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年初，丁玲住在沈阳的鲁艺写访欧文章，林伯渠到了沈阳，丁玲去看他。林伯渠要丁玲送给他一本《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说江青说这本书很好，周扬却压住不让印。7月，丁玲一到北平，就有人向她打听周扬阻挠出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回事？有人还说，这里面也许还有宗派味道。丁玲却大度地解释说：“我不这样看，也不是这个问题。只是周扬同志偏爱民族形式，而我的形式不够好，语言也不新颖，同时周扬同志对那时土改，也受有某些左倾影响。”在文代会期间，丁玲也直爽地把这个意见同周扬讲了，周扬不置可否。后来在学习七届四中全会文件时，他自己也这样解释这件事。

10、西南行

　　全部材料写完，丁玲如释重负，对纠正错案充满信心。9月上旬，她在颐和园里又开始恢复写作，同时向中宣部机关党委提出，要求在报刊上发表文章。

　　张凤珠在2002年5月对笔者说：1956年夏天，党的“八大”召开前后，整个气氛比较宽松，作协开完肃反总结大会之后，按照作协领导的意见，《新观察》党支部的组织委员打算去颐和园看丁玲，约我一起去，我没有去。不久，我收到丁玲一封信，她在信中说，我知道你为我的事情也受了一些惊吓，事情慢慢总会搞清楚的。我收到这封信，立刻就去颐和园看她，丁玲的情绪还好，她告诉我说正在写一个长篇。

　　徐刚说，听到丁、陈反党问题要甄别的消息后，康濯也带了河北特产红枣去看过丁玲。徐刚对康濯的看法是：组织能力很强，在文学研究所工作期间实际上是具体领导的第一把手，当1953年胡乔木提出停办文研所时，康濯意见最大，他以丁玲名义给刘少奇写信，要求继续办下去。

　　整个局面已经出现了变化，舆论开始倾向丁玲，同情丁玲。哀兵必胜啊！

　　这时，四川有一个川剧《望娘滩》来北京演出，陈明看过以后认为很好，向北京电影制片厂建议，要改编成一个电影剧本。此时陈明已经从文化部电影局下属的电影剧本创作所，调到北影厂工作。陈明的意见得到批准，为了改编《望娘滩》，他要去四川出差。丁玲希望能够与他同行，以散发一年来的沉重郁闷心情。她向中宣部机关党委提出了要求。

　　发表作品和去四川这两个要求，中宣部与中国作协商量后都表示同意。

　　在10月8日出版的《人民文学》十月号上，登载了丁玲《在严寒的日子里》前八节，约五万字。文前题后加的编者按说：“《在严寒的日子里》是一部小说，尚未定稿，这里发表的是开头的八节。这部小说所描写的，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侵入解放区以后，在桑干河地区的农村中展开的尖锐复杂的斗争。小说的作者丁玲同志希望读者们将读后的意见提供给她，使她能够参照这些意见对小说进行修改和续写。”

　　这是一次在全国读者面前的亮相：丁玲仍然是“同志”。小说发表后收到很多来信，其中包括一些作家，如云南的李乔和洛汀，他们为丁玲重新“露面”感到高兴。

　　丁玲下去之前，中宣部给湖北、四川、云南等省委宣传部打电话，通知安排接待，并告诉他们：丁玲的“反党”问题正在重新审查，现在她还是中国作协副主席、共产党员。刘白羽则告诉黎辛：你是丁玲的联系人，丁玲走到哪里要向你报告，随时掌握她的行踪，查对结论做出以后，立刻叫她回来。

　　9月15日，丁玲随陈明登上了南下的火车。同行者有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编剧林艺、导演李恩杰、编辑赵慧深。丁玲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车中无事可做，无话可谈，窗外也无景可看。记得1954年春天同伯夏去湖南，心情格外晴朗，好像飞鸟归山那样的欢跃；如今一切都失去了！如今同在一条路上，同样的车，同样的风景，同样的人，而一切都是这样的不自然。上午读《云使》。下午读《死水微澜》。”《死水微澜》，是四川老作家李劼人在三十年代创作的三部连续长篇小说的第一部，另两部为《暴风雨前》和《大波》，描写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前后二十年间四川的广阔生活画面，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李劼人解放后曾担任过成都市副市长、四川省作协副主席。

　　第二天，丁玲在火车上读完了《死水微澜》，印象颇佳：“这本书叫人读得下去，想读下去，不能放手。”“《云使》也是好诗，诗人想象之美，之丰富，之温柔，真使人忘忧。”下午四时多，他们一行人抵达汉口，湖北省作协韩秘书长来接，安排住进德明饭店，他向丁玲解释说，于黑丁学习去了。省作协主席于黑丁，在1955年12月中宣部传达会议上发言批判过丁玲，可能怀有歉意。晚饭在“春明楼”吃，丁玲的印象是“地方很坏，菜很坏”。第二天上午他们去逛街，午饭后，作家骆文的爱人王淑耘等人来了，骆文也是延安干部，1949年来到武汉，主编过《长江文艺》。他们陪丁玲去参观长江大桥，谈话中，丁玲向他们推荐《死水微澜》，赞不绝口。下午于黑丁打来电话，说明后天过江来看他们。晚饭在洞庭路的“靠墙泰”吃，两年前她和陈明来武汉时曾在这里吃过西餐，印象不错，此次重访，依然吃得很舒服。饭后，他们又去长江大桥看了夜景。第二天上午去游览动物园，并到中苏友好展览馆参观了武汉日用品展览会。晚上看了楚剧《香茶计》。

　　19日是中秋节，他们一起去“中南春”吃晚饭，丁玲吃了一个螃蟹，又多喝了一点酒，从餐馆里出来感觉不大舒服，后来又发起烧来，去医院看了急诊，医生说是肠炎。次日，她在饭店里昏昏沉沉睡了一整天，又服用消炎药，到了晚上才感觉好一些。

　　第二天早六时，一行人登上“江明”号轮船，溯江而上去重庆。“民众”轮航行了整整三天，26日下午停靠在重庆朝天门码头，在重庆住了两个晚上，便坐车去成都。

　　省文联副主席常苏民和省作协主席沙汀来看她，她与沙汀是老相识，三十年代初在上海左联时期就认识，后来又在延安见过，沙汀在鲁艺任教，做过文学系代主任。时任《四川日报》总编辑的表弟伍陵也来看她，请她吃鱼，约了沙汀夫妇作陪。丁玲还去看望了王勃山老先生，他是丁玲学生时期最要好的女友王剑虹的父亲，已经有二十七八年未见面了。王剑虹1922年把丁玲从常德老家带到上海，一起进上海大学，后来成为瞿秋白的爱人，1924年因患肺病早逝。王老先生已经八十岁，须发皆白，但身体还很健康，每天出门诊，见到丁玲很高兴，回忆起1925年春天在兵荒马乱中，带着丁玲搭吴佩孚的军车回湖南的事情，还说要请丁玲吃饭。

　　后来，丁玲和陈明又去重庆，参观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红岩村等革命纪念地。重庆作协负责人曾克，也是丁玲在延安时期的老战友，热情地陪他们去南、北温泉玩了几天。曾克后来回忆说：“一路上，她依然心情开阔，从不谈起那个所谓反党集团的事，更没有流露不满情绪，她还是那么热情关心地方上的文艺创作。”曾克的爱人、部队作家柯岗去康藏公路采访，随施工部队越过二郎山，到达了海拔五千多米的雀儿山，写出长篇小说《金桥》，丁玲听说了，立即把稿子要来看完，提出了一些十分内行的意见。

　　他们从重庆又去了云南，受到张冲副省长的接待，从云南又去了广西。11月，在南宁，丁玲接到中国作协的通知，要她迅速赶回北京，黎辛在电话里告诉她：你的复查结论很快就要做出来了！

11、历史结论

　　丁玲盼望着复查结论，又害怕复查结论。她盼望着复查结论还她一个清白，又害怕复查结论“维持原判”。她是怀着忐忑的心情回来的。

　　她看到的，不是“反党”问题复查结论，而是历史问题审查结论。

　　1956年10月24日，中宣部拿出《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第六稿。结论说：

　　“丁玲同志所交代的被捕后和逃离南京的情况，与现在已查明的当时的情况，基本上是相符合的。据此对丁玲同志这一段历史问题，特作如下结论：

　　“一、丁玲同志在被捕后三年多的时间内，虽然在最初一个时期对敌曾有过斗争，以后在思想上也抱有逃脱敌人掌握回到革命队伍的想法，最后在党组织的帮助下也实现了这个愿望；但丁玲同志被捕后在政治上是犯有严重错误的，首先，是对待已经叛变投敌的丈夫冯达，没有采取坚决的态度与他决裂反而与他继续同居，这是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立场的表现，并给自己政治上造成极不利的影响和困难；同时，丁玲同志曾经在敌人面前屈服，向敌人写了申明书。这种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变节性的行为。

　　“二、丁玲同志在一九三六年回到陕北直到一九四三年整风这一较长时期内，对自己被捕后的错误是不敢正视的。因而并没有向党交代；一九四0年由于有些同志怀疑她这一段历史，中央组织部曾为此作过专门调查，但由于丁玲同志把自己的错误继续隐瞒起来，因此，当时的审查仍没有得出正确的结论。一九四三年在中央党校整风时，才把自己的问题作了交代，这种向党隐瞒自己政治错误的行为，说明当时丁玲同志对党还是不够忠诚老实，这也是错误的。（当时限于条件，组织上对这一问题没有做出正式结论。）

　　“三、丁玲同志在被捕后虽然犯了上述的错误，但除了已查明的上述情况外，没有查出有其他不利于党的言行。因此，她的错误性质，是属于在敌人面前犯过政治上的错误。在这次审查中，她对这一错误又作了检讨，这次审查的结果，也没有发现她在历史上有什么新的问题，因此，丁玲同志被捕后这一段历史已经审查清楚。”

　　陈明记得，这份结论是黎辛送到他家里来的。丁玲和陈明反复读后，12月1日，由陈明执笔，写出了对这个结论的意见：

　　“（一）中宣部关于我的历史审查情况，我基本上同意。我历史上的两个问题，现在都查证清了，即（1）我被捕后逃离南京，是在党的帮助下实现了自己的愿望；（2）我写声明书，是在敌人面前犯了政治上的错误。

　　“（二）结论中引用的我的交代，与事实有不够确切符合之处，特扼要补充如下：（1）‘被捕后最初一个时期，曾对敌进行斗争（如骂国民党杀害作家，准备牺牲、自杀等），并拒绝为敌人工作’，实际上对敌人进行斗争，不是限于在最初一个时期，在后来我几次拒绝敌人的骗诱为敌人工作（如拒绝为张道藩写和修改剧本，拒绝姚蓬子要我写稿子等）寻找党的关系等也是斗争，而最后得以在组织帮助下逃离南京，也与自己的争取有关。（2）我写申明书，有由于叛徒冯达的欺骗劝诱和自己的软弱（立场不坚定），缺乏斗争经验（当时我以为冯达没有其他的出卖组织、出卖同志的罪行；我相信了他在我面前忏悔，相信他是真正希望我回到革命队伍来。）我不知道特务顾顺章、汪盛棣、徐恩曾等曾直接参与对我的欺骗与劝诱。（3）一九三四年四月至十一月的半年时间，叛徒冯达曾在一伪机关作文字翻译，我不知道这个机关便是中统特务机关。”

　　陈明在2002年8月告诉笔者说：我们不敢把这些意见称为“保留意见”，只说是“补充”意见，甚至这些意见提不提，也有顾虑，担心又带来新的麻烦。因此丁玲给李之琏写了一封信，请他帮助拿主意：

　　“之琏同志：首先我应该谢谢你和其他的同志，在对我的结论上花费了很多时间。而且我相信，你是了解我的，了解我的缺点，也了解不是我的缺点的地方。一年多以来，我是处在一种如何困苦的境地，你也是了解的……

　“关于结论，我本来也没有什么，就是有一二点我认为不十分恰当也没有什么。……本想不写了。后来思之再四，觉得只要我有一点点意见，我也还是要说出来，特别是要告诉负责处理这事的你知道。因此最后我还是写了一点点声明。但我仍希望你看看之后替我考虑，是否我可以不必写的。或者我写的还有什么不妥之处。因为在对党内许多问题上你比我有经验。而且你也一定能比我更客观。因此仍请你看看，如不妥则不必给中央。如还对头，则请你考虑：还是你们接受这些意见好呢，还是原封不动的作为附件送上去。或者你觉得我还应该有什么再考虑的地方。均请复示。”

　　李之琏的处理办法是，把丁玲的意见交给张际春签署，然后同中宣部的结论一起报送中组部审批。

　　至此，对丁玲历史问题的审查告一段落。

12、徐光耀提供的材料

　　对丁玲的历史问题审查结束后，复查工作重点转向查对“反党小集团”问题。

　　11月17日下午，中宣部在中南海喜福堂召开会议，决定由刘白羽、杨雨民、张海组成三人小组，根据1955年中国作协党组向中央的报告和丁、陈的申诉，写出调查提纲，发出调查函，继续向作协党组扩大会的参加者、原文学讲习所的学员以及有关人员进行调查。三人小组的下面还有一个具体办事小组，组长是作协行政办公室主任丁宁，成员有《文艺报》的唐达成、作协党总支秘书林绍纲，以及中宣部的几位同志。陈企霞的问题共向63人作了调查，丁玲的问题共向70余人作了调查，一共取得了57人写的调查材料。丁宁说过：“那次复查，从领导到我们小组，都没有带什么框框，并不是先认为搞错了，因此必须给予翻案。当时非常强调不带框框，实事求是，经过调查，该定什么就定什么。

　　12月8日晚上，当时在总政文化部创作室工作的徐光耀，收到了一个奇特的大信封，信封上盖着十分显眼的“绝密”红色印戳，背后粘着三联单式收条。拆开信封，里面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的一封信，还附有三份打印好的文件，分别是丁玲写的《我的检讨》、《给中宣部党委的信·重大事实的辩正》、《辩正材料的补充》。

　　中国作协党组的信中写着：“去年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所揭发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的问题及事实，经中宣部党委指示，目前正进行调查对证。关于丁玲同志的历史问题，现已审查清楚，除她过去所交待的问题外，没有发现新的问题。现有几个有关丁玲同志的问题，请你协助提供材料”。信里提出六个问题，要求徐光耀“务请于12月7日前以书面材料交给我们为感。”信的落款日期是11月30日。

　　徐光耀是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期的学员，入学前就出版过长篇小说《平原烈火》，入学后又踏实勤奋，所以丁玲对他很器重，在学习、生活和创作上都关怀有加，并找他到家里，陪同一些来访的外国客人吃过饭。1955年12月，在中宣部传达丁、陈问题大会上，徐光耀被迫作过违心的发言，但内心里一直同情丁玲的处境，关注着丁玲的命运。看过信，他得出的印象是：中国作协党组以“绝密”方式向一个党员调查材料，说明事关重大；信上屡称“丁玲同志”，且说历史问题没有新发现，看来“反党”定性或许有变；问题提得十分具体，说明“查对”工作认真仔细。他暗自高兴，用两天时间作了充分准备，然后在12月12日，给作协党组写了一封很长的回信，派一个共产党员直送作协党组，嘱咐他也要拿收条回来。

　　对中国作协党组提出的几个问题，徐光耀在回信中这样回答：

　　(一)关于“过去文研所学员中曾流传着‘文研所是丁玲创办的’说法”问题。

　　说学员们“心目中只知有丁玲，不知有党”，完全不合乎事实。第一，丁玲在学员中确实有很高威望。第二，文研所的日常工作，很多丁玲插手并不多，大部分是田间、康濯等直接做的，支部的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这些工作都进行得相当成功。第三，学员中一半以上是党员，大部分党龄很长，说这些人“不知有党”，太把我们的觉悟水平低估了。第四，文研所的教学方针、计划、人员组成等重大事项，我们都听说过是经中宣部讨论研究后批准的，不曾感到过丁玲想把党的影响掩盖起来。

　　丁玲在学员中的影响，我认为是很大的，她差不多获得了普遍的爱戴。人们对她的印象主要是，她很了解创作，很能知道人，对青年很热情，也很关心。她曾多次为解放区文艺——工农兵文艺做过辩护，特别在它们遭到攻击的时候。

　　(二)关于“一本书主义”和提倡骄傲等问题。

　　1、丁玲是再三再四反对过骄傲的。开学之初，她就批评过一些学员看不起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倾向。后来，又有人看不起解放区的作品，不看新出版的文章，她都联系着骄傲，进行过批评。在文研所末期，她曾两次严厉批评过我的骄傲，这是造成我曾在一个时期内怕看见她的原因。反对骄傲，提倡虚心学习，是她给我的突出印象之一。

　　2、“一本书主义”这个词戴在丁玲头上，我认为不妥当。她说过这样一类话：写一本书出来，应该让读者长久不忘，要有作者自己的心血、发现在里面，要有站得起来的人物等等。我以为她是在提倡注意质量，反对粗制滥造。来信中提到她向我说过“要写出一本作品来才行”的话，可能指的是这件事实：丁玲和曹禺预备去苏联参加对果戈理的纪念，动身前一天，叫我去帮她买些礼品，她在家里对我说过这样一段话：“一个人出国，出风头，并不是什么大荣耀，那是赶对劲儿，人家让你去的。其实，作家出国，只有几个作家注意；学生出国，也只有几个学生注意，别人是并不注意的。所以说，真正的为人民所景仰，永远记在心上，还是得有几本作品留给人民，留给后人。”这段话是我自苏联回来三个月时对我说的，我以为她是在暗示我，出国也没什么了不起，不值得骄傲。

　　3、1950年11月9号文研所开全体会，宣布1951年第一季学习计划，丁玲讲过一段话：“我们总觉得中国作品太少，但真的少吗？文艺杂志有几十种，没有人能全部看得过来。然而，没有像这样的作品，像我们读了《水浒》，就想去跟人说李逵怎样，武松怎样；看了《红楼梦》，大家就吵架，你爱黛玉了，我爱湘云了。可看了我们的作品呢，常常说，生活丰富，语言很好，但不久，便忘记了。前几天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讲演，吹牛说：《平原烈火》比起《日日夜夜》来只差了一点点，那就是人物，周铁汉还有点概念化。我们说作品少，主要是人物概念。然而，我们每人都想出几本好书，可是这是不能着急的，你们都还十分年轻，哪有这样快呢？”如果把“《平原烈火》比《日日夜夜》只差了一点点”这句话单摘出来是有问题，但上下联系起来看，说她是在鼓励我骄傲便显得牵强了。

　　(三)我没有觉得丁玲在文研所宣传培养过个人崇拜。我是对她崇拜过的，但这并非由于她的培养，问题在我自己。我曾崇拜过很多人，连长、团长、兵团司令，一直到我们党的很多领袖，我都崇拜过，但同样不能说是他们培养了我的个人崇拜。

　　(四)文研所“在丁玲把持下，不要党的领导，党和革命的空气进不去”的感觉，我没有。康濯、田间等同志都做了很多工作，那时我倒觉得丁玲对文研所干涉得太少，常常盼望她多到所内做些工作。

　　(五)丁玲给我的不好的影响有：（1）她捧过《平原烈火》；(2)她偏爱过我(让我给她买出国礼品，让我到她家陪爱伦堡、聂鲁达、刘芭等人吃饭等)。这些会促使我骄傲。但在我心中更多响着的，是她那“不要骄傲，不要骄傲”的话。

　　最后，徐光耀又谈了自丁、陈事件以来自己的一些想法和意见：丁玲假如没有其他政治问题，只有思想和作风等方面的错误，则仍不失为我党优秀的作家，请求党能尽力挽救她；在开展思想斗争的时候，尽量避免使用压力，许多年轻、幼稚、缺乏斗争经验的同志，在这种气氛下常会说出一些不够认真的话，这很可能助长问题的更复杂、更混乱；即使丁玲很多地方都错了，单就她对培养青年作家的热情和努力来说，也值得党的作家和前辈们学习；对文研所创办几年来的功和过，应该有个恰当估价。

　　在第二年的反右派斗争中，徐光耀难逃厄运，罪状之一，便是这一封“性质很严重”的信。

　　李之琏说：调查核实的结果是，作协党组报告中所揭发的丁玲反党事实，主要问题都不相符，绝大部分属子虚乌有。比如，原来说丁玲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文艺报》的领导人选，中国文联党组原来决定丁玲为主编，陈企霞、萧殷为副主编，而丁玲在陈企霞个人的抗拒下，竟然违反党的决定，把陈企霞、萧殷也列为主编。调查结果是：这种提拔是丁玲同周扬商量，周扬同意后才宣布的（周扬也承认这一事实）。原来说：丁玲常在一些同志面前说某领导同志不喜欢你或某领导同志迟早要搞你，以挑拨这些同志和领导同志之间的关系（指的是周扬和胡乔木之间的关系）。经向胡乔木同志调查，他表示“没有这种感觉”。个别1955年在会议上发言批斗丁、陈的人，把领导人指示他发言的条子拿出来，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底下，说：“不管领导怎么样，我承认我说错了。”

1、两篇轻松的短文

　　1957年的中国政坛文坛，真可谓风起云涌，变幻莫测。春天是艳阳高照，暖意融融，到了初夏，便狂风大作，摧枯拉朽，及至秋冬，则是万木凋零，一派肃杀的景象了。

　　对于丁玲，1957年是她遭遇重大转折的一年，是她遭受灭顶之灾的一年。这一年，她一直在希望和失望中浮沉，她以满怀希望开始，以彻底绝望告终。

　　1957年开始的时候，丁玲心中满怀着期待。她在期待着什么？

　　她的历史问题已经由中宣部做出了审查结论，这一结论和她的意见一起，已经报送中组部，她期待着中组部能够对她的意见给以重视并加以采纳。

　　“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问题，经过中宣部研究组调查，也基本上被否定了，她期待着早日看到查对结论，早日平反这件错案，还她一个政治清白。

　　她又获得了创作与发表作品的权利。1956年10月号《人民文学》上那五万字的《在严寒的日子里》，对于她来说实在是一个非常之举，那是在党内党外种种斥责与非议、猜测与议论中，给了她一个肯定。文章前面那一段编者的话，分明是告诉读者，丁玲还在正常地生活，正常地写作，正常地发表作品。那段话决不仅仅代表了杂志社的意见，或者说它决非杂志社所能做出的意见，在这样一个时候，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敏感人物及其作品的评价，至少要经过了中国作协党组甚至中宣部的首肯。所以，在广大读者从那一期《人民文学》中增加了对于丁玲的信任度时，丁玲自己也从那些话里看到了“上头”对于她的态度。她期待着能够早日完成这一长篇，实现许久的夙愿。

　　她的心情好起来，身体也就随之好起来。头不那么经常剧烈地疼了，她又有了写作的兴趣和欲望。问题正在解决之中，她还不能完全安下心来续写她的长篇，那就写点短的吧，既为了促进问题早日解决，也为了那些关心她关注她的读者。

　　写作需要生活，可是这一年多里她没有生活，她的生活只是交代问题，写申诉写检查，她的生活天地只是多福巷的四合院和颐和园的云松巢。她的整个生活笼罩在铅灰色的气氛中，每天感受着巨大的压抑。但她终于又有了一点生活，她去了一趟西南，在那里会见了旧友，又结识了新鲜的人，看到了新鲜的事情，触发了一些新鲜的感觉。就写这个吧，写作可以驱散心中的烦恼，可以带给她乐趣。

　　1957年2月，她写了《看川剧〈打红台〉》，这是上一年9月30日晚上她在成都看戏的观感。文章写得活泼流畅，思绪连贯，一气呵成，对剧情和老艺人彭海清的表演，描述得绘声绘色，字里行间带有轻松喜悦的情调。文章登载于3月1日的《文汇报》上。4月5日，书信体的《重庆一瞥》又在第四期《文艺月报》上刊出，这一篇的感情更加丰富浓烈，风格恣肆豪放，恢复了以往丁玲文章惯有的特点。她写她乘坐的“民众”轮在重庆朝天门码头靠岸之前的那一种感受说：“扬着白帆的木船在波浪之间上下纵横，我陡地觉得好似掉入在一片海涛中，它淹没了我，我没有了自己，但又尽量想抓住点什么，好让自己能有一点点主宰。我又觉得猛地在身上产生了一种力量，我想到：‘人们在这里生活可不容易，一切都是千钧一发的啊！’”她写参观曾家岩50号八路军办事处时的感受：“我老在这几间房子中徘徊，流连，不愿走开，我说不清楚我的感情，我的思绪的确太纷乱，爱，感动，尊敬，许多崇高的感情从我的心中升起，可是卑鄙，龌龊，可恶，一切愤怒的敌忾也交织在一起，如同长江与嘉陵江似的，两股洪流在我胸中冲激在一道。但是生活的现实是大大地讽刺了那一起老鼠似的人物。我们的同志，那些在这几间小屋里坚持战斗的人们，正如皓月当空，明澈万里，他们的聪慧，机智，勇敢，坚毅，绝不是一般人，经历过普通斗争生活的人所能想象的。”她把自己的际遇和心情也写了进去。从这两篇文章看，丁玲逐渐恢复了创作状态。

　　她不再担心会连累人家，觉得没有什么可以顾虑的了，于是开始去看几个朋友，逐渐恢复了交往。她同陈明去看了冯雪峰，感到他的生活很寂寞，没有娱乐，只有工作，于是买了四张戏票，给他们两张，自己留两张，一起去看了一次戏。雪峰夫妇坐在楼下前排，丁玲和陈明坐在楼上，他们还是有一点顾虑，怕被人看见误会。他们还去看了萧三。她的四合院里又出现了朋友们的身影，3月20日左右，从上海来京参加中国作协创作规划会的巴金、靳以和孔罗荪，一起来看望她，约她给即将于7月创刊的大型文学刊物《收获》写稿子。

　　她给康濯写了一封信，信中“颇有怀旧的情绪”，这是康濯向郭小川汇报时用的语言。康濯依然心有余悸，在和丁玲的关系中保持着警惕。

2、以“蜗牛速度”写结论

　　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刚刚担任了党组副书记的郭小川却领受了一个棘手的任务，他要为陈企霞、丁玲写一份查对结论。这是个费力不讨好的差事

　　郭小川在1959年11月25日《我的思想检查》中说，对丁陈的查对工作基本结束以后，“发生了写丁陈问题结论的人选问题。唐达成写了初稿，不行；要丁宁同志写，她坚决不肯；要林默涵同志写，他为了避免把问题弄得复杂化，也不肯写（李之琏等人攻击的正是他）。于是，就叫我写，我慨然答应下来了。”

　　元旦过后第二天，郭小川在家里看了一整天陈企霞的材料，他刚介入情况，一下得不出完整的印象。第二天他去找刘白羽，刘白羽谈话大意是：丁、陈还是有严重错误的，不能全部推翻，但这决不是说要保留“反党小集团”的结论。9日，郭小川说，“这个东西真把我难住了”，没有想到会如此棘手。此后，他时常头疼，失眠，处于一种不安的状态中。10日下午四时，他开始动笔，终于写出第一段。12日，写了一天也写不下去，临睡前他看了契诃夫的小说《普里希别叶夫中士》，里面写了一个清规戒律极多而又好事的退伍士兵，郭小川感到“他很像陈企霞”，忽然从契诃夫那里找到了感觉。第二天是星期天，他感觉头脑清楚了一点，断断续续写到晚上十点半，一共写了两千字，把最困难的一段完成了。他自嘲地说“这是蜗牛的速度”。

　　1月31日是阴历正月初一，郭小川写结论已经写了整整一个月，他这个才气洋溢的诗人，正当壮年的汉子，让一份难产的结论搞得痛苦不堪。他在一种烦躁却又无奈的心绪中，迎来了农历的丁酉年。

　　春节放假三天，加上一个星期日，一共休息四天，郭小川几乎一点也没有玩，每天都在家里写，他感到有点对不起爱人和孩子们，但终于写成了初稿，这个初稿可不是陈企霞的结论，而是四百行的长诗《深深的山谷》。

　　郭小川终于在2月5日写出了陈企霞结论的第一稿，又用了两天时间修改，2月10日晚上10时半终于改完，他很高兴，立刻拿去给林默涵看。郭小川调来作协前，同林默涵同在中宣部文艺处工作，关系处得很好，他佩服林默涵的水平，遇事愿意找他商量。14日上午，陈企霞的结论打印出清样。

　　但是这个结论初稿没有通过。

　　丁、陈结论的起草、修改和定稿，都是在周扬主持下进行，固定的参加人员有邵荃麟、林默涵、刘白羽、郭小川。

　　2月15日下午二时半，周扬、邵荃麟、林默涵、刘白羽、郭小川在中宣部新楼内周扬的办公室开会，讨论陈企霞结论稿。这时，中宣部刚刚由中南海里，迁至沙滩新建的办公大楼。郭小川后来回忆:“草稿的内容，我现在还记得的有：第一，为丁、陈摘掉了‘反党小集团’的帽子，把他们的‘错误’说成是‘宗派主义、自由主义、向党闹独立性’；第二，承认1955年的斗争是过火的，要向丁、陈‘赔礼道歉’”“他们是不同意我的第一遍草稿的某些提法的。周扬似乎对‘赔礼道歉’的说法表示不满，邵荃麟也‘对其中的措词有些意见’，他们的中心意思是：仅仅说他们是‘宗派主义、自由主义、向党闹独立性’是不够的，尤其不能向他们‘赔礼道歉’，而必须把问题提得严重一些。当时我做了一点解释，意思是：既然‘反党小集团’的帽子要摘掉，也只能说成是‘宗派主义’、‘自由主义’之类，别的帽子我想不出。好像就在这时，谁想了一个‘向党闹独立性的宗派结合’的提法，周扬也表示同意。”郭小川说，这一提法也可能是周扬想出来的。

　　接下来便是无休止的修改。

　　郭小川从2月17日（星期天）开始了这项苦差事，他感到“困难极了，同时也烦极了。精神上尤其特别疲惫。对于这个工作，我简直一点兴趣也没有了。这简直是一种刑罚。”

　　郭小川的难处在于，在对丁、陈问题的事实认定与性质划定上存在着分歧，如何措辞，如何掌握分寸，不同人有不同的想法，而这相互矛盾的想法都要体现在“结论”中。郭小川是夹在中间难做人。

　　2月28日晚七时半，邵荃麟、林默涵、刘白羽、郭小川又到周扬那里，讨论修改过的陈企霞结论。这一次，几个人意见比较一致。郭小川提出，他没有参加1955年的作协党组扩大会，不了解情况，希望刘白羽、林默涵能参加核对材料与修改结论工作，这个意见得到通过。郭小川很高兴，这副艰难的重担子，终于有人和他一起担了。会议一直开到11时半。

　　3月3日是星期天，林默涵把陈企霞结论稿改了一遍，有些地方改动较大。郭小川把它与自己改的稿子对了一遍，高兴地去向刘白羽汇报。上午他们在周扬那里碰头，几个人又一起改了一遍，形成了陈企霞结论的第二稿，在提法上，把“反党小集团”改成“向党闹独立性的宗派结合”。从周扬那里出来，郭小川就急匆匆送到打字室，第二天早晨发给中宣部和作协有关领导，征求意见。

　　3月30日上午九时，中国作协召开党组会讨论陈企霞结论。雪峰提出，应该先搞一个对“丁陈反党集团”总的结论，对1955年党组扩大会的是非有一个明确说法，然后才能谈陈企霞的结论。郭小川感觉：这实际上是要周扬、刘白羽先认错。党组会开到12点多，没有开完。会后郭小川把意见汇报给刘白羽，刘白羽马上想出一个主意：去找张际春，用他来封冯雪峰他们的嘴。晚五时，他们一起到张际春那里，张际春的意见，还是先搞陈企霞的结论，修改好以后跟他谈话，再拿到研究组讨论。张际春并表示：“以后具体工作全由党组来做。”这意味着，以张际春为组长的研究组要抽身退出了。张际春本来就不大愿意管这件事，他虽然是组长，但在整个查对过程中并没有更多参与，他懂得这里边的复杂。

　　4月3日上午，中国作协党组会议继续召开，意见比较一致，原则上同意这个结论，只提出一些文字修改意见。郭小川很高兴，第二天他自己修改了一遍，又把稿子拿给党组成员秦兆阳去改，然后提交党总支讨论。4月8日星期一，下午二时半，党总支会议讨论陈企霞结论，意见分歧，一直开到六点也没有一致的看法。第二天晚上八点，邵、刘、林、郭又到周扬那里开会，郭小川抱怨没完没了，该尽快结束了。周扬表示，不能这么长久拖下去了，按照总支的意见再作最后一次修改，然后就与陈企霞本人见面。会上还讨论了丁玲的结论，谈了一个轮廓。郭小川10日又在家里勉强改了一天，11日一上班就去打印。至此，这个结论终于定稿，它耗费了郭小川三个月的心血。

　　4月16日下午三点，党组书记邵荃麟出面与陈企霞谈话，陈企霞对这个结论意见很多，基本不同意，而且“尖锐地攻击了起草人”。

　　不管陈企霞同意不同意，他的结论算是告一段落，郭小川要转向丁玲了。

　　陈企霞的结论定稿后，丁玲结论写起来就顺当多了。郭小川后来回忆说，“因为陈企霞的结论已经定了调子，丁玲的结论就可如法炮制了。4月11日，把陈企霞的结论交付打印。4月12日、13日、14日，只三天的时间，我就把丁玲的结论写成。4月15日就去打印。4月23日，我又征求了张海和崔毅对丁玲结论稿的意见，他们共同的看法都觉得材料比较琐碎。4月24日晚，我又根据他们的意见做了一次修改。”

　　4月14日的《文汇报》上，刊登了一条驻京记者姚芳藻的报道：《作家的消息：丁玲再去桑干河》，文中说：丁玲“决定最近就到桑干河去看看她所熟悉的，被她写到小说中去的主人公们。”显然，丁玲此行是为了续写《在严寒的日子里》。但是她没能成行，这或许是因为她的结论即将定稿，作协党组不同意她走，或许是她自己十分惦念这件事情，在这个关键的当口不放心走。

　　虽然没有离开北京，但丁玲却在家里接受了记者采访，其中有《中国青年》、《文艺报》，这些记者都发了稿子。她还接待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同学，在谈话中强调反对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和不健康的文艺批评。天气暖起来，4月16日北京的最高气温达到了摄氏24度，毛衣都穿不住了，春天已然来临，丁玲感到阳光越来越足，天空越来越亮，晒得她家的小院子里暖融融的，那两株西府海棠已经绽放出粉红色的花瓣。

　　郭小川却越来越忙，越来越累了。4月10日刘白羽离京外出视察，10天之后邵荃麟也同葛琴一起去了浙江，宣讲“双百”方针，动员大鸣大放。邵荃麟离京前向郭小川交代了三项工作，其中第三项是“丁、陈问题”。党组三个正副书记，只剩下他这个三把手在家主持工作。他还身兼作协秘书长，诸多繁杂事务集于一身。4月21日邵荃麟离京那天，郭小川在日记中写道：“晚上，心中郁郁，邵、刘均离开北京，工作又压得很多，如何在这期间把事情搞好，是需要多动脑筋的。我原订写诗的计划只好放下了。”4月24日下午，他又修改了丁玲结论，晚六时改完，丁玲的查对结论至此定稿。

　　《关于丁玲同志的错误问题查对结果的结论（草稿）》首先承认：“调查的结果证明：党组扩大会议及《报告》中提出的例证有些是不符合事实的，根据这些例证而做出的主要判断——以丁玲为首，以她和陈企霞为中心的反党小集团——也是根据不足，不能成立的。”

　　《结论》肯定了丁玲的成绩：“丁玲同志长期以来从事革命的文学活动，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在抗日战争时期，她就是我党的重要作家之一。全国解放以后，她的作品发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她本人也博得了国内外的更大的声誉；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她又担负文学界的负责工作，成为文协（和以后的作协）的党内外的领导人之一、《文艺报》的主编和文学研究所的所长。在这期间内，她也作了不少有价值的文学创作活动和对党有益的工作，她直接主持的《文艺报》和文学研究所，由于她和全体同志的努力，工作也是有成绩的。”

　　《结论》接着用了一个“但是”，指出丁玲的错误，主要是骄傲自满情绪和宗派主义态度。说丁玲的骄傲自满情绪，首先表现在对郭沫若、茅盾、老舍、赵树理、周立波等一部分作家的“宗派性的轻蔑态度”上面；丁玲的宗派主义态度，主要表现在排斥周扬与袒护陈企霞上面。

　　《结论》讲述了中国作协党组1955年的《报告》中“不符合事实的举例和判断”，主要有七点：

　　“一、根据上述查对出来的事实看来，丁玲同志虽有宗派主义的错误，丁玲同志和陈企霞同志之间的关系也是缺乏原则性的，但她的这种错误还没有发展到反党小集团的程度，因此不应说他们是反党小集团。又，《报告》中认为丁玲同志的‘反党行为是有一贯性的’，这也不合事实。

　“二、《报告》中说到：还有一些党员作家，‘在某些时候也同丁玲的反党集团结成一气；各种各式的小暗流，几乎条条都通向丁玲，在她那里汇合为一股反党的巨流。多福巷十六号（丁玲的住处）成了一个超乎作协党的组织之上的特别的指挥机关。’据此次查证，当时有一部分党员作家的自由主义作风是比较严重的，而丁玲同志的自由主义作风和宗派主义情绪，对于这些同志、对于党内的团结是有影响的；但把这些说成是反党的‘细流’或‘巨流’是夸大事实的。说‘多福巷十六号（丁玲的住处）成了一个超乎作协党的组织之上的特别的指挥机关’，也没有事实根据。

　　“三、《报告》中说到，丁玲同志曾‘在文学研究所的学员中散布对中宣部不满的话，说中宣部不重视培养青年作者，只有丁玲个人关心这件事’。据查证，丁玲同志并没有在学员中散布过这样的话。

　　“四、《报告》认为，丁玲同志等‘对于经过中央批准的第二次文代会上的报告完全加以抹煞，他们主持的《文艺报》没有组织任何文章宣传第二次文代大会的精神和文件’。据查证，丁玲同志对中宣部的会议上对《文艺报》的粗暴批评的批评曾表示不满，但那时她已离开《文艺报》，在她离开《文艺报》以后，她并没有直接干预《文艺报》的工作。

　　“五、《报告》中说到，丁玲同志曾‘假托中央同志的话，说现代中国代表作家的位置已经排定，是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据此次查证，这是传闻的失误，丁玲同志并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又，《报告》中说到，‘一九五三年，中央文学研究所在招待德国作家的时候，居然把丁玲的照片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的照片并排地挂起来。’据查证，这件事实是有的，但并非丁玲同志的意思，丁玲同志知道后，并立即予以制止。

　　“六、《报告》中说到，丁玲同志‘同一些青年写作干部说：一个人只要写出一本书来，就谁也打不倒。有一本书，就有了地位，有了一切，有了不朽。’她又曾‘向学员提倡骄傲：年轻人要骄傲，骄傲才有个性，才有出息！’经此次查证，丁玲同志确常常劝青年写作者好好写一本书，其中有时也夹杂着看重名位的思想；同时，丁玲同志有骄傲自满情绪，在与文学研究所学员的接触中，对他们不无影响，但丁玲同志并没有说过上述的话。

　　“七、《报告》认为，‘丁玲同志对于党所发起的批判胡风的运动，一直是消极旁观的’。据查证，丁玲同志在这个运动开始的时候是没有表示什么态度的，但到胡风反革命集团揭露后她曾在报上写了一篇反胡风的文章，不能完全认为她是‘消极旁观’。

　　“除以上各点以外，《报告》和传达这个《报告》时的补充发言中，还有一些举例不完全符合事实；还有一些判断是过火的，不恰当的；均应根据前述查对结果予以更正。另外则有一些举例和判断，在查对中未获得充分的证明，不能做出准确的辩正。这里必须指出：当时对丁玲同志的错误问题的处理上，是有缺乏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和冷静分析的缺点和错误的。”

　　但是，丁玲和陈企霞的查对结论，并没有在中宣部讨论通过，也没有同本人见面。对此，李之琏的解释是：“这个由周扬主持修改的结论稿，还没有来得及拿到专门小组和中宣部的会议上讨论，一九五七年五月《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发布了。这个结论没有公布，也没有同本人见面，但有些人却知道已否定了‘反党小集团’的结论。”郭小川则说：“4月15日以后，丁玲、陈企霞的问题没有马上公之于众。原因为何？看起来，有以下几点：第一，刘白羽、邵荃麟相继离开北京，刘白羽大约是4月10日后走的，4月底5月初回来；邵荃麟大约是4月22日后走的，5月12日回来。他们外出期间，没有处理这个问题；第二，他们回来后，又忙于‘整风’，动员‘鸣放’。”查郭小川1957年日记，刘白羽是10日走的，邵荃麟是21日离京，那天是星期天。

3、诗人郭小川和党组副书记郭小川

　　郭小川万没有想到，他煞费苦心，绞尽脑汁，充分听取了各种意见写出来的查对结论，在两年以后，在周扬、刘白羽等人眼里，却成为他的一大罪状。

　　郭小川就性格言是性情中人，就气质言是个文人，就命运言是个悲剧人物。作为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在反右中他积极参与了批判丁、陈的斗争。

　　郭小川在中国作协，心情常常是苦闷的，不舒畅的。后来“文革”期间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郭小川对诗人牛汉多次说过：“我不懂政治，我政治上很幼稚，真的。”

　　只有沉湎于诗歌创作里，他才感到舒心快乐。

　　1957年12月，郭小川完成了他的长诗《一个和八个》，交给《人民文学》负责人陈白尘。陈白尘看后感觉为难，迟迟未登。郭小川又寄给上海《收获》的靳以，靳以回信说，一些编委认为这首诗有严重的问题。郭小川自己也吃不准了。1958年2月16日，周扬要去湖南，郭小川便把这首长诗交给他审查。周扬从湖南回来后，说只看了个头。过了一个月郭小川又去催问，周扬说：苏灵扬看了，她不赞成这个题材。但周扬未把稿子退还给他。一直到1959年6月，周扬把诗稿拿给作协党组，要他们批判。这件事让郭小川寒透了心。

　　还有更让他寒心的事。1959年11月25日至12月2日，中国作协党组召开十二级以上党员干部整风扩大会议，对郭小川作为重点帮助对象进行批判，他的错误之一，就是“丁、陈结论”。郭小川在第一天会议上做检查说：“我写的陈企霞结论稿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的文件，在那上面，不仅把陈企霞的反党罪行说成是宗派主义、自由主义，而且在末尾还要由组织上向他们道歉。——当时我纠缠在一个奇怪的逻辑上，觉得把肃反对象搞错了，要道歉；既然把宗派主义的错误当作反党集团，也要道歉……”刘白羽批判郭小川时说：“小川说他写丁、陈结论，是‘慨然应诺’。这不是一个党员的话，我听了这四个字非常难过。这四个字就是说，我们四个人没有写，委屈了小川。要说清楚这点，不能把写丁陈结论看作委屈。那时研究了这个问题，觉得小川写比较合适的……”

4、春风拂面的五月

　　1957年的头几个月，毛泽东的心态异乎寻常地好。

　　一月，他应《诗刊》请求，把过去写的十八首诗词交由他们发表。二三月间，又在两次会议上做了重要讲话，一次是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为题的讲话，一次是3月12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两次讲话给文化思想界带来春天的气息，令广大知识分子欢呼雀跃。

　　在这美好的春天里还有一件大事：共产党决定开展整风。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出：执政党的地位使许多党员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去处理问题，一部分人还沾染了特权思想。因此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请他们帮助共产党整风。毛泽东说，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目，分析各方面的矛盾。整风总的题目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

　政治空气对于“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问题的甄别，十分有利。

　　五月，中国作家协会的中心工作就是整风。

　　三号一上班，郭小川听说刘白羽回来了，便急忙给他挂电话，汇报工作。第二天中午11点多，刘白羽、郭小川一同去见周扬，谈了两个小时，决定要邵荃麟立刻回京，领导开展中国作协的整风。当时邵荃麟已经从浙江到了上海，下午郭小川就给他打了长途电话。邵荃麟直到12日才回到北京，13日一上班，立刻要郭小川起草一份整风计划。

　　5月17日下午，中国作协机关召开整风动员大会。先由邵荃麟做动员报告，接着刘白羽讲了整风计划。邵荃麟在会上宣布，机关整风领导小组由党组成员、党总支书记和副书记组成。会后召开了整风领导小组会议，邵荃麟又宣布，由他和刘白羽、郭小川、严文井、黎辛组成整风领导小组的核心组，负责日常工作。

　　本来，由于开展整风，在中国作协党组五月份工作计划中，丁、陈的查对结案工作已经被往后推了。但是由于在整风中间，大家给中宣部和作协领导提出的意见，主要集中在肃反和“丁、陈反党集团”两个问题上，在中宣部整风中也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因此，丁、陈问题又被作为整风的一个重要内容而重新走到前台。中宣部和作协党组必须面对，不能回避。

　　在这方面，秦兆阳5月31日写给邵荃麟的信，很有代表性。当时秦兆阳在北戴河搞创作，一个中篇小说已经写了三分之一，他是党组成员，通知他回来参加整风。他不愿中断写作，同时对于作协内部的明争暗斗感到厌倦，对于解决这些问题也不抱希望，因此给党组书记写信，不想回来。他说：“至于整风，我不是不参加，如果轮到我检查自己，我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回去一趟。对于作协整个整风运动的进行，我也可以提出以下一些参考性意见，即或我回去，也不过就是这些意见。”“我的意见很简单：问题的关键在于领导的态度。我认为周扬、默涵、甚至乔木和陆定一等同志应该参加作协的一定的党内外的会议，该说清楚的事情说清楚，该听的听，该检查的检查。我认为刘白羽同志应该改变过去那种自以为是的作风，切实地虚心地正视问题，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如果这些同志能够抱这样态度，不仅作协的整风容易进行，即或丁、陈的问题，“也可以比较顺利地解决”。如果一些领导同志只是站在幕后，“即或党组全体成员在家，开一百次会议，也是不济事的。目前的党组是不能完全对过去的工作负责的，因此也不能由党组在整风运动中承担一切。”他认为，丁、陈问题，是几年来作协主要矛盾的一部分，“如果领导同志们能够认真地、实事求是地把作协工作中应负的责任承担起来，在适当的场合作一些诚恳的表示和检查，然后再针对丁、陈问题作一次发言，整个作协的整风运动是好开展的。”

　　秦兆阳的观点是，丁、陈的问题不是本届党组造成的，“党组当中个别人的责任，也不能由全体组员去承担”，整风能不能搞得好，关键在领导的态度，否则党组全体成员开一百次会也不解决问题。秦兆阳的一些话，如“一些领导同志只是站在幕后”，“目前的党组是不能完全对过去的工作负责的”，很明显是指向中宣部副部长、上届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周扬的。

　　秦兆阳还是按照党组的决定，回京参加了整风。

　　郭小川日记中，也出现了对周扬有意见的记录，最早一次出现在4月21日的党组会。那天是星期天，因为下午邵荃麟要出差，上午九时开了一次党组会，会上提出不少意见，“许多都是对着周扬、文艺处来的。”“文艺处”是林默涵。5月14日下午，郭小川又听刘白羽说，“秦兆阳认为这次揭露《人民文学》的事件，是周扬同志为了过关，所以首先拿《人民文学》做牺牲品”。5月21日下午给中宣部部长提意见的会上，戈扬也因为《文艺报》的一篇文章，对周扬提出批评。5月的最后一天下午，在机关召开的非党同志会议上，杜黎均“大胆地批评了周扬同志，会上的意见非常尖锐”。

　　在5月17日的整风动员大会上，党组书记邵荃麟做报告时突然宣布，“1955年对丁、陈的斗争过火了，要重新处理”，“丁、陈反党集团的结论站不住脚”，“丁、陈反党集团这顶帽子应当去掉”，“这个问题要在整风中解决”。党组书记的突然表态，在会场中引起很大震动，使人大感意外。会后黎辛去问邵荃麟：丁、陈重新结论的问题还没有向中央请示，这么说合适吗？邵荃麟告诉他，这是在周扬家里研究过的，他自己没有参加1955年的党组扩大会议，不很了解情况，周扬让他这么说不好不说。

　　不要说黎辛，就连刘白羽、郭小川也感到突然，事后他们两人给邵荃麟提了意见。后来在反右中间8月13日的作协党组扩大会上，邵荃麟检查自己在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说：虽然这是经党组通过，但是没有经过中央批准就宣布，这是不对的，这就是温情妥协。

　　周扬急于要邵荃麟在大会上表态，既为的是作协党组争得主动，也为了他自己能掌握主动。因为群众对丁、陈事件提出的尖锐意见，已经引起陆定一的重视。陆部长要亲自出面，解决丁、陈的甄别问题了。

　　5月25日是星期六，下午两点中国作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讨论机关整风和丁、陈问题，具体内容不详。但就在前一天，中宣部主要负责人找中国作协党组负责人，很仔细地研究了丁、陈的问题，郭小川日记中这样写着，24日上午，“周扬处来电话，要荃麟、白羽和我十时到陆部长处，我们先在白羽处谈了一下昨天政治局会议的内容。十时到中南海，陆定一和际春两位部长谈了很久的丁、陈问题。”一直谈到12点多。下午郭小川“又与周扬、荃麟商量了一下明天会议的内容和讨论丁、陈问题的步骤。”

　　5月24日中宣部的会一定很重要，因为是陆定一亲自出面召开的。中宣部先后召开讨论丁、陈问题的会，大小不下几十次，陆定一只出席过寥寥三五次，但凡有他出席，必定讨论重要问题，决定重要事情。会议时间不短，开了两个多小时，主要是陆、张两位部长讲话，谈的又都是丁、陈问题。会后周扬找作协党组负责人，一定是研究如何贯彻陆定一的指示。陆定一究竟做出什么指示？我们认为，就是在这次会上做出决定，要作协党组公开承认在丁、陈问题上的错误，并且主要由周扬出面来承认这个错误。因此，这是一次决定丁、陈命运的会议。

　　这也是一次关系着周扬命运的会议，是关系丁、陈和周扬之间较量的会议。这场较量从远了看，在延安时期就初见端倪，从近了说，1955年秋天的党组扩大会上激烈爆发。但从那时以来，周扬的心里一直不踏实，时时地打鼓，犯嘀咕。因为，第一，定案的那些事实未经认真核对，许多都经不住查证，所以“反党集团”这个帽子是顶纸帽子，大风一吹就摇晃，就要掉下来，这一点他心里很清楚，但对谁也不能说；第二，以他和丁玲的关系，以他对丁玲的印象，他未必愿意看到丁玲被搞得那么惨，毕竟有多年共事的感情，他们也曾很好地合作过。由于这两条原因，这一年多来他常常处于一种矛盾的心理：有时有一点得意，有时有一点歉疚，有时有一点自责，有时甚至有一点害怕。他不是没有考虑过给丁、陈甄别的问题，这一年多来他多次考虑过，但是思来想去，最后还是打消了念头，这也有两个原因：其一，丁陈一案木已成舟，事实既成，是他周扬的功绩，翻了丁陈的案也就否定了他自己，给他抹上极不光彩的一笔，大失身份，大丢面子；其二，他深知丁玲的脾气丁玲的厉害，她受了那样大的冤屈陷害，一旦翻过身来不会轻易作罢，一定要追究责任弄清是非，而他自己也的确有些“小辫子”。此外，此案涉及到上上下下方方面面，中央又发了文件，甄别平反决非他的能力所为。因此他没有退路，只能将错就错，硬着头皮往前走。

　　陆定一的决定让周扬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这时他要考虑：怎么样面对丁陈面对群众，怎么样比较体面地来收这个场。所以陆定一开会的当天下午，他就召集邵荃麟、郭小川等人，商量明天作协党组会上如何传达，商讨为丁、陈甄别的步骤如何走法。他十分地紧张和焦虑。

　　5月25日的作协党组扩大会上，传达了陆定一的重要决定，此后便开始筹备重新讨论处理丁、陈问题的党组扩大会。

　　整风开始以后，一次，丁玲给李之琏打电话，提出现在集中力量整风，个人问题（指复查丁陈反党集团问题）我想暂时不提，整风以后再议。李之琏在电话中答复说：在整风中解决你们这个问题，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上边有了这个态度，丁玲和陈明心里有底了。他们认为，作协党组搞的就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整风就是要解决作协党组的这些问题。于是，在大好形势下，他们也开始行动了，要发动那些同情他们的群众起来说话。5月28日丁玲在支部大会上发言说，自己是贫雇农，“我要警惕一些，有些人是很会搞人的”，“运动不能只有上级领导，没群众监督”，“党内有墙，党外有沟，平均人人有份吗？我看应整领导，还没整呢，就表示最喜欢和风细雨。”她还讲到：“周扬对文艺界统治了二十年。”丁玲开始向周扬反击了！

　　徐刚讲过一件事。五月的一天晚上，丁玲和陈明来到文学讲习所，当时徐刚已经是文学讲习所的主任，他又意外又惊喜，立刻去找来了张松如。张松如曾经是文学讲习所副所长，这时仍然住在文讲所院子里。丁玲对他们说：“现在鸣放比发动贫雇农还难。”张松如婉转地说：“我们希望你们团结。”徐刚问丁玲：“您今年多大年纪了？”丁玲说52岁。徐刚说：“我们希望看到您新的作品，您可千万别跟陈企霞、李又然联系。”徐刚说这话的想法是：花了一年多时间，才把历史等问题搞清楚，但结论还没有作，如果这时再跟陈、李联系，那是惹麻烦。艾青的夫人高瑛也回忆说，五七年整风时丁玲给艾青打电话，说现在贫下中农很难发动，你出来讲讲话吧！

　　原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苏一萍，在1978年10月的一次谈话中说：“一九五七年鸣放时，宣传部内外、作协内外、文艺界，好多人对五五年把丁陈定反党集团有意见，认为斗争过火。” 陈明说，在纷纷传言要给丁玲平反时，一天中午，张光年还到颐和园云松巢去看过丁玲，他带着一点歉疚说：我这个人，常常是被人推到浪尖上的。

　　五月过去了，五月使丁玲感动，在整风中间，那么多人对她表示同情，站出来为她鸣不平，有熟悉的、不太熟悉的，有党内的、党外的。哀兵必胜，中国人的传统心理向来是同情弱者，她身居高位时，从来没有体味过这种温暖。群众心中自有公论，群众真是太好了。

　　但是最后胜利的决定权，并不在群众手里。

5、决定命运的六月

　　6月来了，1957年的6月，是最富于戏剧性的一个月，这个月以丁玲的微笑开始，以周扬的笑声结束。这个月决定了此后十年他们两人的地位与命运。决定这一变化的，是毛泽东亲自发动与领导的反右派斗争，这场斗争改变了丁、周之间力量的对比。他们两人都没有料到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真是成事在天！

　　周扬由于在反右派斗争中的出色表现，在党的主要领导人眼中获得了极佳印象，他在文艺界的领导地位空前加强，达到了建国以来的最高峰。丁玲则由于在反右派斗争中的“翻案”表现，被定为极右分子，成为全国文艺界头号大右派！

　　六月的第一周，是重要的一周。这一周里，中国作协要开两次党组扩大会议，根据中宣部研究组的复查结论，纠正“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的错案。

　　六月五日星期三。一早就下起雨来，九点多，邵荃麟、刘白羽、郭小川冒雨去中宣部周扬处，一起商量将于次日召开的党组扩大会。“丁、陈反党集团”已经成为一个错案，作协党组对这个错误负有主要责任，明天的会上肯定要受到群众的批评、责难、诘问，火力可能会很猛烈，因此几个人心情都有些沉重，有些情绪，讲了不少话。会议一直开到一点多。从周扬那里出来，刘白羽约郭小川到他家里去坐坐，他们一起吃了饺子。两个人来到作协时间都不长，在一起共事不过一年半多一点，但他们一到作协，就卷到了丁、陈的案子里去，忙活半天的结果，又是一个错案，瞎忙！岂止瞎忙，还犯了错误，要承担责任，做出检查。他们本都是有才华的作家，可以潇洒地写自己的诗文作品，何苦要到这个是非之地来，干些费力不讨好的事情，虚度了光阴，伤害了同志，又耽误了自己？想到这里，他们都感到委屈，刘白羽很感慨地对郭小川说，你还好，笔没有停，一直在写，一直有新作品，我可是除了工作什么都没有了，牺牲了自己的创作，还得罪了老朋友，得不偿失，得不偿失！我想离开作协，下去深入生活。刘白羽很动感情，郭小川完全能理解他，从心里同情他，但他自己又何尝不想离开作协呢？

　　刘白羽之所以发出感慨，是因为他在“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一案中负有非常重要的责任。现在他才看清楚，这件事情的背后，有历史原因，有现实原因，有周扬与丁玲之间的矛盾，有中宣部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它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矛盾集合体，充分暴露了文艺界斗争的复杂性。他既为自己的“过失”而自责，又为自己的“被利用”而不平，更为自己不得不披挂上阵搏斗厮杀而无奈。

　　在1955年和1957年对丁玲、陈企霞的揭发、批判、复查、处理中，刘白羽始终是一个重要人物，是仅次于周扬的二号人物。他参加了事件的全过程，可说是自始至终，一步不漏。由于他不仅参与决策，而且又做具体工作，所以他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比任何一个人都多。刘白羽是周扬最信任、最倚重的力量，在整个事件中代表着周扬发挥作用，而由于“表现出色”，就更加受到周扬的信任和重用。郭小川说过：“旧中宣部的人也知道，刘白羽这个人比较‘厉害’，他不点头，事情不好办，周扬对刘白羽更是言听计从。”刘白羽不在，有些事情就定不下来。

　　刘白羽1955年4月来到中国作家协会，此前他是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据说他与总政文化部部长陈沂将军相处不融洽。一到作协，他就是增补的党组副书记，排在邵荃麟之后，当时的书记是周扬。在两个月后的肃反运动中，作协成立五人小组，刘白羽出任组长。1956年3月，在中国作协理事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上成立由11人组成的作协书记处，刘白羽出任第一书记。他提得很快。

　刘白羽比丁玲小一轮，都属龙。他与丁玲在延安曾有过很亲密的友谊。他对郭小川说得罪了老朋友，指的就是丁玲。

　　他初见丁玲，是在1937年末的山西抗日前线，在八路军总司令部驻地刘村。当时，丁玲率领西北战地服务团，正随八路军总部一起行动，开展抗日宣传。一心要上前线找八路军的文人刘白羽，跟着上海救亡演剧队的崔嵬，从西安经风陵渡过了黄河，也来到刘村。刘白羽在他1992年写成的长篇回忆录《心灵的历程》中回忆说：“首先出来和我们见面的是丁玲和李伯钊，大家在一阵爽亮的笑语声中，互相亲切地握手，……丁玲披了一件黄呢子日本军大衣，她笑得那样爽朗，酣畅，明亮。”

　　丁玲调《解放日报》之前，曾向刘白羽征求意见，问是去好还是不去好。刘白羽支持她去，认为到那里可以时刻接触大局，眼光会放得更远。丁玲说：“我也是这么想，一个作家最怕的就是老陷在文艺这个小圈子里。”

　　丁玲走后，“文抗”支部书记师田手到南泥湾去参加开荒生产，经艾思奇建议，刘白羽接替了支部书记工作。他说：“正是从这时起，我不得不卷入了文学界的旋涡恶浪，不得不踏入苦艾的人生。”“苦艾决不是来自别人，更多是来自自己。”

　　1942年丁玲写了《三八节有感》，引起延安一些高级干部的强烈不满。事情发生后，丁玲跟刘白羽说：“你是劝我去编报的，经过这一个时期的考验，我觉得我这个人还是自己写东西合适。”不久她辞去《解放日报》的工作，又回到文抗，依然当她的副主任，这时刘白羽已经是支部书记，他们工作上的联系更多了些，刘白羽说：“尽管我们不一定对一切都有共同语言，却始终保持着亲切友谊。”

　　1982年10月丁玲游览张家界时，对陪同的湖南作家任光椿等人说：在延安时，刘白羽夫妇和我们两人关系很好，别人去跳舞，我们四个人在窑洞里打扑克，聊天。我说，作家最好不当官，又影响工作，又影响创作。刘白羽说，还是像周扬那样好，又写作，又有权。

　　陈明也曾对笔者说过，在延安时，刘白羽、他的爱人汪琦、丁玲和陈明四个人，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常常在晚饭以后，在延河边上散步，谈天。想一想看：夕阳照着亮晶晶的河水，也照着他们年轻的身影，悠闲的漫步，风趣的谈话，风华正茂，才气逼人，志同道合，亲密无间，那是多么难忘的日子，多么难忘的友情！刘白羽在丁玲逝世以后写的悼念文章中说：“现在想起延安那时候真是‘自由的王国’，人人相见以诚，生活中充满愉快、自由、幸福、温暖。”

　　在处理丁、陈事件中，刘白羽心里也是有矛盾的。郭小川说，1956年8月以后，他同林默涵、刘白羽谈及丁陈问题，刘、林既对李之琏、张海偏袒丁陈不满意，但也不反对丁陈翻案，他们的观点是：丁陈仍然有错误，不应否定1955年对丁陈的斗争。后来作协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刘白羽在大会上批判丁玲时是上纲上线，慷慨激昂，但是会下同丁玲单独谈话时，又常常表现得温文和蔼，甚至流露关切之情。笔者也曾就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求教于陈明，陈明说，刘白羽毕竟和周扬不一样，他和丁玲在延安有过那么一段真诚的友谊，他不可能一点也不顾旧情。

　　在《心灵的历程》中，刘白羽回顾一生，总结性地写道：“当现在老成凋谢、盖棺论定的时候，我作为一个过来人，要告诉读者，我绝非一贯正确，而且走过一段充斥着荒诞与谬误的邪路。如果说我不得不涉及别人，但我更主要的是解剖我自己。”“我再说这一句，我决不想责备任何人，我更多地责备自己。让那些至死不悔的人，保留下对人民的罪责吧！”

6、纠正丁陈错案的作协党组扩大会

　　六月六日星期四，下午二时半，中国作协重新讨论处理丁、陈问题的党组扩大会议，在王府大街64号文联大楼会议室召开，参加者有53人。会议由党组书记邵荃麟主持。

　　和1955年党组扩大会上意见一边倒的情形相似，这次也是一边倒，那一次是众口一词批判丁、陈，这一次几乎全都是同情丁、陈，批评意见主要集中在周扬和刘白羽身上。

　　中组部、中宣部联合复查小组1978年11月《关于李之琏、黎辛、张海、崔毅反党集团一案的复查结论》中说：“（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起，作协党组召开了旨在解决丁陈问题、加强党内团结的扩大会，宣布丁陈反党集团不能成立，给丁陈摘去‘反党集团’帽子，周扬、刘白羽同志在会上说一九五五年对丁陈斗争有偏差，斗争过火，对揭发材料没有调查核实就向中央作了报告，是不慎重的，并表示承担责任。这个党组扩大会议举行了三次，因为丁陈不接受查对结论，没有达到预定目的而告休会。反右开展后，会议复会又对丁陈等人进行批判，并把他们定为右派分子。”

　　关于六月六日这一次会议，几位参加者有过一些描述。

　　李之琏写道：会议开始，周扬先讲话说：“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只有斗争没有团结，对待像丁玲这样的老同志，这样作是很不应该的……”党组的邵荃麟、刘白羽等同志也先后发言表态。有的说“丁、陈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是站不住的，不能成立”；有的说“批判有偏差，斗争过火”，“对揭发材料没有核实就向中央写报告，不慎重。”有的表示承担责任等等。但周扬等的讲话只是承认了一些事实，没有说明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不能使人信服。因此，在党组扩大会上提出的批评意见就集中在周扬身上。人们纷纷提出质问，问题越提越尖锐，态度也越激烈。丁玲、陈企霞也追问“是谁叫他这么搞的？”

　　郭小川的日记中写着：会上邵、刘、周三人先讲了话，然后是一些人谈感想，然后是一片对周、刘的进攻声。陈又乱骂人是作假报告。他说：“你们是高级干部，你们作了假报告！”会议十分紧张，空气逼人，简直弄得我头都发涨。对于丁、陈，不知道怎的，我有一种厌恶之感。无论怎样，我是不同情他们的。

　　这一次，陈明也参加了中国作协的党组扩大会，他是给邵荃麟写信，经他批准来到会议的。陈明清楚记得，那次会议是邵荃麟先讲，刘白羽次之，第三个是周扬。

　　当年在文化系统工作的那位老同志保存的小记录本子上面，也记有1957年六七月间作协党组扩大会前五次会议的记录。虽然他的记录十分简要，但毕竟是第一手材料，具有极高的可信性，因而也极具史料价值。根据他的记录和有关材料，我们将会议发言整理如下。

　　邵荃麟首先发言：今天的会是整风的会，是整风中解决党内团结问题的会，通过辨清是非解决党内矛盾的会，不是斗争会，会的目的是要达到党内新的团结。前年的党组扩大会议后，向中央写了报告，认为丁陈是反党小集团，经过去年几个月的调查，肯定这个结论是不能成立的。我在动员大会上也讲了，这个帽子应该摘掉，但不仅是摘掉帽子的问题。当时党组处理这件事情有错误和缺点，是怎样的错误和缺点，都必须辨清是非。希望大家不要保留，畅所欲言，对过去看法，认为要修正的可以修正。有人提到有顾虑，应该打破，决不报复。但互相辩论是必要的，你批评我，我又批评你，只要是讲理，这不是报复。

　　刘白羽先介绍了为什么要召开1955年党组扩大会的背景情况，他说，1954年检查《文艺报》时，感到党内团结有问题，表现是：1、出现了反革命匿名信；2、丁玲领导下的党员，提供了丁玲与党的关系的材料；3、胡风与阿垅的密信中说，丁玲是实力派，胡想争取丁、冯合作。于是向上汇报，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批准后，决定召开党组扩大会。当时，会议并不想解决丁玲的历史问题，肃反开始后，确有不少同志在小会上提出，对丁被捕在南京一段应审查。扩大会议结束时，接触到这一问题。12月正式传达时，陆定一谈了这个问题。

　　刘白羽检讨说，在处理丁玲、陈企霞、李又然同志问题过程中，当时作协党组的具体负责人，我们是有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在党内进行思想斗争是应该的，需要的，但斗争过火，只有斗争，没有团结，便伤害了同志，形成了无情打击，残酷的斗争，这是最沉重的教训。从一开始提出匿名信，便形成追逼匿名信的问题，对陈企霞的隔离是错误的，党组会议两次提出陈是否会自杀，为了防止出事，雪峰提出隔离，党组做出决定，这是错误的。由“反党暗流”到“反党集团”，是运动中的重大错误。

　　周扬发言：我的意见与邵、刘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五五年，党外肃反，党内对丁、陈的斗争，伤害了不应该伤害的同志。肃反我参加得少，但也有责任。党内对丁、陈的批评会，我应负主要责任，参与、领导这个斗争。白羽也有责任。前年的会议对的应肯定，错的应批评，有缺点、错误、偏差、过火，没有团结，只有斗争。斗争会请示了中央，但责任在我，反映情况不对。给中央的报告是不慎重的，后来际春同志很慎重。伤害了老同志，错了一定纠正，决心搞清楚。关于团结，硬是要搞分裂，在座的人不会，有的也只是少数人。四中全会前，看法上的分歧，历史上的原因，掩盖矛盾是不行的。去年会后，在某些同志间更不团结了。开始是求团结，去年斗争，忘掉团结。现在还可以改过来。现在整风，主观主义肯定有，宗派主义是否有？可以讨论。（张僖回忆，周扬还讲了这样的话：文学方面也只有丁玲、冯雪峰、邵荃麟、刘白羽和我这么几个人，这些工作不是你们做就是我来做，看来五五年的事情是搞过了，反党小集团是不能成立的。）

　　杨朔发言：我对会议仍有信心，党组会有错，但党没有错。前年的会不是批判，是斗争，是肃反斗争的性质，不是过火的问题，程度不同地错搞了好多同志、文艺骨干，应吸取教训。那次会，我是左的，跟着党走，党组根据了错误的材料。刘白羽说会前就提出了丁玲的历史材料，是谁？是什么？我以为康濯起了错误的作用。我今天认为康、丁有宗派情绪。康濯发言，我是警醒的。

　　丁玲在会上发了言，但没有过激的语言。

　　中宣部文艺处的同志也参加了会议。会后议论时，都对周扬承认错误表示支持，朱寨联系延安整风、抢救运动说：党内斗争问题，是我们党长期斗争，用血换来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特别谨慎。我们靠近中央，可以少犯错误。

　　六月七日星期五。下午，作协党组扩大会继续进行，陈企霞、唐达成、唐因、韦君宜、黄秋耘、李又然、张松如等人发言，他们一致认为前年的党组扩大会议是根本错误的。

　　唐达成提出党组扩大会有四个错误：一、根本违反党的政策。我不理解，为什么用这个方式，这么领导？二、根本不核对情况，匆忙用骇人听闻的字眼报告中央。为什么对同志、对中央这么不负责？三、传达时的报告，特别是康濯的，极尽诬蔑之能事，居心何在？我不理解。歪曲能证明康濯的纯洁么？核对事实时，康根本没有内疚，说材料有人提。到底是谁提的？四、核对材料时，没有交代丁、陈的政治问题。因此核对有困难。张海、崔毅写了一个结论，又被推翻了。我以为他们是公正的。丁、陈事件不是偶然的，有深刻教训，文艺界很多人对此有疑问。虚伪，即使生长在权力里，也不能成为真实。（1999年5月唐达成回忆道：我引用了泰戈尔一句话“虚伪不能凭借权力变为真理。”据说我这句话引得周扬十分生气，说：“这个唐达成，用资产阶级语言向党进攻！”）

　　韦君宜发言讲了四个问题：一、追查匿名信本身便是错误，信的内容是对文艺领导有意见，不能说此信是反党、反革命。信未公布，便先说是反党、反革命的。追查过程也是错误的，牵涉很广，公安部对笔迹。二、会议开得对不对？对“反党集团”的斗争错了，怎么党组扩大会议会对呢？丁、陈也不能全无错误，但问题在于搞“反党集团”，不是搞错误问题。三、为什么大家重视这个问题？因为牵涉很多会议上的人，很多人心情沉重，不能自保。不把这种错误改正，整风难。逮捕陈企霞很轻率。四、感想：在会上跟着发言，很不安，没有独立的思索判断，对不起党员的称号。

　　唐因发言：一、前年的会既然是思想批判，为何引到追查历史政治问题？为何不允许陈企霞参加会，而且逮捕，在《文艺报》宣布“明令逮捕”？会议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召开？因此会议根本错误。二、不同意会议只是“过火”的说法，不是过火，是根本上错了，不能混淆是非。这样说是掩盖错误，不能服天下人之心。三、一棍子打死的领导作法。如对陈企霞，置之死地而后快，为什么？中央提出检查《文艺报》，很有必要，也有好处，但对编辑部的具体作法是一棍子打死，杀气腾腾，先有结论，后来搜集罪状，林默涵先说了“独立王国”。肃反，《文艺报》斗争面百分之五十，十二个人。对《文艺报》传统中好的东西的破坏是无形的，如研究空气、新老团结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大家整风都不敢畅所欲言。（据唐达成回忆，唐因还说：我看了丁陈反党集团的报告，《文艺报》好像是一个强盗窝了！）

　　黄秋耘发言：1955年8月5日，阮章竞来找我说：尽一切努力找出匿名信的线索，查对了四五十人之多的笔迹，挑了十一二份送公安局。错误的原因何在？我是局外人，我的看法，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五人小组对匿名信的主观主义。二、领导对丁、陈、李三同志有成见，宗派可考虑。三、当时很多同志，利害重于是非，在压力下提供了材料，助长错觉。四、本人有缺点、错误，但不是主要的。

7、反右派斗争正式展开

　　六月八日是星期六，上午陈明给罗烽打电话，约他到家里来吃午饭。过了一会儿，《文汇报》驻京记者浦熙修、姚芳藻来采访丁玲，后来这件事成为丁玲的一条重要反党罪状。

　　丁玲在9月3日党组扩大会上做检讨时谈到这件事说：六月八日前几天，浦熙修打电话说要来，陈明接的电话，拒绝了她。六月八日那天上午，陈明打电话给罗烽，说你吃饭不方便，因为没有保姆，来我们家里吃午饭吧。罗烽电话中说不一定来，但过了一阵他来了。我们没有谈多久，浦熙修同姚芳藻两人就一直闯到我们的小房间来了，因为家里在修理房子，大门没有关。我们在东边小屋内，事先没有料到她们来。浦熙修先问文艺界的谜在哪里？我说，荃麟同志的整风报告中都谈了。僵持了一阵，她直接提出我的问题。我说我不知道我有什么问题。谈到最后，我说我是一个党员，党组不能告诉你的，我也不能告诉你。她又问我今天党组开不开会，我说不知道。她说那我们找党组去，我说那你们去吧。这天的谈话，我当时认为我是有警惕的。他们走后，陈明问罗烽我有无失言之处，罗烽说拒绝是对的，又说对这些人应该小心谨慎。下午我把这件事告诉了荃麟同志、李之琏同志，后来又告诉了逯斐他们。

　　就因为丁玲说了一句“你们去问党组吧”，后来竟成为她勾结党外右派向党进攻的罪状。

　　八日这一天作协没有开会，但这一天却有比开会更重要的事情。

　　一件是，陆定一对中国作协正在召开的党组扩大会，明确表示了否定态度。郭小川日记中说：上午十时半，他到刘白羽处，刘白羽告诉他，陆部长找他谈了话，“陆说要有韧性的战斗，人家越叫你下去，越不下去！他认为周扬没有宗派主义，人们太不注意这是一场战斗，文艺方向的斗争，他认为，丁陈斗争要继续，不要怕乱。”陆定一断然否定了会议的倾向，他偏袒周扬，坚持要继续对丁陈进行斗争，而且态度强硬。5月24日提出要纠正错案的部长，刚刚开了两次会就坐不住了，1955年斗争丁陈的大会可是开了十五六次之多。想必周扬、刘白羽搀杂个人情绪的汇报影响了陆定一。何况陆定一从一开始对丁玲态度就是严苛无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