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底，丁玲写出书面检讨，承认了和陈企霞是反党联盟的关系。后来她在1956年8月16日写给中宣部党委会的信中说，当时之所以承认了“反党联盟”，是出于两种考虑：一个是有理也讲不清，不想再无休止地纠缠拖延下去，“觉得以当时的情况，自己的精力，都难于长期纠缠，实在不知要怎么说才能取得他们的信任，不如承认了，可以脱身完事，好早早从事工作”；另一个，更主要的原因是“怕被开除党籍，失去政治生命。在当时情况下，坚持真理和坚持错误只一纸之隔，我觉得，我坚持了，是有被开除党籍的可能的。”

8、陈企霞被隔离审查

　　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在8月16日第11次会议之后，有整整半个月没有开会，直到月底31日才开第12次会议。这期间发生了一件大事：陈企霞在8月19日被隔离审查。

　　陈企霞直到1956年5月22日释放，一共被“隔离”了九个月零三天。

　　丁玲认识陈企霞，是1941年在延安办《解放日报》文艺栏的时候。这是丁玲与陈企霞的第一次合作，始于1941年5月，时间不到一年，第二年的二月，丁玲就搬到“文抗”所在地蓝家坪去写作了。

　　1949年9月，他们又在一起创办《文艺报》，开始了第二次合作。这一次合作到1952年的1月，也不过两年多一点。其间丁玲还兼任文协副主席、文研所所长、中宣部文艺处处长等多项领导职务，因此放在《文艺报》上的精力并不多。丁玲的长处不在编辑业务与行政管理，而陈企霞却擅长于此，所以丁玲愿意同他一起共事，她可以很省心，她像在《解放日报》文艺栏时一样，放心地把《文艺报》交给陈企霞去干去管。

　　后来丁玲在1956年8月间写的《辩正材料的补充》里面，也承认“与陈企霞在《文艺报》共同工作期间，关系较密”。

　　但他们始终只是同事，不是朋友。尽管丁玲很喜欢交朋友。肯定，陈企霞身上有她所不喜欢的东西。

　　陈企霞被隔离以后，一天夜里，他趁看守他的两个公务员入睡后，偷偷跑到办公室给爱人郑重打电话，让她去看看丁玲和冯雪峰，看看他们对自己被隔离有什么态度？一个星期天，郑重到多福巷去找丁玲。陈恭怀写道：“她敲门后，公务员马新友来开门，母亲告诉他想见见丁玲。马说，我先去问问丁玲同志，看她能不能见你。母亲进门后，丁玲露出很不情愿的样子，而且马新友也不离去。母亲心里明白，可能是组织上让他监视丁玲。母亲心里为难，但又不能不硬着头皮说，企霞被隔离后，我很着急，不知丁玲同志身体怎样，作为企霞的老上级，老同事，对企霞是比较了解的，能不能向领导反映，让他的问题早些解决？丁玲同志很为难地说，在这种情况下你根本不应该来看我，企霞的问题我也无能为力，要找你只能去找组织。”郑重只好匆匆告辞。她把见丁玲的情况写在一张小纸条上，混在一斤水果糖里，带给了陈企霞。

　　那个时候丁玲是自身难保，她与陈企霞的关系辩都辩不清，哪里还敢再来往。对郑重的来访，她是避之惟恐不及呀！

9、陈学昭反目

　　1955年的夏季，女作家陈学昭从杭州被召到北京，参加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

　　许多熟识陈学昭的人都说，她心地善良，处世简单，不会阿谀逢迎，不会保护自己。她在法国留学多年，取得了法国文学博士的头衔。回国后来到延安，婚姻生活很不幸，多年来孤身一人，在政治斗争中浮沉，在文学园地里耕耘。她创作态度严谨，为了写作小说《春茶》，长期住在杭州市郊茶区体验生活，与茶农们相处得很好。但是她在那次党组扩大会上却变成一个斗士，揭发了大量丁玲的“罪行”，令人惊讶，也令人不解。

　　本来她与丁玲是要好的朋友，她们的交往有了很久的历史。

　　陈学昭第一次见到丁玲，是在1938年8月的延安。当时，丁玲率领西北战地服务团完成抗日宣传任务，刚刚从西安回到延安，而陈学昭以黄炎培主办的《国讯》周刊特约记者身份，刚刚从重庆来到延安，她此行的成果，是写了一本《延安访问记》。

　　丁玲与陈学昭真正成为朋友，是在1949年3月，丁玲住在沈阳的鲁迅艺术学院，写她的访苏散文，陈学昭也从哈尔滨到了沈阳，参加由蔡畅召集的全国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筹备工作，不料病倒，搬到鲁艺来休养了一个月。那一段时间，丁玲和她来往较多，经常有尽兴的长谈，丁玲在日记中这样评价陈学昭：“觉得她还能懂得些人情，还可谈，还不浅薄，而且是一个较天真的人。”后来陈学昭去北平参加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丁玲还感觉有些失落。从那时起，她们彼此有了较多了解，建立起良好的私人关系。七月，她们一起在北京参加了第一次文代会，会议期间还照了合影，照片上留下美好的回忆。

　　老朋友的亲密友谊，却在一场暴风雨中几近夭折。

　　1955年的夏天，正在杭州写作《春茶》的陈学昭，接到中国作协的通知，要她到北京去开党组扩大会。在8月13日的会议上，陈学昭发言，揭发了丁玲很多问题，一些内容是耸人听闻的，包括：丁玲在杭州跟她说，检查《文艺报》是“整了陈企霞，也整了我”；丁玲说：“你应该有一本书，草明、白朗都有一本”；丁玲说白朗历史上有问题，但仍被重视，历史清白有什么用；丁玲说“只有毛主席了解我，毛主席说的，中国现代文艺界代表人物只有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周扬是没有份的”；丁玲说洛甫地位不如李富春，过去犯过错误；丁玲憎恨周扬，在小组会上骂周扬卑劣无耻，见周死了孩子，心里高兴等等。

　　陈学昭的突然揭发，让丁玲又是惊讶，又是气愤，又是悲哀。老朋友怎么也会落井下石？善良的陈学昭怎么也从背后捅了一刀？后来丁玲在1956年8月写的辩正书中，专门用了很大篇幅来反驳陈学昭，认为她的揭发都是“捏造的事实，过火的认识”，“陈学昭的发言，不是造谣，挑拨，就是极力夸大渲染，歪曲当时情况。”

　　第二年，调查小组的丁宁去杭州，找陈学昭核对她揭发的那些材料时，她说：“我去年会上说的那些话都不作数！”

　　事过28年之后，云散天晴，1983年7月，陈学昭写了一篇《一九五五年夏天在北京》，讲述她1955年参加作协党组扩大会，在会上发言的经过。陈学昭写道：

　　“到北京后，我被编在一个学习小组里，是根据各人所从事的写作专业，还是所属的地区来编的？我不了解，当然也不便探问。记得当时有个规定，不能外出串门，这大约是为了防止彼此之间交谈情况，互相包庇、隐瞒。每天都是学习，或是自学，或是小组会，或是大会批斗，或是小组长找去谈话，事实上是动员交代。”

　　“过了两三天，不知怎么一来，情况变了。这天下午，小组长Y叫我进一间小屋子里，该是这次学习的领导同志们的办公室吧。进门靠右边的墙有一对沙发，他先坐在靠里的一张上，要我坐靠外的一张。他开始对我说：‘丁玲和你这么要好，你们平常谈些什么？’我回答：‘没有谈什么，她忙她的，我忙我的。’这实在是真实的情况。‘你好好想想，她和你谈些什么？你不讲，对你没有好处！’Y的口气很严厉，带着威胁。接着，他站起来，我也站起来，向门外走时，他站在门外的走廊上，对我说：‘你好好想想！’”

　　“次日午后，这位小组长又找我到那间办公室里去，副组长也进来了，坐在一张木椅上，面对着我。组长和我还和昨天下午那样分坐两张沙发，我坐靠外的一张，他靠里。Y对我说：‘你想过没有？丁玲平常对你说些什么？’‘说些什么？’我反问了他一声，他呆了一下。我说：‘我忙着写《春茶》，她鼓励我写好工农兵，她说白朗已写出了一本，草明也写出了一本，她也写出了一本。’Y不出声了，而副组长在微笑着。‘好吧，再去想想！’Y站起身来，说，我也就立起来，向门外走了。

　　“过了两天吧，这天下午，通知召开大会。大家都按时进了会场。我进场时，前面都已坐满，我坐在最后几排里。主持大会的同志宣布第一个发言人是Y。接着，Y走到台前，声称目前重要的任务是批判丁玲的‘一本书主义’，并说这是‘陈学昭揭露的’……他刚说完，报名发言的人一个又一个。我站起来要发言，几次被阻止。终于，我不管台上的人还在讲话就站了起来，在自己的座位上大声讲了，我把Y如何逼问我和丁玲同志之间谈过些什么话，我对Y如何回答等等，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并坚决表示对党对同志们负责：丁玲同志没有讲、没有提倡‘一本书主义’，并声明这样的会，我拒绝参加。我刚说完，正要走出会场，会场里有好些人站起来，也有人在议论，会是开不下去了。我不管作协这次学习后来搞些什么名堂，只在宿舍里看点书，仔细想想这两三年来文艺界所经过的事情，感到这一次批判所谓‘一本书主义’，其实是早有安排的。”

　　陈学昭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她在大会上的揭发发言。

　　第二年夏天，调查组的丁宁去杭州找她，核对她在党组扩大会上揭发的那些材料。她几次说：“我去年会上说的那些话都不作数！”

　　但是，陈学昭也难逃厄运。1957年春天，邵荃麟、葛琴夫妇来到杭州，动员大鸣大放，在省文联主席宋文彬主持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再三鼓励陈学昭发言，陈学昭发言有一句是“省委对文艺工作不够重视”。她的发言被报道后，台湾的电台说，一向拥护共产党的陈学昭女士，也对共产党有意见了。陈学昭因此遭到批判，被打成右派。

　　丁玲与陈学昭再次相见，已经是24年之后， 1979年11月，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闭幕那天的晚餐会上。渡尽劫波，她们笑着打了一个招呼，没有多说什么，那种场合不是说话的机会，两个人的心里也还存有芥蒂。

　　直到1983年5月底，丁玲和陈明去浙江义乌县参加第一届雪峰研究学术讨论会，路过杭州，他们特意去龙游路寓所看望了陈学昭。陈学昭说，他们“痛快地倾谈了一个下午”。就在那次会面后不久，陈学昭在7月10日写了《一九五五年夏天在北京》。

10、陆定一的一封信

　　11月，中宣部长陆定一就丁玲的历史问题，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揭发和批评了以丁玲为首的小集团活动后，丁在书面检讨中，重新交代了她过去被国民党逮捕后在南京一段的历史材料，有如下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与国民党中统的关系问题：丁于1933年5月14日在上海被捕，次日即解往南京，直至1936年6月始离开南京。在整整三年中，除开始很短一个时间外，一直受着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优待。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张道藩，叛徒顾顺章都与她经常来往，对她表示十分器重。据说陈立夫也和她见过面。据说当时国民党特务中曾流行“谒陵”（看丁玲）“谒蒋”（丁原名蒋冰之）这样的话。中统每月津贴她一百元，并曾一次送她二百元做大衣。国民党并把丁的母亲从湖南接到南京来住了一个时候。她在南京一直与她的丈夫叛徒冯达同居，并和他生了一个小孩。1934年4月起丁和冯又与叛徒姚蓬子（他在报上公开发表了自首反共宣言）住在一起，而姚一直和徐恩曾等中统特务头子保持联系，直到上海解放前夕为止。在这段历史中，丁与国民党的关系究竟如何，值得研究。

　　第二个是自首问题：据丁交代，她于1933年7月，即被捕后的一个多月，她曾一度企图自杀未遂，不久她就经由冯达向国民党写了自首书，内容是表示以后回家养母，不问政治。三天后又经由冯达给顾顺章抄写过顾所写的东西（内容未交代清楚，据我们所获材料，顾在南京曾为国民党写了一本情报业务，不知是否此书？）丁到陕北后隐瞒了自首这件事，她说怕党知道了要不信任她，因而得到恢复党籍。（她是在1932年在上海入党的）。1943年在延安审干时曾交代了自首问题，但她说是冯达模仿她的笔迹代她写的，这次交代则说是她模仿冯达的笔迹写的，为的是将来如果国民党公布，她可以否认。丁向国民党自首是可以肯定的，但自首的内容是否就是这些，以及是否还作了其他不利于革命的事，尚需进一步调查。

　　第三个是离开南京的问题：丁玲1936年5月到北京一次，6月又去了一次上海，见到了冯雪峰、潘汉年。秋天第二次去上海，即由聂绀弩护送到西安，11月到达陕北保安。据丁说她离开南京是秘密走的，连冯达、姚蓬子也没有告诉，但实际上她到北京、上海，报上都有消息披露，同时据姚蓬子交代，她走前是告诉了他的。她走后，国民党特务机关还来问过姚两次。她的出走，是否国民党有意放她走的，以及有否给她任务，均可怀疑。

　　信中认为，应在此次党内思想批判的基础上，结合整个审干工作，提前审查丁玲的历史，丁玲本人也有此要求。并决定：由周扬、林默涵、刘白羽、阮章竞、陈钟（公安部六局局长，主要帮助研究有关材料，不出面参加对丁的审查）五同志组成一个专案小组，担任审查工作；专案小组继续进行调查材料的工作，同时采取党内审查方式和丁玲本人进行谈话，要她作进一步的交代。交代问题经研究查对基本弄清后即做出结论，弄不清楚的问题予以保留。

　　11月24日，陆定一在文件上批示：“际春、磐石同志阅后送中央。”

　　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都圈阅了这份文件。周恩来则写了批示：“审查丁玲的专案小组和谈话，提议周扬不要参加，改由定一直接掌握。”日期是12月3日。

　　这封信煞是厉害！“丁向国民党自首是可以肯定的”；她与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张道藩曾有密切来往，“丁与国民党的关系究竟如何，值得研究”；她离开南京来到陕北，“是否国民党有意放她走的，以及有否给她任务，均可怀疑”。

　　这封信的厉害，还在于它那好几个“据说”：“据说陈立夫和她见过面”；“据说当时国民党特务中曾流行‘谒陵’（看丁玲）‘谒蒋’（丁原名蒋冰之）这样的话”……全都是要命的问题，全都未经核实，但全都可能是事实。

　　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的主持人心里明白，光凭会上揭发出来的那些问题（而且是未经核实的问题），丁玲是打不倒的，《报告》在中央那里也未必通得过。李之琏在最初听了这个报告后的印象就是：报告题目是对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的活动及处理意见，内容却很抽象很笼统，主要是属于思想作风、工作态度等方面的表现。黎辛也认为：会上揭发的事实，跟“反党”挂边的，只有1954年检查《文艺报》与中央有关系，而那时《文艺报》的主编已经改为冯雪峰了。如果这个报告在中央那里批不下来，中国作协党组将非常被动甚至非常狼狈，整个党组扩大会将被全部推翻。但是，抓历史问题就不同了，潘汉年曾经是毛泽东那么信任器重的人，不就是因为向党隐瞒了12年前被挟持去见过一次汪精卫，就招致了囹圄之祸吗？历史问题，通敌问题，是要命的问题啊！

　　这封信绝对比作协党组的那一份长篇报告厉害，这样一个丁玲，谁还敢沾她？谁还敢保她？谁还敢出来替她说话？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这封信，讨论作协党组的《报告》时，保不准就会有某位中央领导出来说一句公平话；但此信一出，就封了同情者的嘴，潘汉年案，余悸未消啊！

　　陆定一并没有参加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也没有听丁玲讲述她的历史，他信中的材料和观点，是听汇报听来的。历史问题加上现行问题，这一回，丁玲真的在劫难逃了！

　　陆定一信中提出的成立以周扬为首的审查专案小组，并未能实现。2000年8月3日，在一次由丁玲研究会召开的丁玲历史问题结论座谈会上，未能到会的刘白羽，特意委托到会的丁宁，向与会者说明了1955年的情况：“具体情况是这样，作协不能专设丁玲历史专案组，而是周扬与罗瑞卿提出，经陆定一同意，派人去南京调查，公安部决定派六局局长陈钟，中宣部决定派刘白羽一同赴宁进行工作。刘、陈各带了一名助手，担任具体事务。但调查的结果，没有查到丁玲的任何问题，只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弄的一份名单中，找到了冯达的名字。关于冯达及丁玲与他的关系，丁玲已向党作过交代。”

11、中央批发了作协党组的报告

　　12月15日，中共中央批发了《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作为[55]266号中央文件发出。中共中央的批语说： “中央认为，存在于文艺界党员干部、特别是负责干部中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骄傲自满的情绪，向党闹独立性的倾向和小集团的活动等现象，是严重地妨碍党的文艺方针的实行和党的文艺事业的发展的，并且实际上起了帮助敌人的作用；因此，在进行了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及其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以后，必须进一步地对于这种现象进行批评和斗争。作家协会党组对此所采取的方针和具体措施是正确的。各地应本此方针，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对于文艺干部中存在的类似的问题，有领导地展开批评和斗争，以整顿和纯洁党的文艺队伍，使文艺界在党的领导下，在党性原则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为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而共同奋斗。”这一批语，是由中宣部代为起草的。

　　接着，12月27日至30日，中宣部在东总布胡同的出版总署礼堂召开会议，传达中央批发的作协党组报告。会议规模很大，参加者有全国各地作协分会负责人、文艺工作负责人及有关人员，共一千一百多人。丁玲没有参加会议，她甚至不知道中央已经批发了作协党组报告。保密工作做得相当好，就连参加了会议的陈明，也没有向她走漏一点风声。

　　12月27日开会，陆定一首先讲话，接着，刘白羽传达了中央批发的中国作协党组的报告。12月29日，进行大会发言，揭发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30日是会议最后一天，白天开大会，晚上周扬做报告，讲了三个问题：一、大会的意义；二、党性；三、团结。

　　周扬一直讲到深夜12点，郭小川日记中说这个报告“精彩之至”，并说：“林默涵说他是口若悬河，一点也不假。”

　　直到此时，陈明才真正了解了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的整个情况。他一边听传达一边想，给丁玲定下的这四条“罪状”，完全是颠倒是非、恶意中伤！把一些捕风捉影、鸡毛蒜皮的事情，随意地篡改捏造，并上纲到“反党”的高度，怎么能让人接受？他很气愤，但同时心里也有底了：单凭报告里那些“罪状”，够不上“反党集团”，打不倒丁玲！

　　晚上他回到家里，丁玲还坐在电灯下写小说，她兴冲冲翻开一个本子说，我把今天写的念给你听听！浑然不知的丁玲，还沉浸在她的小说里头。那个年代党员的纪律性真强，不叫说不叫传的事情，即便对妻子儿女也紧闭其口。那时候的“密”真是保得好。看到她那高兴的样子，陈明心里泛起一阵悲哀，他强忍着眼泪，婉转地说：“你是不是把小说暂时先停一下，我听说，中央最近发了个文件，是关于你的，你是不是向党委要求看看这个文件。”

　　陈明的想法是：如果给丁玲看了文件，她自然会自己提出申诉；如果不给她看，我就住到西单的花园饭店去，找间房子替丁玲写辩正材料。那里是电影局剧本创作所的宿舍，海默、孙谦、关露等都住在那里。

　　但是这份文件一直对丁玲封锁，直到第二年年底她才看到。

1、上夏更起家过年去

　　1956年春节快要到了，还在这个冷清的家里过吗？陈明提了个主意：到公务员夏更起的老家、河北曲阳县的农村去过春节。去农村，丁玲是高兴的,她那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是在河北农村里写成的，《在严寒的日子里》也是写的河北农民，说不定还能再搜集些材料呢。

　　火车是慢车，站站停，坐车的人很杂，很多是农民，有的还带着鸡鸭，车厢里乱哄哄的，空气也不好，晚上八点才到定县。那天是阴历腊月廿九。他们在定县住了一夜，第二天又坐了五个多小时胶轮大车，中午到了曲阳县夏赵邱村夏更起家里。这一天是年三十。

　　夏更起先给家里写了信，说有客人要来，把屋子收拾得干净点，地炕烧得热乎点。家里人只当是更起的朋友要来。看到来的是丁玲两口子，一家人又惊又喜。三十晚上，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本家的十几口亲戚都来了，每家带一个菜，聚到一起吃饭喝酒叙谈，其中有几个打过仗的，唠起了当年打日本打“老蒋”的故事，越唠越高兴，丁玲听得津津有味，不时插嘴问几句，她在考虑，哪个故事可以写进《在严寒的日子里》去。有时聊到村里的干部，丁玲就说，我们不聊是非！坐在热乎乎的炕头上，吃饺子，嗑瓜子，唠家常，面对着一张张朴实真挚的笑脸，丁玲的心情好多了，头也不疼了。

　　正月初四风很大，天很冷，陈明先走了，他要赶回去写检查。他下午一点赶到定县，到火车站一打听，有软席的车全部满员。临时加了一班从定县到北京的车，买票的队伍排到了汽车站，都是假满回北京去上班的人。陈明站了两个多小时队买了票，又站了一个多钟头排队进站。晚上七点开车，一站一站停，次日凌晨四点回到了北京。

　　陈明的离去，让丁玲一下子又想起冷冰冰的北京。夏赵邱村只是一个虚幻，北京才是她的现实；夏赵邱村的人再好，笑脸再多，她也只是匆匆过客，北京城里那一张张冷漠的脸，一道道难过的关还在等着她呢！陈明带走了丁玲短暂的欢乐，她的好心情一下子没有了，一天没出门，闷闷地在炕上坐着。第二天，正月初五，仍然很冷，屋里只有八九度，除了和夏更起一家人吃“破五”的饺子，丁玲一整天在炕上拥被而坐，看书，给陈明写信说：“窗子外面风很大，我坐在炕上手冷，心里想着你，想着你昨天一天不知怎么过的，今天怎么样了，你来信吧！我日子过得也就是这样，不能说好，也不会坏，我是一个没有了心的人，有时很痛苦，有时也很麻木，没有了你，心就更空了。托尔斯泰写了《活尸》，我就是一具活尸。也许我将来可以写点作品。唉，好好的写你的‘长篇巨著’吧。我不愿意叫你失望，可是我也不能叫你满意。我多么痛苦呵！”她说的“长篇巨著”，是指陈明要写的检查材料。

　　三天后陈明接到丁玲的信，当即回信说：“你的心情，我是可以体会的。但我觉得应该克服下去，用党性来克服，而且是可以克服下去的。……回来后，我的确在认真思考，检查自己，晚上偶然也失眠，不过不要紧，不厉害。我很平静。我准备思索成熟，下周动笔。”陈明还鼓励她说：“我常常想，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造成的，应该有勇气、有能力在一切环境中工作下去。工作中有错误是免不了的，但可以依靠党的帮助，再大的错误，也可以改正的。我对于你在这方面的意志和毅力是相信的。”正好夏更起的哥哥在北京，陈明买了十斤木炭，托他带给丁玲取暖。

　　接下来的几天，夏赵邱村风小了一些，丁玲在邻近的几个村子走了走，和乡、村干部谈了谈，了解当地的农业规划和经济核算情况，她还把大赵邱村去年的整个账目看了一下，替几家算了细账。有了陈明的“雪中送炭”，她住的屋子里也暖和了许多。

　　26日又下起小雪，丁玲坐在冰冷的屋子里给陈明写信：“收到你23号寄来的信，你一下要我住下去，一下又要我回来，使我忐忑不定。我怎么能住下去呢？……可是回来我知道也是白等着，只有心焦，但总得在北京等着呀！只有回来！若是能够不回来，我自然是不愿回来的。若是能离开你，我是愿意离开你的，你没有看见我是很愿意不见祖慧的么？天气如不好，我已不耐烦再住下去了，我也许后天回来咧！我想回来后住在颐和园休养，因为我脑病未好，有事他们可以打个电话给我。或许我可以写点文章。（我对写文章已失去全部信心，我写不出来，我没有一点情绪了！）”让丁玲痛苦的，不光是她自己的冤屈，还有因此给爱人和子女带来的伤害，她连累了他们。

2、关注作协理事会

　　丁玲在夏赵邱村住了大约三周。

　　2月20日给陈明的信里她还问了一句：“理事会开了没有？”指的是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这次会议2月27日开幕，规模很大，党中央也很重视，茅盾致开幕词，周扬作了长篇报告，巴金、艾青、曹禺等老作家和谷峪、李准等刚刚冒尖的新人，都在大会上发言。3月2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接见，如此高规格，在作协理事会是唯一的一次。

　　丁玲是理事，她也很想到会上去，见见老朋友，更重要的是希望能见到毛主席、周总理，诉说自己的冤情，周总理是了解她的，在西柏坡时曾经和她竟夜长谈。但是思来想去，她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一是她不愿意戴着“反党分子”帽子，以有罪之身去见老朋友；二是她觉得在这个时候去找中央领导申诉有些不妥，他们能怎么说呢？现在不同于进城前了，不同于战争时期了，一切都有规矩和程序，还是通过正常的组织渠道解决吧！

　　丁玲听说，周扬在报告里批评了“自然主义的创作倾向”，而这种倾向的“代表人物之一便是谷峪”，“从他去年发表的几个短篇《爱情篇》、《草料账》、《傻子》，可以看出这个作家是走在危险的路上了。

　　谷峪，是文学研究所里丁玲喜欢的学员之一，他朴实，勤奋，也能写，敢于探索尝试新的表现手法。周扬在讲话中提到的三篇小说，正是他在文学研究所学习期间，阅读了大量作品之后的一种探索。丁玲担心，周扬这样讲，会不会把谷峪的锐气打掉，伤害了一个有才华的青年。她跟陈明说：“谷峪不过是学了一下契诃夫的手法！”但是这些意见她不敢随便去讲，她深知周扬的厉害了。

　　此时周扬正在走红，他不仅在中国作协理事会上作了报告，还在随后召开的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上作报告，他的报告登在报纸上，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书里。周扬作为党在文学界最高领导的地位牢牢地确立了，没有人能和他相比！

　　但是在三月里，还是有一件能够让丁玲高兴一下的事情：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她的一本小书《一个小红军的故事》，这是丁玲唯一的儿童文学作品，是根据1937年的一篇小说《一颗未出膛的枪弹》改写而成。

　　春季的一天，“组织上”终于通知她，中国作协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已经中央批发，向全国文艺界传达了，《报告》中对于她的处理意见是：“责成丁玲同志向党做出深刻的书面检讨，并根据她对所犯错误的认识和检讨的程度，考虑对她的处分问题。同时对她在南京的一段历史进行审查并做出结论。”

　　距中央批发这份报告，已经过去了两三个月，几乎全党都知道的事情，当事人却刚刚知晓。而“组织上”之所以通知她这个消息，只是为了要她按《报告》的要求继续检讨，至于这份《报告》，仍旧不给她看。真是怪事！按照党的惯例，给一个同志作结论，要经过本人过目签字方才生效，更何况是堂堂正正的中央文件。毛泽东讲过：哪有共产党害怕老百姓的道理？同理，哪有共产党的文件害怕共产党员阅读的道理，而且是文件所针对的共产党员！

　　丁玲十分气恼。但气恼是没有用的，只能面对现实。她一面考虑写检讨，一面开始考虑写申诉，同时向“组织上”提出，尽快对她在南京的一段历史进行审查并做出结论。她的头疼病又厉害了，医生诊断为脑神经痛，服用了很多药物也不见好转，丁玲搬进颐和园内的云松巢，在那里写她的检讨书和申诉材料。

3、转折性的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

　　1956年上半年的中国政坛，和一年前大不相同，没有了那么多事件、运动和批判，代之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紧张气氛渐渐消散。或许正是因为上一年的肃反，才有了这一年的宽松和谐，太平安宁。

　　这是斗争之后的短暂安宁，这安宁与下半年将要召开的党的“八大”有关。

　　4月2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讲话中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5月2日，他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讲话说，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讨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

　　这些话，表现出一种太平盛世圣明君主的胸怀。

　　几年来连续经历了几场思想批判斗争的中国文化人，终于感到一阵轻松。经历了一个最严寒冬天的丁玲，感觉尤为敏锐，她想，解决问题的时候到了。

　　但是最先提出申诉的，是陈企霞。

　　在这段时间里，陈企霞的问题有了转机。

　5月11日，中央肃反领导小组通知中国作协肃反领导小组，已经查清陈企霞和李又然没有反革命问题，解除对他们的隔离审查。5月22日,中国作协党总支书记阮章竞、中宣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崔毅通知陈企霞，结束停职反省，恢复他的自由。陈企霞当即要求同中宣部机关党委谈话。5月24日，李之琏、崔毅等人听取了陈企霞长达三个小时的申诉，陈企霞说，他有些话可能是牢骚，崔毅说，即使是牢骚也要听。陈企霞很感动，认为中宣部党委会是认真公正的。谈话结束，李之琏要陈企霞把他的意见写成书面材料，5月30日，陈企霞写出一万八千字的《陈述书》。

　　今天面世的这一篇《陈述书》，是1988年陈企霞去世以后，他的长子陈恭怀在整理遗物时，从一个笔记本里发现的底稿。陈企霞提出八点请求，其中包括：“我的被逮捕是公安部正式有逮捕状的，虽然始终没有宣布过我究竟犯什么罪。因此现在我有理由要求公安部有正式手续撤销我的逮捕状，并说明误捕的理由和原因。”“我请求党委让我知道究竟我为什么被捕，谁做的决定，在我失去自由的九个月另三天的长时间，问题是怎么在被处理的全部情形。”“我请求党委责成作协把这次对我的历史审查做出具体的结论来。”“我请求党委彻底检查从康濯担任支书以后的作协的党支部处理我的问题中有无偏向，如何产生？谁应负责？”

　　在这样一种大背景和小环境下，6月28日星期四，上午九时，陆定一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一些回忆丁陈事件的文章，都谈到那次会议，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会议在中南海喜福堂召开，那里是中宣部的小会议室。出席人员有张际春、张磐石、李之琏、中宣部各处处长、范长江、刘白羽、阮章竞、杨雨民、严文井。会议研究的内容之一是：听取机关党委关于陈企霞问题的处理情况及今后工作的意见。

　　首先由李之琏、崔毅汇报，陆定一听完以后问，作协党组关于丁、陈问题给中央的报告里面，有没有不确实的地方？刘白羽说，当时我们工作太忙，没有查对事实。陆定一不大高兴，说这一次要查对清楚，不能再被动了。

　　上一年九月未经查证核实就匆忙做出的结论，在九个月之后暴露出脆弱的根基，不得不补上“调查核实”这一重要环节。当初操之过急的会议主持者们，现在被动了。

　　部长办公会议纪要上写着：“五、研究了本部机关党委关于陈企霞问题的处理情况及今后如何进行工作的意见。对今后的作法，确定由际春同志主持，由中宣部机关党委、作协党组、总支的一些同志参加，将事实调查清楚，并听取各方面意见，再提出处理意见。此外，并同意陈企霞继续参加党的组织生活。这一做法，由际春同志先向小平同志口头汇报一次，等事实调查清楚，再书面报告中央。”张际春是常务副部长，是仅次于陆定一的中宣部二把手。

　　这就意味着，对已经中央批发的作协党组报告提出了质疑，要重新验证它的准确性，从而重新判断它的公正性。由于事情关系到中央的文件和决定，因此在会后，张际春向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作了口头汇报，并得到了他的同意。张际春原来是二野的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全国解放以后又在西南局工作，同邓小平关系十分熟悉。

　　那次会议主要议论的是陈企霞，因为他在口头上和书面上，都提出了申诉，而丁玲一直到6月10日，还在准备着“向党检讨我自己”。丁玲是在8月初接到杨雨民的通知，并看了陈企霞的陈述书之后，才写出辩正书的。但是，陈企霞和丁玲本是一案，是“拴在一根线上的蚂蚱”，谁也离不了谁，所以问题必须同时审，性质须要一样定。

　　中宣部机关党委按照部长办公会议的精神，立即草拟了《关于如何进行处理陈企霞问题的几点具体意见》，经张际春同意后，七月二日又邀请中国作协党组的刘白羽、阮章竞、黎辛、张僖等作了进一步的安排。七月七日，中宣部机关党委将这一《意见》下发各党总支、党支部。其中提出：“调查事实的工作，提议由杨雨民、郭小川、阮章竞、张僖、严文井、康濯、葛洛、黎辛八位同志负责（并可吸收一些同志协助进行），由阮章竞、康濯二同志协助杨雨民同志负责组织安排这一工作的具体进行。这一工作要求在一个半月的时间内完成，最后应写出系统的调查报告。在调查过程中看需要组织几次汇报来进行研究。汇报会由际春同志主持，除以上作调查工作的同志外，并吸收以下同志参加：周扬、熊复、刘白羽、林默涵（林不在家时由苏一萍同志代）、李之琏、崔毅、张海等同志参加。”

　　但是中宣部最后的决定，并非成立一个组，而是成立了两个“组”，一个是15人之多的“研究组”，一个是“七人小组”。研究组和七人小组从七月成立之后，就1955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及给中央《报告》中提出的一些重要事实，以及丁玲、陈企霞的申辩，进行调查。中国作协七人小组的调查工作从7月进行到10月，在发出的调查信中提出：“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力求有根据、准确”。其间，他们只向研究组做过一次汇报。到10月底，七人小组又改为三人小组（刘白羽、杨雨民、张海），继续调查到12月。

　　但是小组一成立，在如何进行工作的问题上，内部争论就很大。一种意见认为，1955年中国作协党组的报告是中央已经批准了的，应以这个报告中的事实为基础，做出组织处理。李之琏和张海为代表的另外一种意见则认为，作协党组的报告只是从政治上作了结论，如果作为组织处理的根据，还需要对报告中提出的问题逐件调查核实，也还需要听听本人的意见，这是一切定案工作所必须的步骤。双方的分歧点在于：是否确定认可《报告》中所列举的那些“反党”事实，是否需要对那些“事实”重新进行调查和确认。

　　两种意见向张际春报告后，他支持了李之琏，认为把事实核对一下，处分的根据更确实，被处分者也容易接受。于是工作组就对中国作协报告中揭发的丁陈反党问题，逐项作了调查，李之琏、张海也直接找人谈话，在此基础上掌握了大量调查材料。

　　6月28日的会议对于丁、陈来说是一个契机，是一个希望，是命运的转折点。其关键之处有二：一，决定对丁、陈问题重新查对事实，根据查对结果重新做出结论；二，确定此项工作由张际春主持，这是重要的人事保证。

　　张际春比周扬资格老得多，他是1926年的党员，跟随朱德、陈毅上过井冈山，参加过长征。他作风正派，办事公道，同丁玲没有私怨，在相当程度上，正是由于他的作用，才保证了复查工作得以公正顺利进行。郭小川曾经谈过他的一种感觉：刘白羽、林默涵对中宣部机关党委不满，觉得李之琏、张海等人偏袒丁陈，压他们，但是周扬也无可奈何，因为有张际春坐在上面，他的根子很硬。但是熊复在1978年9月一次谈话中说：“对丁玲、陈企霞的问题，一直是在周扬同志参加，周扬同志的意见受到尊重的情况下作出处理的。……在涉及丁玲、陈企霞这些人的问题上，张际春同志总是要问周扬同志有什么意见，部长办公会议讨论丁陈问题时，周扬同志一般在场，没有周扬同志的同意是任何问题也处理不下去的，际春同志很注意这个问题。”熊复的说法应该更为准确，张际春对于此事十分的慎重。

　　在1956年9月举行的党的“八大”上，张际春当选为中央委员，周扬为候补委员，而陆定一则进了政治局，成为候补委员。

4、微弱的多数—3：2

　　重新查对，查什么？从哪里查起？

　　对丁玲，是先查历史问题，后查“反党小集团”问题。

　　1957年6月6日，在中国作协重新讨论处理丁、陈问题的党组扩大会上，刘白羽发言说：查实处理丁、陈问题的做法是：先审查历史，后理清思想问题。时间安排是，1955年8月至1956年10月，审查丁玲的历史问题；1956年11月中旬以后，查对“反党小集团”的事实，1957年1月整理出事实。审查丁玲历史花了14个月，结论反复修改了五次。

　　李之琏说：“在审查丁玲的历史问题上，周恩来总理曾有过指示，他说：‘由于周扬同丁玲之间成见很深，在审查时要避免周扬和丁玲的直接接触，以免形成对立，不利于弄清是非。’在审查过程中，张际春组长是认真执行这个指示的。专门小组同丁玲本人谈话时都没有让周扬参加。”（《我参与“丁、陈反党小集团”案处理经过》）

　2001年5月9日，笔者曾经就周恩来的“指示”一事专访李之琏同志，询问这一指示是在什么情形下做出的。李之琏说，一次，他单独向周总理汇报审查丁玲的工作，周总理说：你们处理丁玲的会议，不要让周扬参加，以免他们一见面就争论。李之琏还说：这给了我很大提醒，回来后未向陆定一说，陆部长在有些问题上听不进别人意见。

　　1955年12月3日，周恩来就曾在陆定一审查丁玲历史问题的信上批示说：“审查丁玲的专案小组和谈话，提议周扬不要参加，改由定一直接掌握。”二者可以互相印证。

　　李之琏继续写道：“审查小组在同丁玲谈话前后，作了大量的调查，也查阅了国民党遗留下的档案。无论从档案中或证人的证词中，都没有发现丁玲被捕后或者说被绑架后，有叛变或自首、变节、投敌、反共的证据。调查材料和丁玲自己的交代是一致的：1933年5月，她在上海被捕后被送往南京。敌人没有把她关进监狱，有意安排她同先已被捕、叛变的丈夫冯达继续同居，借以争取她为敌人办刊物。丁玲表示，以后不再从事社会活动，愿回家养母，拒绝为敌人服务。后来敌人看到她的消极态度，逐渐放松对她的监视。她利用各种线索，先到北平找李达，未能解决，又经曹靖华写信到上海……同党的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后，在冯雪峰等同志的安排下，于1936年9月派人把她从南京接出，转送到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专门小组根据当时党关于处理党员被捕、自首等类错误问题的文件精神，经过激烈的争论后，对丁玲被捕的问题认为：有变节性行为，定为‘政治错误’。对她从南京回到陕北根据地，结论为：是在党的帮助下实现的。”这就排除了丁玲是受国民党派遣来陕北的疑问。后来在1978年秋天，蒋祖慧和罗兰为丁玲平反问题去找周扬，周说，丁玲四十年的表现，可除掉疑点，但不能排除污点，即是此意。

　　张际春对丁玲本来并不了解，在审查中，听她讲述了被捕后的情况。丁玲讲起那段悲愤痛苦的日子，常常语音哽咽，泪流不止，讲不下去。谈话结束后，张际春感慨地对李之琏等人说：“看来确实不容易呀！一个女人，那时还不到三十岁！”丁玲的际遇得到了张际春的理解，这直接影响了此后张际春在处理这一事件上的态度。

　　1956年7月，中宣部做出《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说丁玲逃脱敌人掌握回到革命队伍，是“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实现了这个愿望”；她被捕后与已经叛变投敌的丈夫冯达同居和向敌人写了声明书，“实际上是一种变节性行为”；丁玲“的错误性质，是属于在敌人面前犯了政治上的错误的行为”。7月20日，中宣部开会进行了讨论修改。此后又修改过多次，但是一直到第六稿，这个定性意见都没有改变。

　　李之琏说，“这个结论是专门小组内部妥协的产物。因为在审查过程中，意见很不一致。有的人坚持定为‘自首、叛变’，张际春和我、张海等则认为这没有根据，不能成立。争论不休，后即改为‘犯有政治错误’。这样修改，才得以最后通过。结论文件共讨论修改了七稿，是逐字逐句修改通过的。”

　　李之琏说小组内部“意见很不一致”，“争论不休”。那么，是谁和谁不一致？小组成员共有五人，周扬和刘白羽意见肯定是一致的，张际春、李之琏与他们意见相左，关键在第五人。这第五个人是谁？李之琏显然记不大清楚了，他先列出的小组成员名单是“张际春、周扬、刘白羽、我，还有一位作协党总支的同志”，即是说，第五个人是“一位作协党总支的同志”，后面又说“张际春和我、张海等则认为……”，即是说，第五个人是张海，他是中宣部干部处处长，兼任机关党委副书记。如果第五人是“作协党总支的同志”，肯定站在周、刘一边，那样周、刘就占了上风，所以此种可能性应排除。这样，张际春、李之琏、张海就以3：2在小组里面占了微弱的多数。

　　小组内部的分歧意见之一，是有人提出，要扣除丁玲被捕后那三年的党龄。李之琏不同意，解释说，中央曾经规定，不采取扣除党龄的办法，而是或者全部恢复，或者不恢复过去党籍而重新入党。他的这个解释，符合中央1949年11月《关于脱党分子的党籍、工作与党龄问题的指示》精神。后来在1958年整风反右补课中把李之琏定为极右分子，这也成了他包庇丁玲的罪状之一。

　　对于丁玲历史的这一审查结论，最终在1956年10月，经中宣部和中国作协党组讨论通过，12月同本人见面，丁玲表示“基本同意”，并提出几点意见。年底，中宣部把这个结论和丁玲的意见，一起报送中央组织部。

5、李之琏与林默涵

　　从这时开始，中宣部秘书长、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作为中宣部审查丁玲历史五人小组的成员，正式介入了“丁、陈反党集团”一案的审查工作，他渐渐成为这场悲壮大戏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介入越深，他对内中原委是非看得越清楚，对丁玲便产生了越多的同情，与周扬等人便产生了越大的分歧。在1958年丁玲被划为右派之后，他同黎辛、张海、崔毅一起，也因“偏袒”丁玲，被打为“反党集团”，成为“丁、陈”悲剧的尾声。

　　本来，李之琏只负责审查丁玲的历史问题。但是他和张海找丁玲谈话时，丁玲却提出，要求谈她的“反党”错误，说1955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上对她的批判，很多问题都不是事实，并表示她对周扬有很多意见。李之琏多年在组织部门工作，办事认真谨慎，他表示，1955年的会议我没有参加，情况不了解，我们只是和你谈历史问题，没有和你谈“反党集团”错误的任务，你有意见，可以找陆定一、张际春部长去谈。丁玲表示，他们很不容易找，想不到向上级部门反映意见也这么难，说着她就哭了起来。李之琏说：“如果你觉得找领导同志谈话有困难，就把意见写出来，我们可以替你转交。”

　　投诉无门的丁玲，见到认真公正、对她表示同情和帮助的李之琏，自然产生了好感。他是机关党委书记，又是15人“研究组”的主要成员，介入此事名正言顺。所以，从1956年6月开始，丁玲的许多信件和申诉材料，便都直接寄给了李之琏。在接触中，她逐渐加深了对李之琏的信任，认为他是值得信赖、可以真心相托的同志，到了12月看到自己的历史结论以后，在要不要提出保留意见问题上，丁玲甚至要李之琏来帮她拿主意。

　　李之琏同丁玲原本不熟悉，在延安，他们只有一面之交。那是1940年李之琏从晋察冀前线回到延安后，在八路军军政学院学习，他写了一首诗《打扫战场》，投到《解放日报》，被刊登出来。后来文艺版主编丁玲召集一些投稿人开座谈会时，还对这首诗给以鼓励。

　　1954年12月，李之琏由中组部调来中宣部，先是做副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不久升任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

　　以后，李之琏、张海、崔毅随着对丁、陈一案越来越深的介入，与中国作协党组的分歧越来越大。郭小川在“文革”中的一份检讨书中说，1956年8月以后，他同刘、林谈及丁陈问题，刘、林在私下一再表示不满意中宣部党委，认为李之琏态度‘暧昧’，经常与丁陈谈话，实际上是支持偏袒丁陈。

　　 “刘”是刘白羽，“林”是林默涵。

　　“6，28”会议之后，除了李之琏，中宣部另一个介入丁陈案的重要人物是林默涵，他是站在周扬、刘白羽一边的。

　　林默涵是中宣部文艺处长，是周扬所器重的干部。四十年代初，在延安的“文抗”时，刘白羽是支部书记，林默涵是支部委员。刘白羽在长篇回忆录《心灵的历程》中，回忆那时的林默涵说，“林默涵是一个英俊的典型的福建人，他当时叫林槟，这名字就带有一点热带风味。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较深，作为艾思奇的助手，编辑《中国文化》。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在创刊号上，为此，《中国文化》在延安人心目中有一种特殊的威望。林摈是一个精心入微、认真负责的人，他仔细地校阅《新民主主义论》三遍之多，这种作风，几十年间成为他的风格。”全国解放后，大约在1951年底或1952年初，林默涵与丁玲脚前脚后，由胡乔木调入中宣部，任文艺处副处长，后来又接替丁玲做了处长，1959年升任中宣部副部长。

　从这时起，直到1957年5月，林默涵一直参加了对“丁、陈反党小集团”的审理工作。九十年代末，他写了《十七年文艺战线的一些大事》，对批判《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批判胡风等，都单立一题，有较多说明，但讲到丁、陈事件，却只有短短几句，并且是放在《1955年对胡风的批判》一节的末尾：“在批判胡风的时候，提出了丁玲的问题，因为丁玲同胡风关系密切。解放后丁玲、陈企霞两个人在一起活动较多。作协党组开会对丁、陈进行批判和审查。1955年对丁、陈批判后，中宣部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称他们是反党小集团，没有给处分。现在看来，丁、陈当时虽有错误，但定为反党小集团是不对的。1956年底，1957年初，人们对丁、陈问题的看法有所转变，认为1955年的批判过重，便着手复查，并打算摘掉反党集团的帽子。1957年初以来，丁、陈自己也多次申诉。这种申诉后来被看作是翻案活动。记得1957年7月初，我从南宁回到北京时，丁、陈已被定为右派分子，问题就更加严重了。”

　　1956年九月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李之琏是代表，在讨论中央委员候选名单时，他给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周扬提了意见，其中说到周扬在处理丁陈问题上可能错了。

　　后来在1958年整风反右补课中，李之琏被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其罪恶活动是：“以阴谋手段推翻中央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对作协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报告的批示，策动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向党进攻，以及否定肃反运动，执行保护坏人、打击积极分子的恶毒政策”。李之琏自己说，他的“两大罪状”是：“在审查丁玲历史问题时，在结论草稿第一稿上我加写了：丁玲被捕后，同敌人作了种种斗争，终于回到党的怀抱等话，被说成是‘美化叛徒’；又由于在审查丁玲‘反党’问题时，丁玲写给党委的申诉没有提交审查小组讨论，而她提出的申辩又和调查的结果相一致，就被认定这是我同丁玲‘合谋翻案’。”

6、又见云松巢

　　在最炎热的八月，丁玲住在颐和园里，奋笔疾书，但写的不是小说，而是几万字的材料，有申诉，有检讨，有给组织和领导的信件。陈明也住在那里，帮助她一起写。

　　解放初期，颐和园里的空房子很多，公园管理不过来，便将一部分分配给文化部门，供文人骚客们休息、写作、疗养之用。中国作协分得两处，一处是云松巢，一处是邵窝殿，都在佛香阁的西面，距昆明湖不远。如今这两处都被围墙隔在佛香阁外面，云松巢则被用作了公园保安人员的居所。

　　云松巢是个很大的院子，依山而建，正门开在山脚，房子建在山坡上，院子里有许多山石、翠竹和松树。进了正门，左右两侧各有一条狭窄的回廊，沿着院墙顺山势而上，通往正房。正房有五间，依山面湖，地势较高，站在房前廊下就看得见波光粼粼的昆明湖，视野极开阔。出云松巢的正门一直往南，几米远处就是长廊，过了长廊就到了昆明湖边。云松巢还有一座侧门，开在东墙上，出门便是一条迂回曲折的廊子，这廊子经过绿畦亭，通往邵窝殿。邵窝殿比云松巢小得多，只有三间正房，没有院子，1950年夏天，马烽与段树绵结婚，经丁玲安排，在邵窝殿住了一周，算作度蜜月。那时这对新婚夫妇，每天就经过曲折的回廊，到云松巢丁玲母亲蒋老太太那里去搭伙吃饭。

　　丁玲几乎每年夏天都要来云松巢住些日子，读书，写作，休息，和朋友一起，喝茶聊天赏风景，云松巢留给她的美好记忆，实在太多了！这一次，却是物是人非，她再没有了看风景的闲情雅致，也极少有朋友来看望她。她在廊前惆怅徘徊，在房内长吁短叹，她忆起一桩桩故人旧事，禁不住心绪翻涌。

　　此时她格外思念两个人。

　　一个是她的母亲。丁玲的母亲蒋慕唐老太太，是个刚强、豪爽的人，一生追求光明上进，自强自立，孜孜不息。丁玲性格中的许多闪光点，都得自蒋老太太的熏染与教诲，完全可以说，没有蒋老太太，就没有丁玲。丁玲四岁丧父，十四岁亡弟，此后母女二人相依为命，母亲既是她的生活依靠，也是她的精神依托。后来，她闯上海，去北平，依靠着母亲一点微薄的薪水和积蓄，东搏西杀，寻求着自己的出路，甚至她和胡也频一起住在香山脚下的时候，两人的生活还要靠母亲每月寄来的二十元钱维持。再后来，胡也频遇难，她被囚南京，母亲默默代她担负起抚育子女的重担。每在磨难之中，只要想起母亲，她就感到心里踏实，就感受到温暖和力量。此时，她又遇到磨难了，但她再到哪里去寻找那温暖的臂膀和博大的胸怀呢？丁玲不禁黯然神伤，悲从中来。

　　她思念的另一人是个伟人，是全国的领袖毛泽东。丁玲1936年10月到达陕北，在保安的窑洞里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彼此间便有了良好的印象和频繁的交往。在保安和延安，她可以很随便地进出毛泽东的窑洞，去听他谈历史，谈文学，一起谈忆共同认识的好友，如李达、王会悟、陈启明、杨开慧、许文煊、易礼容等。毛泽东渊博的学识和高屋建瓴的见解，让她崇拜、景仰，毛泽东给予她的关怀和指点，又让她终生怀有感激之情。

　　她经常带着一种甜蜜，想起一件往事，那一次，她最思念的这两个人都来到颐和园，都来到了云松巢。那大概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了。

　　那是1951年7月的一个星期天，丁玲正住在云松巢，写那篇《作为一种倾向来看》，文章对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提出了批评。她和萧也牧很熟，1947年6月她在阜平县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时候，当时在《时代青年》工作的萧也牧还帮她抄写过一部分稿子。1951年，萧也牧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引来一片叫好声，上海还拍成了电影。丁玲读后却不以为然，但又感到《文艺报》上发表的冯雪峰(署名李定中)的文章,言辞激烈，有点过分了，便想写篇文章，谈谈自己的看法。

　　2002年9月6日，笔者采访夏更起，他回忆当年的情景说：我陪同丁玲、陈明在颐和园里住了一些日子，那天收拾好东西准备回城。忽然来了两个穿便衣的警卫人员问：丁玲同志是否住在这里，有一位首长要来看她，请不要出去。来人是谁呢？不知道。当时行李已经打好，连茶杯都收起来了，客人来了怎么喝水呢？陈明说，更起，你去买个西瓜！我抬腿就走。买西瓜要出了东宫门，到园子外边去买，那段路不近，有好几里呢。我匆匆忙忙低头往前走，忽然迎面碰上个人，个子很高，猛一抬头，原来是毛主席！他右手拉着李讷，离我就一米多远，李讷那时大概只有十来岁。我要躲避也来不及了。毛主席看我走得很急，就把拉着李讷的手松开了，我就从他们父女两人中间穿了过去，当时心里十分激动，知道来的客人是毛主席，就撒腿跑起来，到东宫门外，花一块多钱买了一个大西瓜。等我跑回来时，云松巢外边站满了便衣警卫，拦着不让我进去，我说我是住在这里边的。我把西瓜洗干净，切好端上去，他们一边吃一边说话。毛主席指着罗瑞卿，对丁玲说：现在不比在延安了，我没有自由了，你看，我现在出来一次有多难，还得经过他批准！不一会儿，有人来说游船准备好了，毛主席就走了。他们坐的是一条大船，往湖中心的龙王庙去了。

　　陈明说，那天丁玲向毛主席汇报她正在写一篇评《我们夫妇之间》的文章，并简要说明了文章的观点，毛主席由此谈到团结、教育、改造几十万知识分子的问题。毛主席在云松巢待了不到半个小时。那天蒋老太太恰好也在，她听得懂毛主席的湖南话。事后她多次感叹地说：毛主席这样伟大的领袖，待人那么和蔼。

　　依旧是颐和园，依旧是炎热的夏天，依旧是迷人的湖光山色，依旧是一阵紧似一阵的蝉鸣。但完全是两种身份，两种处境，两种心情。

　　此时，毛主席是能够解救她的，只要他说一句话。但是，丁玲要想见毛主席也很难了，中间有许多环节和关卡，要经过烦琐的请示和批准，远不像在延安的窑洞、在河北的西柏坡那样随便简单了；再者，毛主席愿不愿意见她，会不会倾听她的申诉，同不同意她的看法，也未可知。这是政治，不是私人交往。周扬、刘白羽都在党组扩大会上一再强调：会议对丁玲的斗争是在中央领导之下进行的，他们是得到中央支持的！

　　后来在1957年夏天，丁玲曾感慨地对蒋祖林说过：“建国以后，我很少到熟识的中央领导同志那里走动，我觉得局面大了，他们日理万机，还是少打扰为好。当然，也没有进城以前那么好见了。现在看来，有点走动或许好些。不过，通过党的组织来解决问题是对的。”

7、《重大事实的辩正》

　　2002年2月18日，陈明对笔者回忆说：那时我们都住在颐和园里，我和丁玲分工，她写辩正词，我写对作协党组扩大会议的看法，当时的想法是，一方面要说清楚自己的问题，一方面要揭露周扬的宗派主义。那年夏天颐和园很热，他们在酷暑和蝉鸣中奋笔疾书，很快就写完了。材料写好以后，逯斐到颐和园去看他们，陈明拍拍纸口袋说：打官司的材料都在这里面了。

　　短短一句话，带着一种轻松、必胜的心态，还有一点诙谐。2002年8月陈明回忆说，当时我们很自信，认为稳操胜券，因为第一，作协党组的报告站不住脚；第二，结论一直不和本人见面，这种作法不合法！另外我们感觉整个形势很有利，中央提倡看《十五贯》，我们看了，觉得这个戏很好，是批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主人公况钟，是澄清冤案错案的。

　　丁玲加快了写作进度。八月九日，她向中宣部党委会交上《重大事实的辩正》及《辩正材料的补充》这两份重要材料，同时，还给中宣部党委会写了一封信：

　　“去年在作协党组扩大会上，不少同志发言，提出了有关我的一些事实，其中有些事实是完全没有科学根据，不合乎真实情况的。过去不容我就这部分事实做任何更正，有的即使及时更正了，还不为当时会议的领导人所理睬。现在，我必须珍惜党给我的机会，实事求是的根据实际情况，就某些重大事实做必要的辩正，请组织审查对证，同时我声明：

　　“一、至今我只能根据作协党组扩大会议的正式记录，就重要事实进行辩正。令人遗憾的是最后一次，即第十五次会议上，党组正副书记，周扬同志、刘白羽同志的总结发言，是很重要的，可是发言记录据说在送请他们校正时都被他们遗失了。因此对于他们发言中有不合乎事实的地方，我保留声辩的权利。

　　“二、去年刘白羽同志曾通知我说关于我的事，作协党组有报告给中央，中央同意他们的看法，并即将召开传达会议。这个报告和传达，至今我都没有看到，听到。现在，我尊重中宣部党委会的意见，不急于要知道它们的内容，但是，如果作协党组的负责同志继续认为这个向中央的报告，以及向下边的传达，内容事实是有科学根据，合乎实际情况的话，那我就要求看到它们，并且要求党委会继续给我辩诉的机会和条件。

　　“三、关于我与周扬同志的关系，除检讨外，我准备写一份材料，包括过去我对他工作上的意见（在党的会议上，两人见面，都谈过）和我对他个人的看法（没有向组织上谈过的）。本来在党组扩大会上，我想谈的。周扬同志不同意。所以不能以此为例，说我是两面派，有意见不谈。

　　“我这样做，唯一的目的，只为帮助党在某些重要方面，实事求是的弄清是非，使大家和我自己都能更好的为党工作，我丝毫没有追究责任的意思。我还需要党和同志们的帮助，我自己也还在检讨。”

　　《重大事实的辩正》一万三千多字，丁玲依据作协党组扩大会上的发言记录，逐条加以说明和驳斥。写完后，她感到还有几个问题需要说明，于是又写了一份五千字的《辩正材料的补充》，对“与陈企霞的关系”、“涉及周扬的两件事”等三个问题做了说明。

　　8月16日，写完辩正书后正好一周，丁玲再次致信中宣部党委会。

　　这封信很长，有六千多字，核心意思有两个，第一，否定了去年10月丁玲在检讨书中承认她和陈企霞是反党联盟的说法，说那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并且说明了“产生这个错误的原因”；第二，列举大量事实说明，去年党组扩大会“会议的主持人和领导人早在8月间党组会议之前”，就“先已肯定了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整个会议只是要为这一说法提供证据，“顺着这个结论的，就得到会议主席的支持、鼓励，稍有疑惧的，则严厉批评，略作申辩，则不加理睬，或竟斥为向党进攻，使整个会议的发展，成为一边倒的情况。”

　　这封信的言外之意是：“反党集团”不是在会上揭发出来的，而是预先策划好的，整个会议是一个预谋。这封信的份量比辩正书厉害得多，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一周前的辩正书写的比较零散，这一封信经过了较多的理性思考；一周前的辩正书，针对的是会议上个别发言个别说法，这一封信是对会议的总体印象总体评价；一周前的辩正书讲的是“目”，这一封信讲的是“纲”。按陈明“我和丁玲分工，她写辩正词，我写对党组扩大会议的看法”这个说法，这一封信应该是陈明操刀。

　　这封信在8月17日寄给李之琏，同时还附有写给李之琏的一封信。

　　“随信附上材料两份，一份是我对周扬同志的意见，并附外传我对《桑干河上》出版问题的意见说明。另一份是写给中宣部党委会的信。内容主要是说明去年作协党组扩大会议给我的某些印象和作用。这封信我要求党委会暂时不给作协党组负责同志（包括周扬同志）传阅。理由是：一、我是从一个被斗争者的角度来看问题的，可能很片面；二、说明不是对当时会议主持人的批评，并不要求他们答复；三、党委会审查全部情况后，认为我的说明有部分真实性的话，提醒当时会议的主持人进行一个必要的检讨或说明就是了。如果我说明的内容和理解有错误，请党委会给我批评、教育。”

　　实际上这封信只有一个意思，“要求党委会暂时不给作协党组负责同志（包括周扬同志）传阅”。说“包括周扬同志”，实际主要是周扬同志。此时的丁玲，对于周扬真是十分警惕，她尝到了厉害，而周扬是得到“上头”信任与支持的，根子很硬。

　　李之琏回忆：丁玲写了一批申辩材料，还写了对周扬的意见，“这些材料同其他调查材料一样，印发给中宣部的部长、副部长、机关党委委员、作协党组成员和专门小组成员。周扬对于把丁玲写的材料里有对他的意见印发给有关人员看，十分恼火。他找部长出来制止此事。有一次在部长家中谈话时，他当着部长和张际春的面质问我：‘你们把反党分子对人的诬蔑广为散发这是什么意思？！’对周扬这种指责，部长并不表示异议，我作为下级，只能看作是领导的决定来执行。后来，丁玲又写了有关周扬的信和材料，就只好不再印发有关同志了。”（《我参与“丁、陈反党小集团”案处理经过》）

　　郭小川1968年写的一份材料中说：1957年初丁玲写的材料中，就用“检查”的形式，揭露了周扬在解放初期的男女关系的问题。当时我作为给丁陈写结论的负责人，就把丁玲这个材料印发给少数负责人（我记得，只发给旧中宣部党委和旧作协党组的负责人和陆定一、张际春、周扬、林默涵们），因为，当时丁玲的所有材料都要印发的，目的是让有关负责人了解她的动态。但是，周扬看了，大为恼火，他给我说：“为什么要印发那样的东西呢？我现在还是中宣部副部长，还让不让我工作嘛！要看政治问题，要看一个人同党的关系嘛！”这以后他又经常讲到丁玲对党的不忠，暗示他自己的“对党忠诚”。

8、《我对周扬同志的意见》

　　丁玲1956年8月17日写的这份意见，全名叫做《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二年我对周扬同志工作上曾有过的意见》，约一万字。

　　周扬口才好，善于做大报告，不拿稿子，但是条理很清楚，有水平，有时讲话爱动感情，容易激动。周扬和丁玲的关系并非一直剑拔弩张，他们曾经长期合作共事，而且在个人经历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

　　丁玲和周扬都是湖南人，而且是很近的同乡。丁玲的家乡在洞庭湖西的常德，周扬的家乡在洞庭湖南的益阳。丁玲比周扬大四岁。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他们先后来到上海求学，并且都走上革命道路，加入了左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左联时期他们关系很好，经常在周扬家里开会。周扬有两个孩子，一个叫艾若，一个叫迈克尔，丁玲1931年在写《给孩子们》时，把这两个名字都写到她的小说里边了，她说，他们都是同事的儿子，很好玩么！后来丁玲主编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北斗》被国民党停刊后，左联创办了新的机关刊物《文学月报》，由周扬来主编。1932年下半年，丁玲担任了左联的党团书记，1933年5月她被捕后，周扬接替她担任这一职务。周扬是紧步丁玲后尘的。再后来，两个口号的争论，鲁迅批评“四条汉子”等等，丁玲那时已经被国民党押去了南京。而正是这些矛盾，逐渐发展为左翼文化运动内部的宗派斗争。所以，纷争初起时，丁玲并没有介入。

　　在延安时，丁玲在文抗，周扬在鲁艺，延安文艺界内部也有矛盾，主要是从上海左联时期带来的。丁玲最要好的几个朋友，如冯雪峰、柯仲平、萧三等，对周扬都有意见，他们的看法影响了丁玲。以后丁玲从直接的切身感受中，也逐渐对周扬有了一些意见。

　　解放战争时期到了华北以后，晋察冀宣传部在阜平城南庄召开文艺座谈会，决定继续出版文学月刊《长城》，由萧三主编。周扬提出要丁玲主编，丁玲说自己正在写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萧三着手工作之后，要求调一个技术编辑，但半年多也调不来，只有他一个人编，周扬近在咫尺，却不闻不问。过了半年后，周扬同丁玲谈起，觉得在根据地山沟沟里办文学杂志没什么必要。丁玲听了想，如果觉得没有必要，就不该做办的决定。既然决定办，却不派干部，不过问，不支持，这算什么领导？叫下边干部如何工作？她想：“如果周扬同志不满意这个人做这个工作时，那么即使叫你做了，也是不支持的。”

　　全国解放后，周扬是领导，丁玲是下级，周扬挑选干部时很器重丁玲。周扬表扬过丁玲，丁玲也很看重周扬对她的表扬，回到家里很高兴地讲给家人听。其实他们的文艺思想、文艺观点是一致的，都坚定地信奉、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他们的私交也不错，周扬常到丁玲家里来谈工作，有时还留饭。丁玲听到别人对周扬有意见，有时还做些解释。她在这份《意见》中说：“一九四九年，党决定我留在北京，我即下决心拥护周扬同志，愿意把关系搞好。我同一些同志谈过，军队有司令员，文艺界也应该有司令员，周扬同志较合适。我还引用过一个例子——这是我在晋察冀时听说的，说有许多干部向少奇同志反映，对聂荣臻同志有意见，为了撤出张家口，而少奇同志反问，那么你们看谁好，谁能代替他？而大家都不说话了。这个例子很好，我觉得文艺界没有旁人比他合适，既然如此，党又把责任委托给他，我们党员就应该拥护他。我在柯仲平、冯雪峰、陈企霞面前都谈过。而在更多的同志面前说过他的好话。”

　　丁玲对于周扬有什么意见，都能直率地提出，甚至对于周扬私生活方面的意见，也同他当面谈，有时在党的会议上，有时是私下。总之，他们的关系相处得还算正常。

　　但是在共事中间，丁玲也逐渐发现了周扬的另外一些毛病。

　　周扬对干部和同志有亲疏之分，对于那些对他有过意见的同志，始终保持着距离，冷淡，甚至对有些同志有戒备（比如冯雪峰、柯仲平、萧三）。学习七届四中全会的文件时，会前周扬到丁玲家来，丁玲对他提出：应该团结对你有过意见的同志，不要让他们总是怕犯错误被你抓住，心怀顾虑，比如冯雪峰化名李定中写评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文章，本来并不想保密，只因听到你四处讲《文艺报》有了偏向，他才告诉陈企霞不要说出来是他写的。周扬承认自己没有去主动团结，而且对这几个老同志确实有戒备。

　　丁玲自己，也对周扬产生了一些顾虑。她说：“在我负责《文艺报》和文学研究所工作时期，周扬同志对我很宽容，经常向他汇报工作，他总是没有多大意见，什么事都好商量。我当时觉得他不太热心领导这些工作，又觉得他太忙，只能关心文化部的行政工作，可是总以为这是他对我的信任，但是每当《文艺报》有了一点差错，周扬同志不是雷厉风行开会讨论，便是四处宣扬，如《文艺报》对《红旗歌》的讨论，其实刚刚发表了三篇文章。萧殷的文章，虽不够全面，有缺点，但不至反动，也决不是打《红旗歌》。（去年党组扩大会上周扬同志还说：“打《红旗歌》就是打我们”，此话我至今不能理解）。但周扬同志赶快开会讨论。对《金锁》的批评，也只涉及了赵树理同志，周扬同志也即立刻开会，决定以后不能再这样做（实际稿子都是经过他审查的。在去年党组扩大会上，周扬同志也说这是“打了赵树理，打赵树理，就是打我们。”这话同样令人难以理解。）如对李定中文章也是这样，经过这几次，我就常常怕犯错误，心想要是真的犯了错误，就不知道该怎样了。我有了这种想法，便很想脱出文艺界的领导圈子，专搞创作，（当然，想专搞创作，不是只为此原因）这种想法，当然是错误的，我也常在心里批评自己。而这种顾虑，怕犯错误，和专搞创作的心情，都不可能不在共同工作的同志之间有此流露。”

　　周扬很有城府，丁玲比较透明，周扬是藏而不露，丁玲是口无遮拦。平时不动声色，关键时刻突然出击，猛刺一枪，正中要害——这就是周扬的厉害！丁玲防不胜防，自知不是对手，也就逐渐产生了躲避的心理。

　　最让丁玲气恼的，是周扬在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上表现出来的态度，那次会议是在周扬的领导下进行的。丁玲怎么也没有想到，周扬在会议上表现得那么凶，把她整得那么狠，简直是必欲置之死地。多年在一起共过事的，他怎么能下得了手呢！丁玲写道：“去年党组扩大会，给我增加了新的印象，使我不能不对周扬同志产生意见。我也愿意趁这个机会全部向党披露。去年党组扩大会对我进行斗争，会上许多同志的发言，我以为只要把事实说清楚了，我没有很多意见。但对周扬同志，我觉得很不应该。会议是由他直接领导与掌握的。我在北京，在他直接领导之下工作近四年。在我工作时期，他没有意见，说我正确，识大体，党性加强。在我离开工作两年多之后，（这两年我常不在北京，正在写作）怎么对我工作的意见突然多起来了，而且严重到什么反党，反中央，反政策，两面派，破坏团结，文艺界的高饶等罪名，统统都掼在我头上。而且当做法宝，急于传达下去，甚至党外国外都知道了。与会的其他负责同志不完全清楚真相，难道周扬同志，接受党中央委托，长时期直接领导过我工作的同志，竟一点也不清楚吗？那么过去他称赞我的话是怎样说出口的呢？我始终相信他这些话是诚恳的，既然那样说，去年却又为什么随便改口，带头把这些严重的罪状加在我头上呢？真正对党负责、爱护同志的人（即使这个同志有缺点，有错误）是这样做事，这样对待下层同志的吗？”

9、围绕着《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丁玲在这份《意见》的后面，还附有《关于〈桑干河上〉的情况说明》。她说：

　　“周扬同志对于《桑干河上》稿子某些作法，我曾有过意见，但决不是因为他曾经不同意出版，所以仇视他，像结下了深仇大恨。这件事，本不值一说（因为书早已出版了），但这次引起议论很多，迫使我不得不说这个毫无趣味的事情。”

　　1947年8月间，丁玲住在河北阜平县的抬头湾村，写完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前54章。全书一共58章，这项大工程已经接近尾声。陈明抓紧时间帮助誊抄复写了几份，《时代青年》的萧也牧和银行的秋晴姑娘也来帮忙。当时周扬是华北局宣传部的负责人，住在阜平县的城南庄，为了听听他的意见，丁玲便送了一份复写稿给他。周扬看后，提了一条意见，说书中地主的女儿黑妮写得不好。

　　丁玲写黑妮这个人物时，有一个考虑，就是在土改工作中如何看待地主子女的问题。她觉得，应该把地主与他们的子女区别看待，所以就在书中安排了这样一个人物。但是她又不大放心，怕政策掌握不准，三月间地委书记赵振中来阜平开会时，丁玲曾经把一部分原稿请他看过，他说可以这样写，丁玲才继续写下去。现在听了周扬的意见，丁玲很重视，她立刻对书中的人物关系做了调整，把黑妮由地主的女儿改写成地主的侄女，而且是一个孤女，也是一个被压迫的人物。

　　10月，丁玲参加晋察冀中央局召开的会议，听传达全国土地会议文件，学习《中国土地法大纲》，会议大约开了一个月。彭真做报告的时候批评说，有的作家有地富思想，把地主的女儿写得很漂亮，却把穷人家里写得很脏，到处是苍蝇。彭真的话引起丁玲的警惕，她想，这话会不会是冲着自己说的？但是她马上又否定了，因为彭真同志没有看过自己的小说。那就引以为戒吧。

　　后来萧三又告诉她一件事，说蔡树藩同志曾经问过他，说丁玲怎么搞的，搞了一阵土改，却写了一本同情地主富农的书？萧三问蔡如何知道的，蔡说是周扬在土地会议主席团院子里说的。丁玲听完这话，心里颇不愉快，因为这个意见周扬并未同自己说过，她想，《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虽然写了黑妮，但是从已经完成的部分，看不出有同情地主的地方，何况这书还未写完。周扬同志为什么这样说呢，而且是向许多负责同志去说？都是同志嘛，何必这样呢？自己是出于信任才把没有写完的稿子拿给他看，既然有意见，为什么不直接跟自己说呢？丁玲心里感到别扭。

　　丁玲在正定的华北联大写完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派人到周扬那里去取回复写稿，并且告诉他说，已经接受了他的意见，把黑妮改写了。她期待着周扬在退回她的稿子时，能有一些详细的意见。6月1日，周扬给丁玲写信，动员她到华北局来负责文艺工作委员会，信的末尾捎带说了一句：“你的长篇稿，托巍峙同志带回给你。”就是这么一句话，没有任何评价，没有一点意见，不说好，也不说不好。丁玲满腔热情找到的这个读者，以十分冷漠的态度回报了她的小说。

　　不久，丁玲接到中央通知，要她参加中国解放区妇女代表团，去布达佩斯出席第二届世界民主妇女代表大会。6月14日，丁玲离开华北联合大学，去党中央所在地建屏县西柏坡村报到。那天太阳很毒，大车走得很慢，晚饭以后才抵达华北局所在地阜平县城南庄。

　　丁玲先到组织部的屋子里坐了一会，周扬听到消息就过来了，要丁玲去宣传部坐。丁玲在他那里吃了晚饭。饭后周扬说出去走走，他们便到村边去散步。丁玲知道周扬找她有话谈。月初周扬给她写信说，为了加强文化工作，华北局决定设立文工委，人选有萧三、沙可夫、荒煤、赵树理等，周扬信中希望丁玲来主持。丁玲想，周扬很可能要和她谈这件事，但内心里，还是希望周扬能谈谈她的小说。

　　果然，周扬希望丁玲不要出国，留在华北局搞文艺工作委员会，他说，这个工作很适合你，萧三、李伯钊都不合适，除了你，找不到合适的人来搞。丁玲说我自己没有意见，但是中央已经决定要我出国，请你问问邓颖超同志的意见。后来周扬打电报问过邓颖超同志，邓颖超同志不同意。他们一直谈到很晚，但是周扬没有一个字问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对她的作品继续表示着冷淡。当丁玲主动把话题引到这上边，兴冲冲地告诉他说，自己的小说已经突击完成了，周扬的反映却是“不置一词”，不搭这个话茬。

　　第二天，丁玲又坐着大车颠簸了一天，晚上抵达建屏县西柏坡村。令她意想不到的是，在路上遇见了毛主席，毛主席出村来散步，江青也在，热情地跟她打招呼。毛主席一见面就说：“啊，丁玲，好得很，几年没有见面了!”他要丁玲和他们坐汽车一道散步去。路上他问丁玲在写什么？丁玲告诉他说写了一部以土改为题材的小说，并且希望他能够读一读。毛主席答应读她的稿子，并且很赞许地说：你已经到了农村，找到了“母亲”，又在写“母亲”！到了野外，他们找了个地方坐下来又谈开了。毛主席两次重复着对丁玲说：“历史是几十年来看的，不是几年来看的，要几十年才能看出一个人是发展，是停止，是倒退，是好，是坏。”丁玲明白，毛主席的意思是在鼓励自己，犯过一点错误没什么了不起，要把以后的路走好。毛主席对丁玲这几年的工作表示满意，说：你是同人民有结合的，你是以作家身份去参加世界妇女大会的，是代表中国人民。陈学昭也去，却只能做随员，不能做代表，因为她没有做工作，不懂得中国人民。你已经在农村十二年，以后要转向城市，要转向工业，要学习工业，要写工业，写城市建设。

　　天快黑了，他们又坐汽车到了毛主席的家里，丁玲在那里吃了晚饭。毛主席说，你的名字是列在鲁、茅、郭一等的。丁玲说：我没有成绩，比不上那些大家！吃过了饭，江青陪着丁玲去看邓颖超。周恩来、邓颖超都很高兴，说话说到很晚，并把丁玲送回住处。丁玲谈到周扬挽留她去华北局负责文工委的事情，周恩来笑了，说：人那么长时间都不用，现在要出国了，又要用了。

　　第二天，丁玲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稿子交给了胡乔木，他是毛主席的政治秘书。乔木问丁玲有什么希望？丁玲说，组织上派我出国，我的身份是作家，旁人要问我写了什么，我怎么好说什么也没有写呢？因此很想这本书请中央审查，如果在政策上没有问题，有可取之处，希望能够出版。胡乔木说他没有时间看，决定要艾思奇看。艾思奇看得很快，两天就把稿子看完了，觉得里面有些场面写得很好，尤其是斗争大会，他认为可以出版。丁玲临行前，乔木把艾思奇的意见告诉她，并说，要在华北出版，总得要同周扬同志商量，你先走，有了决定就打电报给你。你能在东北先出版也可以。丁玲想，看来周扬这一关是非得过了，出版不出版，听天由命吧！

　　丁玲走后，一天下午，毛主席邀胡乔木、艾思奇、萧三带了孩子和家人，去野外散步。毛主席问起他们对丁玲小说的意见，胡乔木说：“写得好，个别地方修改一下可以发表。”毛主席说：“丁玲是个好同志，就是少一点基层锻炼，有机会当上几年县委书记，就更好了。” 7月中旬，丁玲到了大连，接到胡乔木打来的电报，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提出一点点修改意见，并表示同意这本书出版。乔木就出版事还给东北局打了电报，加以关照。光华书店加紧印制，赶在丁玲出国之前出版了这本书。

　　1948年9月，丁玲在哈尔滨拿到了刚刚印出的新书，给乔木、周扬写信时说：“《桑干河上》不知华北新华书店印行否？周扬同志对这本书的批评，我还是愿意你当面对我说，如今既已离得较远了，写封信给我也很好嘛！”丁玲并且说：“一本书是会包涵许多缺点的，有什么不能听的呢？听了批评也不会丧失信心的，也不会改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