派分子浦熙修等曾经利用丁、陈问题进行歪曲宣传，许多同志不明真相。因此邀请更多同志到会，公开讨论。

　　在新扩大的人员中，包括总政文化部创作室的全体党员干部。这是创作室主任虞棘专门找郭小川要求来的“特殊照顾”。当年的总政创作室，集中了全军文化创作的顶尖人物，其中有魏巍（副主任）、杜烽（党支部书记）、胡可（党小组长）、徐光耀、白桦、黄宗江、公刘、黎白等。后来魏巍代表到会的十七位部队作家在会上作了批判发言。他们乘坐的卡车来到文联大楼门口时，徐光耀还不知道开的是什么会，他听见有人说丁玲来了，就急忙跳下汽车，高兴地跑过去要跟她握手，但丁玲戴着一副墨镜，步履蹒跚，沉着脸不吭声，也不伸出手来，再看旁边的陈明，眼睛里聚着一团惶恐和疑惧。这时徐光耀才感觉有些不对劲。

　　走进文联大楼，在一层和二层之间，一层半的地方，是一个大厅，正面是一座舞台，大厅里有几根支撑屋顶的粗大圆柱，因此有人称之为圆柱大厅。扩大了的党组扩大会，就在这个大厅里召开，但是舞台上不设主席台。徐光耀回忆：大厅里不大规则地摆着些桌椅，靠东墙有两张“课桌”，几名主持人就常常聚在那里。主持人中最活跃的，有周扬指为有“大功劳”的刘白羽，以及邵荃麟、郭小川等，周扬自己却坐在一个角落里，不是偶然插话，还以为他不在座呢。丁玲和陈明共一张“课桌”，陈企霞坐在另一个地方。另有几位格外苦脸低眉的，如冯雪峰、艾青等，都插在角角上。徐光耀描述丁玲说：“每次会议都必须参加的丁玲，全始全终的与陈明坐在一起，听着各种各样对她的批判，侮辱，作践和羞辱。她的痛苦，她的隐忍，她的入地无门，我这支秃笔是没有办法写出来的。……新中国建立才七八年，自己阵营里的阶级斗争就打成了这样！”

　　大会开始，方纪首先发言，揭发出许多“触目惊心”的事实，引起人们的愤怒。方纪曾经在延安《解放日报》工作过，60年代初写过散文名篇《挥手之间》。徐光耀说他“正当壮年，身材高大，口才极好，洪亮的嗓音配合着手势，加强了他揭发问题的轰震效应。”

　　方纪说：我代表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来发言。最近柳溪同志在天津分会的反右派斗争中，揭发了许多骇人听闻的事实，揭露了一个大的反党阴谋计划。天津作协分会的同志们听到这些事实是震惊的，愤怒的，因此委派我到这里来发言，根据柳溪同志交代的材料进行揭发。方纪发言中涉及到丁玲的，主要有三件事情。一件是，六月份作协党组扩大会开始后，陈企霞约柳溪到天坛公园见面，告诉她说“这下可好了，局面打开了！”要柳溪去告诉《文汇报》，派人采访作协的会，采访丁玲。柳溪便去找了姚芳藻，告诉她丁、陈事件的内幕，要他们去采访丁玲。浦熙修带姚芳藻去访问丁玲，丁玲却要他们去问邵荃麟。这件事情的性质是：丁陈“勾结党外右派来向党进攻”！另一件是，陈企霞曾准备办一个油印刊物，由丁玲出钱，他说：“这就可以顶垮《文艺报》！”第三件是：陈企霞告诉柳溪：“这回丁玲下了决心，要在今年十月文代大会上提出自己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就公开退出中国作家协会！”后来就把这个事说成是丁玲准备公开分裂文艺界！

　　只许往丁玲身上泼污水，不允许她讲一句怨气话，讲了，就是新的“反党”事实！即便丁玲真的退出作家协会，就能够分裂得了文艺界吗？实在高估了她的作用和能量。真是无限上纲，夸大其词，暴露出某些人霸道的嘴脸！

　　1978年4月，丁玲在写给胡耀邦的申述材料中对这个问题做了说明：“1957年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前，我带着气愤对葛文说过一次：‘这次问题（指为1955年作协党组结论平反）如不解决，我要退出文艺界。’这以后，陈企霞来我家，我对他说过：‘这次问题不解决，文艺界我是不呆了。’这两次都是在感情冲动时，没有经过思考的气话。”

　　接着，会议安排《文汇报》记者姚芳藻发言揭发柳溪。

　　丁玲也在会上做了较长发言，既检讨，也对一些事实作了说明和澄清。她不得不承认1955年的党组扩大会开得对，不得不承认她利用了6月的前三次党组扩大会向党进攻，表示接受第四次党组扩大会上提出的意见，特别是周扬同志的意见，决心改正。

　　第二天，丁玲的发言就遭到了批判，被认为太空洞，谈的都是生活琐事，未谈如何串联和煽动旁人反党的问题。张天翼、艾青、沙汀的联合发言说：“丁玲同志，我们把你当作老同志，我们对你是关心爱护的，党也是一再保护你。……希望丁玲同志能真正克服自己的错误。”

　　接着陈企霞发言，态度明显转变，说他已到生死关头，再不抵赖了。田间的夫人葛文发言证实说，曾经听丁玲讲过要登报声明退出作家协会。

　　每次大会，都安排一个重点发言，这一天的重点发言是刘白羽，他被安排在最后一个，从五时讲到七时半，郭小川称之为“很好的发言”。

　　刘白羽沿用了周扬7月25日的讲话思路，说丁玲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对党不忠诚，三十年代在南京、四十年代初在延安、全国胜利后在北京，几个重大关键时期都是不忠诚老实。刘白羽引用了国民党特务机关一本小册子《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中的几段话，以证明她写的《三八节有感》受到敌人的欢迎和利用。刘白羽说，全国解放后，丁玲的骄傲自满达到相当的高度，对她说一点不顺耳的话也十分困难，丁玲问我对《记游桃花坪》的意见，我婉转地说不如《粮秣主任》，可是她马上说谁谁说比那篇还好。她对茅盾、老舍、巴金等党外作家常常不尊重，对党内作家也不尊重。

　刘白羽也做了一些检讨，他说：作为五人小组、党组负责人，“我的缺点主要是‘左’的错误，特别是肃反期间我有偏激过火的地方，斗错了、斗重了一些同志，我个人都负有责任，应当向他们赔礼道歉，特别对李又然同志的隔离，我曾经在肃反总结会议上道过歉，也曾两次到他家去道过歉，今天我还向李又然道歉。另外，也有一些善后处理不完善的，比如对厂民（严辰）同志的斗争就是这样，没有把审查结果在同样规模的会议上加以宣布。今天我就代表五人小组在这个会议上宣布，厂民同志政治历史上，经我们审查清楚没有问题。由于我个人在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使一些同志受了委屈。我在现在以至将来，对这些同志都是永怀着歉意的。”他还特别提到，“在党内对丁、陈进行的政治思想斗争方面，我们也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比如对匿名信的追查。……还有，就是当时对有些材料的查对复审不够，材料中有夸大的地方，这都表明我们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刘白羽为1955年和1957年两次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上，自己对于丁玲等人造成的伤害，同样“永怀着歉意”。1984年8月中组部《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下发之后，8月21日下午，刘白羽专程来到木樨地丁玲家中，想为自己当年的错误表示道歉。他刚说了一句：“我请罪来了！”丁玲立刻大度地截住他的话头，不让他再说下去，接着便转了话题，亲热友好地交谈起来。从此，丁玲与刘白羽恢复了从延安时期建立起来的友谊。与刘白羽相识多年、90年代初期曾经担任过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马烽， 2001年底在一次谈话中称，刘白羽在50年代的一些表现都是“奉命整人”。

　　8月1日下午，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举行第九次会议。曹禺第一个发言，他讲得很实在，说：我是一个刚入党的党员，这次会上揭发的事情叫我震动、愤怒。我第一次参加这样大的党的会议，被批评的是我认识的人，又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蜕化到今天这样的地步，使我痛切感到，高级知识分子必须要彻底改造，入了党更要继续改造。我对丁玲、陈企霞两同志真是感到非常失望。丁玲有才能，能写作，办事也很能干，这是我的印象。丁玲同志是老作家，老党员，过去我对她的期望是大的。但我也觉得她骄傲自满，很不谦虚，喜欢有一堆人捧着她，围着她转。我和她在莫斯科时，她得了斯大林奖金，她很高兴。我也为她高兴。她对我说：“以后要写几本好书了，像托尔斯泰、高尔基那样的多写几部。”一个作家想写出托尔斯泰、高尔基那样的书当然好，但是我觉得她的口气里有一种过于自负的味道。我诚诚恳恳地希望丁玲、陈企霞两同志转过心来，下一次大决心，再做新人。

6、陈企霞“缴械”

　　一定是柳溪的揭发深深触动了他，陈企霞那天晚上回到家里，神态忧郁，精神萎靡。

　　他的长子陈恭怀回忆说：父亲开会回来，一改过去不愿在母亲面前谈论工作事情的常态，很伤心地对母亲说：“我现在很可能过不了关，党组扩大会议有二百多人，逼得很紧，压力很大。丁玲过去在南京被捕变节的事，我一点也不知道，平常也没有听她谈起过，现在众口一词，断定她那段经历有问题，根本不听她的分辨。说我们反党小集团，实际上是我们对周扬同志有意见，背后谈论过他，有些自由主义，我是有些责任的。现在他们攻击我的最主要问题是匿名信，匿名信实际上是周*搞的，我以前对她说过一些情况，她认为我是冤枉的，就写成匿名信向中央反映。她是用左手写的，所以作协尽管对我所有的学生和要好的朋友都核对过笔迹，也没有查出来。反映事实是可以的，但不应该用匿名信的方式，我虽然没有让她写，可她这样做我也有很大责任。现在只有把这件事说清楚，才能减轻我的罪责。我考虑再三，觉得应该把这些情况向组织讲清楚。但我现在也很为难，过去我顶得那么厉害，会议拖得那么长久也没有结果，就是因为我坚决不承认。如果我现在去说明真相，怎么说得出口呢？即使我要去讲，他们会不会相信呢？”母亲劝他打消顾虑，相信党，相信组织。他们一直谈到次日凌晨三点多钟。父亲睡下后，母亲担心他顾虑重重，醒来后会改变主意，决定自己先去找作协领导谈谈。她穿着拖鞋，从贡院西街家中，走到相距不远的东总布胡同46号刘白羽住处，把父亲说的情况全都告诉他，并说父亲已经认识到错误，愿意向组织靠拢。刘不大相信，说企霞的脾气不可能有这种表示，可能是昨晚喝了酒才说的，他一向个性很强，轻易不肯认输。母亲保证说，请组织放心，即使他到时不肯讲，我也愿意在组织面前证明这些话的可靠性。她请刘白羽把这一情况向周扬转告。刘显得很高兴，说，我先向周扬同志汇报，你回去后在企霞面前先别透露，等我汇报完再去找他。

　　8月2日上午九点多，郭小川来到机关大楼，刘白羽告诉他说：陈企霞昨晚跟他爱人郑重谈了一夜，已经交代了，今早五点钟郑重就来找我，约定好陈企霞上午十点钟来谈话。郭小川日记中说“十时，陈来，情绪紧张，首先就交出两把钥匙，而且说：这是罪证！然后又滔滔不绝地交代了他与丁玲、冯雪峰的关系。讲到一时，不断使我毛骨悚然。”送走陈企霞，刘白羽和郭小川立即去向陆定一汇报，并在他那里吃了午饭。

　　下午，周扬派了车，刘白羽到家里接陈企霞，一起去周扬处。从周扬那里回来，陈企霞情绪很好，告诉郑重说：我一到那里，周扬和我握了手说，企霞同志，你这样很好，把问题谈开了，我们相信你会改正的，党是要你的。听了这话，我心里踏实多了。

　　“党是要你的”，这话多温暖！

　　8月3日下午的第十次党组扩大会议，安排陈企霞第一个发言，他检讨自己，揭发丁玲，戴罪立功。陈企霞说，我的罪很大很大。这几天，我可以说已经死过一次。前三次会议我只想一个问题，即如何死。上次会议后，我下了死的决心。买了两瓶白酒，找出两个金戒指，想吞金而死，但又怕遇救，准备同时吃火柴，并准备写一封遗书。柳溪发言之后，遗书改了，打算写我是执行自己的死刑。但是同时，会议又使我看到一点阳光，我原来估计柳溪发言后，我会被绑上台，由大家来骂，但我估计错了，会议进行得很平静。我昨天和周扬、荃麟说了，我是要求文明一点。会后回家，我已不行了。郑重问我怎样，我说要坦白。郑重这次对我有很大帮助。我即打电话给邵荃麟要交待问题。

　　接着是丁玲和陈明交代问题，他们的交代被认为是“明显的抵赖”，引起大家不满，都是未讲完就被打断。李之琏也在大会上发言，他的发言不长，也没有多作批判，他说他“以一个机关党组织工作人员的身份讲一点意见”，他谈到，“在这个斗争的过程中，我们有一些党员同志由于一时没有识破他们的阴谋，或者识破而没有料到有这样的严重，曾经在一个时候被他们的假象所迷惑，低估了他们的错误的严重性质，特别是机关党委有几个同志（包括我自己在内），在过去一个时候没有看到他们错误的一贯性，没有看穿他们别有用心的目的，曾经考虑过把他们叫做“反党小集团”是否合适，是否重了一些。但根据现在揭发的事实看来，这种看法是落后于事实的发展的，是对他们的错误估计不足，这是右倾的表现，这应作为一个教训。”这显然是检讨了自己。

　　郭小川作了简短发言，说明丁玲、陈明的不老实。他的话不长，但林默涵认为很有分析能力。接着茅盾发言，他是临时有些话要讲，就写了封信给邵荃麟要求即席发言。他说，今天陈企霞的态度有了转变，而丁玲的态度却依然如故，这出乎我的意料。我同丁玲同志是老朋友了，我向来很尊敬她，同她认识很早，后来读了她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给了我相当深刻的印象，当时我想这是否就是丁玲自己的性格？后来一起在左联工作，我觉得她很进步，她的新作品和《莎菲女士的日记》完全不同了。我看到在新中国的今天，丁玲同志的灵魂深处还有一个莎菲女士在！茅盾说，我以三十年的老朋友的资格恳切地忠告丁玲同志，赶快从思想上解决这个问题，磨洋工，不交代，是过不了关的。

　　4日下午两点，作协党组扩大会举行第11次会议，丁玲再次检查交代问题。冯雪峰、许广平、郭小川等人接着发言。许广平说，丁玲同志使我们感到失望。从见面认识到现在，有二十多年了，我原是爱好她的作品的。比较接近多些是在她领导下出国到苏联去，她劝我写东西，这原是好意，但接着她说出心里话来了：“你现在不管做多少工作都算得什么呢？写东西才是自己的。”凭这两句话，我开始体会了丁玲同志是个什么样的人了，原来她的写作是为自己的。

　　几乎每次会议之后，周扬都要召集林默涵、邵荃麟、刘白羽、郭小川几个人开个会，听反映，作部署，确定下次会议的发言人。当晚九点，又在周扬那里开碰头会。就在他们会议开始的时候，丁玲到了前门火车站，迎接自上海回京的蒋祖林。

7、母子别

　　蒋祖林是7月20日离京，经一机部黄敬部长特别安排，去上海参观潜艇建造厂、护卫舰建造厂及设计室等机要单位。这半个月里他过得狠愉快，除了参观，还去祭扫了父亲胡也频的墓地，和延安时期的好友贺毅一起去杭州作了两日游。启程回京之前，他给妈妈打了一个电报，火车驶入北京站台的时候，他看到了站在暗淡灯光下的妈妈。

　　一坐上小轿车，祖林就兴致勃勃地打开话匣子，他急于把满肚子的感受讲给妈妈听。但是妈妈话语很少，兴致不高，像是有心事。祖林担心地想：是不是又发生了什么变故？

　　回到家，蒋祖林和妈妈、陈明叔叔一起走进客厅。妈妈开口了：“祖林！我告诉你，我的问题又有了大的反复。这些天，天天在开斗争我的会。”

　　丁玲介绍了这些天来党组扩大会的情况，然后告诉祖林：“前几天我给小灵子（即李灵源）写了一封信，寄到莫斯科去了。我在信里没有明说我现在的处境，但暗示了我今后的命运，让她思想上有所准备。我也委婉地表示了我对她的希望。她是一个纯洁的女孩子，以我对她的了解，我想，她不大会因为我的问题而改变同你的关系。”她压抑着自己的感情，告诫儿子：“你是共产党员，应该相信党，同党站在一起。应该认识到妈妈是在反党。”停了一下又说：“我看你还是提前回苏联，回学校去吧！”

　　祖林心里很痛苦，他没有想到事情会是这个样子、作协党组会这样对待妈妈。他不想在妈妈最痛苦的时候离开她，他也不放心妈妈，便说：“学校9月1日开学，我还是再陪你半个月，住到20号再走。”

　　但是，妈妈的事情，他想躲也躲不开，他无法置身局外。

　　8月5日，党组扩大会休会一天，丁玲在家里准备检查交代的发言材料。下午，作协党总支找蒋祖林去谈话。离开家的时候，妈妈嘱咐他说：“你要有思想准备，满楼都是揭发批判我的大字报。”祖林点了点头。他走进文联大楼，看见门厅周围的墙壁上、右边走廊上、楼梯两侧的墙壁上贴满了大字报，大都是批判“反党分子”丁玲的，他顿时感到一股寒气袭来，真正为妈妈的处境担忧了。

　　同他谈话的，是作协党总支书记黎辛和副书记胡海珠。他们要他站在党的立场上，揭发丁玲的反党言行。他们问祖林：六月下旬艾青邀请丁玲等人在北京饭店聚餐时，有人说了“我们这里是裴多菲俱乐部”，这话是谁说的？蒋祖林仔细回忆了那天的场景说，他在场的时候，没有听见有谁讲过这样的话。

　　祖林回到家里，丁玲问了谈话的情况，然后说，你还是提前回学校吧，你呆在这里，只会一步步被牵进作协机关运动中，也帮不了我什么，你放心，我不会寻短见的。祖林同意了。他在苏联买票时，订好的返程火车票是8月21日离京，第二天上午，他去前门附近的国际旅行社，把启程日期改为8月11日。

　　8月6日下午，作协党组扩大会第12次会议。开完会回到家里，丁玲身心疲惫，说头疼，要休息一下，便躺在床上。她告诉祖林：刘白羽约他明天上午10点去谈话。

　　8月7日上午，蒋祖林如约来到刘白羽的办公室。一起谈话的还有中宣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崔毅。祖林在延安时就认识刘白羽，一见面，刘白羽“略显热情”地同他握了握手，然后向祖林谈了丁玲在南京的那一段历史，说丁玲不仅有反党的错误，而且在历史上有自首变节的行为，希望祖林在这个问题上同党保持一致。这些内容祖林是头一次听到，他既感震惊，又有疑惑。他不能不相信党，但也不能不相信他挚爱的妈妈，这个27岁的青年人还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复杂的问题，他陷入巨大的痛苦之中。回到家里，他看到了当天的《人民日报》，头版上醒目的大题目是：“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重大进展 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吃午饭的时候，他在餐桌上流泪了，这是他回国以后第一次流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