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丰富史料为依据，记录1957年后丁玲的经历，提供了这一时期真实的丁玲形象。丁玲与陈企霞两人，不要说密切的关系来往，即便“较”密切，也不曾有过。硬把他们拉在一起搞成一个“集团”，这实在是个政治笑话。本书使用了一些独家材料和首次披露的材料，因而更具有权威性和准确性。

1、进京之初

　　全国解放之初的那几年，是丁玲一生中“官运亨通”的几年，如果把职务的高低和权力的大小称为“事业”的话，那么，那几年是她一生中事业的巅峰。

　　她是1949年6月初，从居住地沈阳来到北平的。

　　1936年初夏，她从南京独自悄悄来到北平，寻找党的关系，从那时算起，阔别这座城市已有十多年了。旧地重游，引起她许多遥远的回忆。她住在东总布胡同22号，那是一座精致的四合院，她的邻居有萧三甘露夫妇、柯仲平、沙可夫等，都是老朋友，长久不见，十分亲热，彼此述说些这几年的情况，他们都问到陈明，沙可夫是文代大会筹委会的秘书长，他说，陈明可以作为特邀代表来参加文代大会！林伯渠也来看丁玲，他们有一点远房的亲戚关系，丁玲十分喜爱这位老人，多次在书信和日记里称他“可爱”。她也抽空去看了老友沈从文，二十年代在北平时，沈从文是她和胡也频非常亲近的朋友，那时他们三人都是爱好文学的青年，前途无着，生活窘迫，一起共过患难的，一篇小稿，两块钱稿费，都能带来极大的惊喜。她还去香山见了毛主席，毛主席依然是渊博睿智，疲倦的眼睛里虽然充满血丝，但踌躇满志之心溢于言表。他忙得很，马上就要领导整个国家了，没有时间长谈，他劝丁玲去读书学习，可是丁玲实在不想进学校了。走出双清别墅，从香山下来，丁玲看到一道道严密的安全警卫，不由惆怅地想：百废待兴，政务繁忙，以后再想见他，怕是越来越难了！但是毛主席没有忘记她，两年后的夏天，在游览颐和园时，又专门顺道去看望她。

　　丁玲喜欢北平，但她并没有打算在此久居。来之前她就和东北局宣传部的李卓然部长、刘芝明副部长说好了，开完文代会就回东北去，到鞍钢深入生活，搜集素材，准备创作，因此这次来北平，连党的组织关系都没有带。她已经有了一部农村题材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她还要再写一部工业题材的大作品，因为党的工作重心正在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战争转向建设。一年前在西柏坡毛主席就对她说过：你在农村有了十二年，再拿八年去城市，了解工业。她一直牢记着这些话。

　　1949年7月2日，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开幕，9日，丁玲作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书面发言。大会闭幕时，她被选为全国文联委员、文联常委。7月23日，在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中国作家协会的前身，简称“全国文协”)成立大会上，她又和柯仲平一起，当选为文协的副主席。主席是茅盾。

　　当时，新中国成立在即，崭新的国家政权，迫切需要一大批精兵强将，各个部门都在物色人才挑选干部，筹组机构搭建班子。文学战线同样如此。丁玲进了京城便身不由己，她是来得去不得了。

　　党选择了丁玲。于是，一心想要回东北去搞创作的丁玲，就变成了留居京城管行政的丁玲，文学作家丁玲就变成了文化官员丁玲。陈明随后也来到北平，他们的家就安在了东总布胡同22号文协机关院内，1951年春天又搬至多福巷16号的四合院。党中央委以重任，两三年间，丁玲可谓“官运亨通”，头衔一增再增，而且全都分量十足：1949年9月，她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出任全国文联机关刊物《文艺报》主编。1950年春，任全国文协常务副主席，主持文协日常工作；7月，被中央任命为中国文协党组组长，相当于后来的作协党组书记。1951年1月，任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春天，任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11月，参加领导全国文艺界整风学习。1952年4月，接替艾青任《人民文学》副主编。那时，《文艺报》是全国最权威的文学批评刊物，《人民文学》是最权威的文学创作刊物，文学研究所是多少青年引颈向往的“作家摇篮”，中宣部文艺处则相当于现在的文艺局。诸多要职集于一身，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丁玲可以称得上文学界最红的人，是极少有人可以相比的高级别领导人。

　　她的影响和声望，甚至超过了周扬。

2、意外之喜

　　1952年2月末，丁玲与曹禺受中国文联和全国文协的委派，去苏联参加果戈理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活动。这已经是她第四次访问苏联。

　　他们两人2月27日早七时乘飞机离京，途中在苏联的伊尔库茨克和鄂木斯克两地停留过夜，29日下午二时抵达莫斯科，住进萨伏依饭店。3月2日下午，他们参加了果戈理铜像揭幕典礼，3日上午拜谒了果戈理墓，4日晚上，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果戈理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丁玲代表中国文艺界作了《果戈里——进步人类所珍贵的文化巨人》的发言。这些，就是纪念活动的主要议程。其余时间，他们白天去参观博物馆，徜徉于高尔基、托尔斯泰、马雅可夫斯基等名人的珍贵手稿和照片之间，晚上则是丰富的文艺活动，去著名的莫斯科大剧院观看《蝴蝶夫人》、《浮士德》、《泪泉》等歌剧、话剧和芭蕾舞，还看了一场莫斯科讽刺剧院根据王实甫原作改编的《西厢记》。闲暇时，丁玲常去我国驻苏联大使馆，找张闻天大使聊天，他们是二十多年的老朋友了，1931年胡也频在上海遇难后，丁玲向地下党领导人冯雪峰、潘汉年提出要求去江西中央苏区。过了几天，刚刚从苏联回国的中宣部长张闻天在兆丰公园约见她，叫她等候消息。但最后的决定，还是要丁玲留在上海，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这次来苏联，丁玲还从国内给张闻天带了些橘子。他们一起谈些往事，谈些共同认识的熟人，谈些三十年代的上海和四十年代的延安，谈些丁玲前几次访苏的故事，大使称赞了丁玲写的那些访苏散文，说里面表现了国际主义的精神。

　　3月13日晚上，电台广播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将斯大林文艺奖金授予1951年度文学艺术方面有卓越成绩者的决定，中国共有三部作品获奖：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二等奖，贺敬之、丁毅执笔的歌剧《白毛女》获二等奖，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获三等奖。这既是苏联文学界对中国文学界的极大鼓励，也是苏联政府对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一种友好表示。这是新中国的文学作品第一次在国外获奖，因而意义非凡。

　　第二天清晨，我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戈宝权就打来电话向丁玲表示祝贺，接着曹禺、兰斯科依、蒙古作家丹京司龙也来祝贺。丁玲又一次被邀请到莫斯科广播电台，做了两分钟的广播讲话。她在接受苏联记者采访时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苏联被译出后，印了50万普及本，陆续得到各方面来的鼓励，现在更承苏联部长会议宣布授予斯大林奖金。这个光荣是给中国所有作家和中国人民的。这是对全体中国人民和作家的鼓励。”

　　4月，丁玲回到北京。6月7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向丁玲、贺敬之、丁毅、周立波颁发了斯大林文艺奖金。第二天，全国文联举行庆祝会，丁玲在会上宣布，将所获的全部奖金五万卢布捐赠给全国妇联儿童福利委员会。

　　丁玲更加“红”起来了，报告会聚餐会各种社会活动的请柬不断，有时一天通讯员就送来两三份，丁玲无暇参加，大部分都推辞掉了。公务员夏更起看着那些烫了金字的请柬实在漂亮，就收藏起来，攒了厚厚一摞。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奖，是丁玲一生文学创作的高峰，也是她作为一个文学家获得的最高荣誉，它给丁玲带来了证书、奖金和巨大的声望，她成了真正的文化名人，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这一阵营在当时有12个国家之多。这一个荣誉的影响程度和范围所及，超过了丁玲头上所有那些个官衔的总和。

　很可能就是从那时起她下了决心：从官场上脱身，下到生活中去，回到书房里去，摆脱仕途，重走文学创作之路。如果这一假设成立，那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奖，就决定了丁玲此后的生活道路，决定了她的后半生。

3、辞官不做

　　当年在《人民文学》工作的老编辑涂光群回忆说，1953年某天，丁玲到小羊宜宾胡同三号《人民文学》编辑部来和大家聊天时，有人问她今后的创作计划，她说，一个作家应该把主要精力用于写作，不写作品还叫什么作家？

　　张凤珠也说过：“五十年代我看过丁玲写给乔木的一封信，也是希望能卸掉职务，让她搞创作去。我记得她信里一句话说，50岁对女同志是一个痛苦的年龄。”

　　就性情而言，丁玲是一个不愿当官只想写作，不爱管人管事，只爱自由自在的人。更何况丁玲的官当得并不十分如意。1979年11月，她在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回忆起当年在中宣部当文艺处长时的情形说：“我到文艺处去是乔木同志跟我谈了三次话。我说，我不是这个材料，还是让我搞创作吧，乔木同志也讲，支持你搞创作，知道你不是做工作的人，但是现在没办法，你要来做一个时期。我去了，在那里‘混’了二年多，没有做什么工作。我在那里连一张办公桌都没有嘛！严文井同志可以证明嘛！乔木同志说，给丁玲一个办公桌，弄间房子，让她每天来办公。但没有人给我弄桌子，也没有人给我弄房子。我每次去，不是在林默涵的办公桌边坐一会儿，就是在严文井的房子坐一会儿，就这么混了一年多。”

　　当时的中宣部在中南海里办公，文艺处只有丁玲、林默涵和严文井三个人。她感觉很累。后来她回忆那时的情况说：“我个人缺少工作经验，那时，又兼负责文学研究所、《文艺报》的具体工作，《人民文学》也改由我去主编，我曾请求乔木同志只管文艺处，其余工作另找人，乔木同志答应找着人了再说。因此，那时我的担子很重。工作复杂，感到难于应付，正处于焦头烂额之时”。

　　官不好当，创作却受到影响，1951年6月出版的散文特写集《欧行散记》，共收入18篇文章，前八篇，她在沈阳只用了三个月，后十篇，她在北京断断续续写了一年。

　　1956年8月，丁玲在检讨书中检讨自己那一段的工作说：“我一方面感到自己的力不胜任，一方面又由于有创作的矛盾，常却于负责，自居于领导之外。特别当工作遇到复杂、困难，不顺利的时候（这在工作中，在生活中都是不可避免的），我不懂得依靠领导，依靠组织，不善于取得组织的帮助，也不追求去懂得这些；又不能任劳任怨，坚持工作，而是怕麻烦，怕复杂，怕斗争，怕挨批评，怕犯错误，反觉得自己不被了解，有委屈，而产生退缩情绪，逃避现实，有专搞创作去的想法。我对自己这个弱点和错误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总以‘我是专搞创作的，工作太不适宜，只要能离开工作岗位，或不至有大影响的’这些看法来原谅自己”。

　　丁玲写文章可以，讲话做报告可以，管人管事管行政却未必那么“可以”。她不大善于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她缺乏，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不愿意去学习掌握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那些个素质。穷其一生，丁玲始终是一个文化人，是一个作家，她是写文章的好手，却始终不是当官的好材料。她的兴趣在写作上，特长也在写作上，她很清楚自己适合干什么，不适合干什么，她有自知之明。获得斯大林文艺奖金之后，她对自己的创作实力更加自信，再写出一部成功作品的心情也更加急切。1952年8月4日，她给正在朝鲜战场上体验生活的徐光耀写信说：“因为你发表过一本书，你就有读者，你的读者和朋友就要求你跟着写第二本更好的书。”这也是她自己的心声。有一种意见认为，后来的“一本书主义”，即由此滥觞。

　　丁玲看重的不是高官，而是作品，她认为作品更能说明一个人，而且作用是长久的，只要有了作品，就谁也打不倒。

　　但是要专心写作，必须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她身兼多项要职，隐身而退实非易事。恰在此时，她有了一个可以名正言顺退下来的理由：她的腰疼病加重，坐着站不起来，站着坐不下去，医生经过检查，诊断为三节腰椎增生，9月，丁玲住进北京医院治疗。

　　1985年9月4日，陈明与丁玲在协和医院谈话时回忆起往事，陈明说：你那时候腰疼，坐汽车要么进不去，进去了就爬不出来，站不起来。丁玲说：冯牧那天还说，我50年代开会的时候是“坐立不安”。

　　腰疼是老毛病了，1946年冬天，她在河北阜平县抬头湾村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腰就疼得厉害，去区党委走二里来地都困难，白天把腰贴在火炉壁上烫着，夜晚要靠热水袋敷着才能入睡。她是忍着病痛完成长篇创作的。这一次犯病更加厉害。10月，她写了一纸报告，请求辞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全国文协党组书记、《人民文学》副主编等几个职务。把报告递交上去，她就去了旅大疗养。在疗养期间，她接到胡乔木副部长的通知，同意她的意见，免去她的中宣部文艺处处长、全国文协党组书记职务。

4、疗养

　　1952年10月22日，丁玲由陈明陪同，住入旅大市岭前桃源台卧龙街22号，开始了在旅大的疗养生活。此前，陈明一直在大连创作电影剧本《海港生涯》。

　　疗养的日子是轻松而悠闲的，有几位老熟人也在旅大疗养，所以她不感觉孤单。她去看望徐海东将军，他们1936年就在陕北认识了，不巧他们夫妇出去了。过了两日，徐海东的夫人过来看她。她去看了袁牧之，他是文化部电影局局长，曾经在延安组织电影团，编导拍摄记录片。袁牧之请他们吃西餐。延安时期的老朋友草明也来过两次，这些年她一直在东北，写工业，写工人，写出了中篇《原动力》和长篇《火车头》，成为第一个描写新中国工业题材的作家，丁玲因此而钦佩她。这一次久别相逢，有了尽兴长谈的机会。旅大文联的同志怕她寂寞，还送来一台留声机和一些唱片。丁玲读完了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接着又读描写日俄战争的历史小说《旅顺口》，这本书还是1948年6月，丁玲从西柏坡去东北途经山东临朐时，一个朋友送给她的。

　　月底，按照欧阳钦书记的安排，丁玲住进了小平岛上的苏军疗养院。主人很热情，苏军政委尼柯洛夫亲自迎接，房间里铺了地毯，桌子上有桌布，有美丽的台灯和好看的鲜花，布置得典雅舒适，洋溢着异国情调，这让她不由想起了在苏联访问的那些日子。医生采用敷泥疗法，每天一次。在这亲切友好的气氛中，1952年走了，1953年来了。

5、周扬的两封信

　　1953年的春节来得晚，阳历的2月14日才是正月初一。

　　春节前，丁玲收到周扬的一封来信。

　　“丁玲同志：去年接了你的信，以为你不久即可回来，就没有立刻回你的信，后来又听说你的病仍未痊愈，一时还不能回来，天天想着给你写信，因循至今，也许这封信到时你已离开大连了。日子过的多快呵！”

　　“中央已决定调刘芝明同志来文化部工作，他来了可以负主要行政责任，我可以腾出时间来做些研究作品的工作，希望你快好，快回来，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把文协工作搞出一点明(名)堂来。其他协会也需要跟着加强，我们正在考虑干部的重新调配，没有干部什么也谈不到的。《六号门》第一次和你们一起看部分样片时觉得很满意，第二次看完成片，我感觉缺点很多，几乎有些感觉失望，提了一些修改意见，第三次看修改了的完成片，仍然满意了，我很高兴。这片子比《葡萄熟了》要好得多。听说陈明同志最近身体亦不好，甚念。电影局计划会同文协在本月内召开电影创作会议，希望你和陈明同志能赶回参加主持。

　　“前信提及祖慧学习的事，我一直放在心上，我和巍峙同志也谈过，希望他注意。这自然不只是她个人的问题，现在我们整个的艺术教育(特别像舞蹈这类部门)可以说还没有上轨道。我本来想找祖慧谈谈，详细问问她学习情况的，但她已下去学习和考察民间舞蹈去了(各地正进行民间艺术会演，听说很有些好的节目)。”

　　写信的日期是二月二日。信写得很亲切。不光问候了丁玲的身体，介绍了家里的工作，还谈到陈明改编创作的电影《六号门》，谈到丁玲女儿蒋祖慧想要去苏联留学的事情，既有公务，也谈家事，像是两个十分熟识的老朋友之间的谈话。但是丁玲没有给周扬回信，而是给另一位副部长胡乔木写信，汇报了治疗情况，并提出想转去鞍山附近的汤岗子疗养院，那里的温泉，据说治疗腰痛效果很好。

　　胡乔木的回信还没有到，周扬的第二封信又来了。这封信写于2月16日，正月初三。

　　“丁玲同志：前寄一信，想已收到。昨见你给乔木同志的信，知你身体尚未完全复原，你想到汤岗温泉去治疗一下，我完全赞成。此间工作，虽急待你回来，但还是先把身体搞好了再说，这是急不得的，你安心地休养吧。

　　“中央已决定调刘芝明同志来文化部，荃麟同志到文协，这样工作一定可以加强。我以后也可以多有点时间放在文协工作上。我这两三年来工作得相当苦，痛感自己在理论上和工作方法上的进步之小，始终没有能脱出被动的、忙乱的状态。但我有决心一定要好好地整顿自己一下，我这人别的好处也许不多，但有一点自信是好处的，是在工作中从来不消极或畏难。这两三年来，我觉得你的进步是大的。我也很喜欢你那股工作的劲头，你也好强，但有原则，识大体，有分寸，与某些同志的个人积极性就不同多了。

　　“希望你快快好，早点回工作岗位，不管是创作或组织工作。但是你自己还是不要急。”

　　信依然写得亲切，并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中央决定调邵荃麟到文协工作，他原来是中宣部教育处长，既然是中央安排的干部，肯定是担任主要领导，这样就填补了丁玲离去的空缺。从这两封信看，周扬仍然对丁玲寄以希望，希望能尽快回来帮他开创局面。

　　平心而论，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周扬是很看重丁玲的。1949年把丁玲留在北京领导中国文协的工作，是周扬的坚持，一年前，1948年初夏，周扬担任华北局宣传部长时，就曾极力劝说丁玲来华北局领导文艺工作委员会，在拟定的萧三、沙可夫、陈荒煤、赵树理等几名文工委领导成员中，要丁玲负主责。丁玲自己也在日记中说：“我知道他的确愿意我在他领导下工作，他知道我这人还有些原则性，在许多老的文艺干部之中，他比较愿用我”。（1948年6月14日日记）周扬在1951年12月一次谈话中说：“丁玲有很大的进步，这两年来工作很积极，接受新事物强，社会知识多，识大体，有分寸，工作努力。”而丁玲也很看重周扬对她的表扬，蒋祖林回忆说，1952年初秋的一天中午，丁玲下班回来满面春风，把手提包往沙发上一扔高兴地说：“我今天在会上又受到表扬啦！周扬同志说我工作有成绩，党性强。”同时，周扬也一直念念不忘丁玲“政治上过去犯过错误”。

　　那么，丁玲为什么绕开周而致信胡呢？

　　那时的中宣部，周扬是主管文艺的副部长，胡乔木是常务副部长，部长由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习仲勋兼任。本来解放以后中宣部部长一直是陆定一，但是在1952到1954年的一段时间内，陆定一降为副部长，内中原由不得而知。习仲勋对中宣部工作中途接手，不愿多管，所以很多事情是常务副部长胡乔木说了算。曾有文章说，胡乔木和周扬有矛盾，郭小川说过：“在胡乔木掌管宣传部的时代，周扬根本吃不开。”林默涵说：“乔木和周扬的关系是客客气气，不是特别亲切。”（1994年3月12日同李辉谈话）黎之说：“我看不出他们有什么矛盾。当然，他们两人在性格、气质、作风，以至文艺观点，欣赏趣味上颇不相同。同时，又各自带有他们所处地位、职务所给予他们的特点和局限。如胡乔木为人处世，待人接物就非常有分寸感，显得谨言慎行，不像周扬那样锋芒直露。”

　　就丁玲当时与周、胡二人的关系言，她与周扬更熟悉，但可能在感情上与胡更贴近。几年前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出版问题上，周扬消极，乔木积极，如果没有乔木很可能书就一时出不来，而调丁玲到中宣部文艺处，也是乔木的主意，他用丁玲接替了周扬。陈明2000年2月同邢小群的谈话说：胡乔木找丁玲谈话，说周扬不行，要她来当处长，丁玲回家和我商量，当不当？我说乔木都这样说了，你就勉为其难吧！曾经担任过胡乔木秘书的郑惠说：“乔木平时跟我谈话中，表示过对周扬的不满，觉得周扬对丁玲是不公平的。当年丁玲写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后，让陈伯达和胡乔木看，他们都认为不错，但周扬就有微词。”

　　讲到胡、周、丁三人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审视1951年，那是很微妙的一年。那一年的春天，丁玲由常务副部长胡乔木调来中宣部，接替周扬出任文艺处长；而周扬却在那一年连续遭遇两件“倒霉”的事情：一件是年初的批判《武训传》，一件是年底的文艺整风。这两件事都是通天的，一件是毛泽东直接发动，一件是毛泽东亲自过问。周扬在这两次运动中都犯了“错误”，走了“麦城”。

　　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是解放后文艺界第一场大斗争。1951年2月，上海昆仑电影公司拍摄的《武训传》在全国上映，引起轰动，周恩来安排在中南海放映，朱德等老同志看后都说好。毛泽东后来和江青单独调看，对影片提出尖锐的批评，并为《人民日报》重写了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最早批评《武训传》的，是丁玲主编的《文艺报》，4月份就登载了批评文章，其中的一篇，后来被《人民日报》转载。

　　周扬作为主管文艺的高层领导，参与了《武训传》的审查通过，因而对这部影片的隆重公映负有责任。5月15日他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谈到《武训传》和另一部影片《荣誉属于谁》说：“对我自己是一个很大的教育，因为这两个电影我自己也看过也审查过，但是，没有看出它的错误，没有加以注意就通过了，结果毛主席就看出来了。”他在分析了两部影片的错误后说：“那就是胡乔木同志讲的，那实在是到了一个不能忍受的程度。”他还称赞了《文艺报》上发表的批评文章。6月下旬，夏衍出国访问回到北京，第二天周扬就急忙去找他，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批判《武训传》的事知道了吧？还说他已经作了检讨，要夏衍也赶快写检讨，周扬显然很紧张了。8月8日，周扬批判《武训传》的长篇文章登在《人民日报》上，他说看了这部影片后，“没有充分地认识和及早地指出它的严重的政治上的反动性”。这是一句自我检讨，而且是在全国人民面前公开检讨。后来在1957年9月，周扬在中国作协反右派斗争总结大会上做报告时，一开头还讲了这样的话：我也有错误嘛，不就是没有看出《武训传》的问题嘛！

　　调丁玲来中宣部接替周扬做文艺处长，很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武训传》：一个有功，一个有过。

　　也是在1951年，年末，由胡乔木主持，在文艺界开展整风，这是丁玲担任中宣部文艺处长后，参与的第一项重大工作。这次整风对于后来周扬和丁玲的关系，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大概就是从那时开始，周扬感觉到，丁玲已经对他构成一种威胁，她和胡乔木站在一起，成为他的有力对手，甚至危及到了他的地位。

6、无官一身轻

　　丁玲转到辽宁鞍山的汤岗子温泉疗养院，每天洗温泉，按摩，医生说，一个疗程是一个月，整个治疗需要两个疗程，中间休息半个月。温泉果然比旅大效果好。要不是5月4日母亲逝世，丁玲还会在汤岗子继续治下去。75岁的蒋慕唐老太太死得很突然，她说腰疼，公务员夏更起就陪她去北京医院看病，医生检查完了，说脑血管有毛病，当即收留住院。住院没几天，一天夜里就过去了，没受什么痛苦。后来丁玲回到北京，一再问夏更起老太太死前说了什么？老太太什么话也没留，她一点没有死的预感。

　　秘书陈淼从北京打电话来，只说老太太病了，住院了，没敢说明实情。丁玲对母亲感情极深，她立刻要陈明买车票。

　　5月6日，火车驶进前门火车站，作协副秘书长张僖来接，祖林祖慧也都来接。丁玲见到两个孩子有些意外，问：“你们怎么也来了？”往常丁玲外出回京，家人不到车站机场。丁玲回过头来对陈明说：“我明白了，妈妈不在了！”一边说，一边眼泪就掉了下来。汽车没有回家，径直开到金鱼胡同的贤良寺，母亲的灵柩停放在那里。楠木棺材还没有上盖，看到母亲的面容，丁玲泪如雨下，为母亲病危时自己不在身边，后悔不已。她在西郊香山的万安公墓买了一块墓地安葬母亲，好友江丰设计了墓碑，美术家刘开渠做了雕像。

　　许多朋友都来看她，安慰她，他们爱她，也爱她的妈妈，爱这位热情、开朗、豪爽的老太太。2002年9月，夏更起告诉笔者说，丁玲的朋友很多，家里来人也多，最常来的有罗烽、白朗夫妇，严辰、逯斐夫妇，诗人艾青等，他们私交甚好，丁玲总要留下吃饭。甘露也常带着两个孩子来，那时她已经同萧三离婚，每次都要呆很久，吃了饭才走。田间、康濯也来得勤，都是谈文研所的公事，谈完就走。文研所的学员里，丁玲喜欢徐光耀、陈登科、玛拉沁夫、李纳等，他们也来得多一些。杨朔、马烽、刘白羽这些人，是半私交，半公事。周扬也常来，那时他和丁玲的关系看上去很好。江青也来过两三次，夏更起记得，江青坐一辆红色小汽车，带着警卫员，初次来，穿一套灰色制服，衣服很得体，人也很出众，有风度，给她倒茶，她还表示谢谢。第二次来是秋天，穿了一件大衣。那大概是她和丁玲都在中宣部工作期间，每次呆的时间不长。

　　丁玲专心从事文学写作的决心已定，组织上同意了她的请求，把她担负的领导职务一个一个卸下。在1953年8月7日出版的《人民文学》七、八月号合刊上，丁玲不再担任副主编一职，茅盾也不再担任主编，新的主编是邵荃麟，副主编是严文井，何其芳、沙汀、胡风、袁水拍、张天翼、葛洛等则做了编委。

　　这时，中央文学研究所也有了变化。1952年早春，由于中国科学院也设立了一个文学研究所，中宣部决定，中央文学研究所改名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

　　胡乔木的意见是，文学讲习所应该压缩编制，抽出一些干部去搞创作和普及工作。丁玲服从了这个决定，起草了改组方案。夏天，文讲所第一期学员结业。9月第二期开学时，文讲所改由田间、康濯负责，丁玲不再担任所长，只负责辅导玛拉沁夫、李涌、谷峪、羽扬等几个学员，当个“客座教授”。

　　1953年9月23日，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丁玲以《到群众中去落户》为题，做了大会发言。她说她只想讲一个在目前创作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深入生活的问题，因为“许多人对于深入生活这一最主要的原则发生动摇。”她举了杨朔新写的抗美援朝题材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作例子，说许多人认为这本书的主要缺点是结构问题，“我以为《三千里江山》的缺点，还是由于生活不够”，书中所表现的生活，很多是表面的东西。丁玲发言末尾的一句话是：“我更悄悄地告诉你们，我还有一点雄心，我还想写出一本好书，请你们也给我以鞭策。”这是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9月25日，全国文学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举行，决定将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正式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选出新的领导班子：主席茅盾，副主席周扬、丁玲、巴金、柯仲平、老舍、冯雪峰、邵荃麟。10月，中央任命了中国作协第二届党组，周扬为书记，邵荃麟为副书记。

　　至此，丁玲只剩下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成员这两个职务，除了在北京时偶尔参加一些会议外，她一般不负责具体工作，真个是无官一身轻，可以专心从事创作了。

7、《在严寒的日子里》

　　是周扬把丁玲留在北京的，她却不想照周扬的路子走；周扬一再把她往前推，她却拼命往后退，她与周扬的想法不同，选择的道路不同。她要写出一本好书来，这本书的分量应该超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是一个很高的目标，因为她已经站在了很高的台阶之上。题材对于一本书的成功至关重要，写什么呢？丁玲在考虑。来北京之前，她曾经打算深入工厂，去写工业，但工业对于她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而且包含着较多的科学技术因素，要真正深入进去是很困难的。恰在此时，一团火花一闪，就像冥冥之中灵光一现，让丁玲一下子就捕捉到了灵感。

　　她收到一本1953年10月号《人民画报》，上面刊登了记者宋学广拍摄的反映温泉屯变化的一组照片，那些照片一下子就激发起她对当年土改工作的回忆，对一些乡亲和战友的回忆，温泉屯的变化使她异常兴奋、惊喜！她立刻和宋学广联系，约他到家里来吃晚饭，并拿起笔，给温泉屯的屯主任、当年土改时的积极分子曹裕明写了一封信。她在信里说：“我把许多照片看了又看，那不是七年前我走过的一些地方——桑干河边温泉屯一带的风景、生活、人物吗？这些照片引起我许多说也说不清的感情。……多么依旧的景物呵！那河流急湍地流着，那胶皮毂辘车，那河滩地，那高粱地，那羊群，那果树园，那丰收的葫芦冰和葡萄呵……而且，还有了熟人哪！我一看照片，我就笑了起来。那不就是曹裕明？他还没有变样子，还是那个样，更使人快乐的是，他竟有了那么大的孩子了！你记得么，我们曾经向你说着玩，希望你请我们吃了结婚酒才走。后来到底也没有吃上。”

　　丁玲心中怦然一动：何不就续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写护地队的故事！这也是她心中的一个夙愿，一笔旧账，是一本早就列在计划之中的小说。

　　1946年底她开始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时候，最初的计划是分三个阶段写，第一段是斗争，第二段是分土地，第三段是参军。但最后的成书，她只写了第一阶段，即闹斗争这一部分。她在1948年6月为此书写的前言中说：“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一些沦陷后桑干河一带护地队斗争的材料，是很生动的材料。……我幻想再回到那里去，接着写小说的第二部，因此在写的当中，常常便想留些伏笔。”

　　丁玲手头积累了许多护地队斗争的生动材料，一直觉得如果弃置不用实在可惜，所以一直想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续篇。

　　从宋学广拍摄的一组照片，从写给曹裕明的一封信，丁玲回忆起温泉屯那一段难忘的生活，回忆起当年让她牵肠挂肚的护地队，她决定了：就写一部反映护地队斗争的小说，小说的名字叫做《在严寒的日子里》。她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生活，寻访更多的素材，于是，她重回温泉屯，重访桑干河，看望当年结下深厚情谊的乡亲们。此外，她还到热火朝天的京郊官厅水库工地上去体验生活，那里正是去涿鹿县的必经之地，而且水库的重要水源之一便是桑干河。

　1953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的第三版上，登载了丁玲的新作《粮秣主任——官厅水库散记之一》，作品后来又发表于12月7日出版的《人民文学》12月号上。这篇不到九千字的小文，对于丁玲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它是解放以后丁玲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在此之前，丁玲虽然也不断有新作面世，但那些文章要么是序跋，要么是报告或讲话，要么是应景之作，也有一些访苏散文，但那只是公务活动的副产品，而非深入生活的结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作”。因此可以说，《粮秣主任》是官员丁玲回归到作家丁玲的第一个标志。

8、故乡行

　　转过年来的3月，在北京城里依然春寒料峭，而江南却已是莺飞草长的季节里，丁玲和陈明一起，怀着一种“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喜悦心情，去湖北湖南参观访问。这是她自1931年3月，在胡也频遇难后把幼子祖林送回老家以后，第一次回故乡。时间跨度是23年。

　　第一站是武汉。中南文联负责人于黑丁、俞林陪同他们游览了珞珈山和东湖，并在东湖吃午饭。丁玲对东湖的风景印象颇佳，心中暗想：“转来时如能写点什么，当在此小息几天。”她还见到了在武汉大学当教授的李达，李达是中共“一大”代表，他和他的第一位夫人王会悟，始终都是丁玲要好的朋友，1931年胡也频遇难后，丁玲曾经在他们家里住过一个时期，1936年丁玲从南京到北平去寻找党的关系时，也住在他们家里。而今李达已经离婚再娶，不大愿意丁玲到他家里去，丁玲在日记中戏称“因为他金屋藏得有娇，他不能不对我有些顾忌呢”。好吧，那就不去，那就去延安时期的老熟人、中南局宣传部长赵毅敏家里坐坐，那就去洞庭路上有名的“靠墙泰”吃西餐。3月5日上午，丁玲还给武汉的文艺工作者作了一次讲演，足讲了三个小时，结果中午感觉疲乏，饭后倒床便睡，一直睡到四时。起来后就赶去车站，乘火车去长沙。

　　到长沙的时间是6日凌晨两点钟，安排住在省交际处。上午坐汽车逛街，下午游火神宫。晚上省交际处有晚会，招待铁道部部长滕代远，丁玲和陈明也去了，遇见省委书记周小舟。丁玲与周小舟是老熟人，1937年在延安，丁玲常到毛主席的窑洞里去谈天，那时周小舟是毛主席的秘书，他也常常跑过来参加谈话。周小舟并没有忘记旧情，第二天上午就请丁玲夫妇去他家里做客、吃午饭。饭后，宣传部的两个部长一起来商量行程，一致的意见是去常德和湘西，并且给他们专门派了一辆吉普车。第二天去韶山参观了毛主席故居，便乘坐那辆吉普车回常德老家去了。他们从常德又去了吉首，那里是湘西地区的首府，地区主席石邦智，是丁玲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同学，十分热情。湘西的剿匪故事十分精彩，丁玲搜集了许多。

　　回到北京之后，她又到河北涿鹿县的温泉屯等几个村子去采访，继续搜集解放战争时期护地队斗争的材料。6月29日上午，丁玲去文学讲习所讲课，她选的题目是：创作要有雄厚的生活资本。这正是她在那些日子里充分准备的一个总结。丁玲感到她心中的那部作品已经雏形渐现，她准备动笔了。于是，她与陈明开始做再一次出门的准备。

9、动笔于黄山

　　初夏，安徽省文联副主席陈登科写信来，邀请他们去黄山。陈登科是文学研究所第一期学员，又是丁玲所器重的“高徒”，陈登科对恩师一直心存感激之情，寻找报答之机。那年夏天北京极热，丁玲正想找个凉快地方躲出去，黄山风景秀美、气候宜人，正是极佳选地，就到那里去，写作那篇酝酿已久的长篇吧！7月5日早晨，丁玲与陈明带着公务员夏更起，登上了开往蚌埠的火车。

　　6日清晨四时，火车抵达蚌埠，陈登科接站，安排住在交际处。一进房间，陈登科就告诉他们，行程有变化，去合肥的道路堵塞不通，所以去佛子岭的计划告吹。三个人一商量，决定改变路线，先去杭州，再从那里转赴黄山，当晚就走！

　　抵达黄山管理处，住到紫云别墅，几人独住一座小楼。丁玲分外喜欢这里的凉爽，她给祖林、祖慧和康濯各写了一封信，告知离京这几日的行程和自己的住址，然后静下心来，开始她的写作。那年夏天黄山雨水极多，几乎日日有雨，丁玲在哗哗雨声中，以每日两三千字的速度，开始了《在严寒的日子里》。

　　他们被大雨隔在山下，整整一个星期，直到25日早晨，才在黄山管理处的沙处长陪同下，乘坐轿子上山，丁玲独坐一顶，二陈共一顶。他们的宿处是后海狮子岭，丁玲十分喜爱那里的景色。画家刘海粟夫妇，也住在那里写生。丁玲看他们每天只带一点罐头，早出晚归，一出去就是一整天，心生敬意，便把刘开渠寄来的火腿送给他们一些。刘海粟收下火腿，又回赠罐头，投桃报李。彼此过去并不熟悉，这几日相处甚洽，分别时刘海粟留下家里电话，要丁玲回京途经上海时一定住几天，他要找位大夫为她医治腰疼。在那个夏天，丁玲一共写出开头的五万字。

　　8月19日，在山东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选举出山东省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其中有茅盾和丁玲。9月15日至29日，丁玲回京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她就宪法草案发表的意见，登载在9月19日《人民日报》上。

　　也是在9月，还发生了一件小事，这件事在当时并没引起她多大重视，但日后却成为她的一大罪状。民主德国一个作家代表团到文学讲习所访问，秘书长田间提出挂一些中国作家的照片，其中有鲁迅、郭沫若、茅盾和丁玲。丁玲从秘书张凤珠那里得知此事后，立刻要她通知田间把自己的照片取下来，并且说，只能挂鲁、郭、茅的照片。第二天，她又让张凤珠追问了落实的情况。

1、走避无锡

　　丁玲在晚年多次讲过，作协五七年的问题是从五五年开始的，五五年的问题是从胡风那里引起来的，是从五四年批评《文艺报》引起来的。

　　我们必须战斗！批评完《红楼梦》研究之后，紧接着就转向了批判胡风。1955年1月，中宣部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报告认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活动，目的是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和我们的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并要求各级党委把它作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一个重要斗争来看待。2月5日、7日两天，丁玲出席了中国作协主席团第13次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对胡风的文艺理论展开彻底全面的批判。

　　但丁玲对批判胡风毫无兴趣，她更不会预见到事态后来发展到那样严重的程度。开完会，她就同陈明一起去了无锡，躲到那里去写《在严寒的日子里》。临行前夜，她给正在住医院的女儿蒋祖慧写信说，本来想等祖慧出院再走，可是如果不走，结果“是只能参加开会，把文章又耽误下去了，所以只好决定走。”

　　到了无锡，他们先是住在交际处，两天后搬到太湖边上的鼋头渚，住进江苏省疗养院一幢独立的小楼万方楼，她和陈明住楼上，夏更起住楼下。刚去时屋子有点冷，有点潮，他们生了火烤一烤。3月9日，丁玲给祖慧写信说：“我的工作开始还顺利，修改旧稿，又重抄，到现在已整理出二万字，还差得远，而且也还有困难的。但总之，我要克服它，我希望到夏天能搞出十五万字来。”

　　这时的北京，却是风雨欲来，天低云暗，空气中涌动着大斗争来临之前的兴奋与激动。四月，极富战斗精神的刘白羽从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的位子上，调来中国作家协会，被增补为作协党组副书记。

　　到了五月，斗争就更加紧张。

　　胡风的夫人梅志回忆说：“5月16日下午，正在晚饭时，门铃响了。刘白羽领来了好几个从未见过的干部，还有几个在院内徘徊。刘白羽向胡风介绍说，这是公安部的**。那人拿出了一张盖有公安部红印的拘捕证，胡风一切都明白了。来人只问了几句，就开始搜查所有的东西。刘白羽完成了领人来的任务就先走了。第二天凌晨，胡风夫妇先后被带离了他们的家。”这时已是17日。

　　四天前，5月13日，《人民日报》刚刚发表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到6月10日发表第三批材料时，题目改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反党集团”改为“反革命集团”，性质更严重了。

　　所有这一切，都是丁玲在无锡期间发生的。虽然在此之前已经有一系列明显的迹象，但是事情发展如此之快，定性如此之重，还是让她深感震惊。无锡书斋里的丁玲再也不能置身于桃花源中、是非之外了，她赶紧拿起笔来做刀枪。5月23日，她写的批判胡风的文章《敌人在哪里》，发表在《人民日报》第三版上。这不仅因为她是中国作协副主席，对于这样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必须明确表态，还因为她与胡风是有着二十多年友谊的老朋友，在这个关键时刻必须划清界限。可惜，这篇文章既未收入八十年代湖南出版的《丁玲文集》，也未收入本世纪初河北出版的《丁玲全集》，成为难得一见的“奇文”。

　　丁玲晚年，对于这件事情常感到歉意，特别是1985年得知胡风患了晚期癌症之后。她想写一篇文章，为此要秘书王增如去查找《敌人在哪里》。6月17日，王增如在北京图书馆里找到这篇文章，立即打电话，陈明要她将全文抄回来。但此后丁玲因身体状况不佳两次住院，文章终未写成。

2、丁玲与胡风

　　丁玲和胡风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们的友谊可以追溯到1932年底，初次见面便“一见如故”。1936年夏天，他们又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重逢。那时丁玲被国民党拘禁南京已有三年，终于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冯雪峰委派张天翼到南京与丁玲接头，经张天翼细心安排，丁玲悄悄乘火车到达上海，来车站接她的就是胡风。胡风租了一辆汽车，把丁玲接到北四川路的俭德公寓。两人见面都很高兴，胡风告诉她，饭已经订好，有人会送来，千万不要一个人出去，雪峰会来看她。胡风怕丁玲寂寞，还带来几份新出版的左翼刊物。第二天下午，胡风又来看她，知道雪峰因为忙还没有来过，就和她谈了一些雪峰的情况，希望她理解。当时在上海左翼作家内部，“两个口号”的论争激战正酣，冯雪峰、胡风都在鲁迅的大旗下，而周扬等人则被鲁迅讥讽为“四条汉子”。

　　那一年的秋天丁玲就去了陕北，她与国统区的胡风没有了见面机会，只有鱼雁相传。丁玲有很多需要在国统区办的事情，都委托给了胡风，把他看作一个可靠的朋友。那年年底，毛泽东写了赠丁玲的《临江仙》词，这是毛泽东唯一题赠作家的诗词。丁玲惟恐遗失，把它寄给在重庆的胡风，请他代为保管。胡风深感责任重大，将它装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上书“毛笔”二字，放在装重要稿件的小皮箱里，这样可以随时拎着去躲防空警报。1982年，胡风在历尽沧桑，遗失了自己许多珍贵的书籍和文稿后，竟然神奇地将这一珍贵文物完好保存下来，从四川回到北京后，完璧归赵，交还给丁玲。这时，时间已经跨过了45年。

　　再度相逢，已经是十几年后的1949年，他们相继来到北平，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筹备工作，丁玲是筹委会委员，胡风被选入报告起草委员会。在文代大会期间和其后，他们有了较多的接触，那是他们两人之间，交往最为频繁的一段时光。

　　私交归私交，政治归政治，解放以后胡风保持高傲的孤立，不肯接受对他的批评，成为一个招风的“靶子”。作为文艺界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丁玲很小心地同他保持距离，她在1956年的《辩正书》中说：“我对胡风是有警惕的。胡风向我发牢骚，说他被压下去了，我说我们决不会有宗派。我们现在都在中央领导之下，谁也不敢有宗派。”陈明2000年4月与邢小群谈话时说，“丁玲和胡风虽然是好朋友，但是她很注意和胡风的关系，她知道党内与胡风的矛盾，所以很注意分寸，不让人家抓住把柄。”

　　丁玲和胡风两个人之间便渐渐出现了缝痕，缝痕源自差异，观点的差异，地位的差距，这种差异和差距与日俱增，渐渐拉大。很可能从第一次文代会就开始了，那次大会，丁玲以积极热情的态度参加，胡风却是心有怨气，冷眼旁观，他这个“报告起草委员会”的委员，从一开始就拒绝参加起草关于国统区文艺工作的报告，茅盾在大会上作报告时特地说明“胡风先生坚辞”，并且在报告中文艺思想理论那一部分，不点名地批判了胡风和他所代表的“七月”派。林默涵晚年讲过一段往事：“1945年，胡风办的刊物《希望》出版，发表舒芜的文章《论主观》，批判客观主义。他们认为，茅盾是客观主义的代表。在郭老主持的第三厅开过一次会批评胡风的刊物。会议由冯乃超主持，参加会议的有何其芳、冯雪峰、茅盾、刘白羽、胡风等人，我也参加了这次会。第一个发言的是茅盾，他很生气地说：什么论主观，我看是卖野人头！他讲完就走了。”

　　可以认为，从那次文代会开始，胡风就表示出与新中国文化界当权者不好合作的态度，此后一直“走背”，而丁玲却进入文化界当权者的圈子，在文代大会之后一路“走红”。他们的分道扬镳已成定局。

　　依胡风那严苛的性格，他不可能不对丁玲产生看法。1954年11月，在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举行的批评《文艺报》联席扩大会议期间，胡风写给方然的信中有这样一句话：“三次会上，……子周（按指周扬）为主，凤姐（按指丁玲）双木（按指林默涵）一干人都同谋；提出了宗派和军阀统治。”后来有一些文章说，胡风曾在密信中称丁玲为“凤姐”，大概就源自此处。显然，这里的“凤姐”含有贬义，因为她与周扬林默涵一干人“同谋”。

　　但胡风又懂得，丁玲毕竟和周扬林默涵不一样，一则丁玲与他有私交，比较知心，是朋友；二则她对周扬也有意见；三则丁玲是搞创作的“实力派”，不是想当官整人的。所以，胡风对丁玲既有微词，也有好言，区别对待，把她划为“可以合作者”之列。胡风被拘捕以后，中宣部和中国作协抽调一些人，到公安部去审读胡风的信件和日记，刘白羽发现，胡风日记中说丁玲是文艺界的“实力派”，特别是“可以合作的”。

　　就是这个“可以合作的”，日后给那些“欲加之罪”者，提供了有利而又有力的“口实”。

3、来得去不得

　　1955年7月初的一天晚上，在无锡火车站站台上，昏暗的灯光下，陈明把丁玲送上开往北京的火车。她回京去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那次会议7月5日开幕。陈明继续留在无锡，去一个水产供销社体验生活，等待丁玲开完会再回无锡来。

　　一届人大二次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审议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丁玲在讨论中，用诗一般的语言说：“在伟大的生活面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面前，在党的领导面前，在伟大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面前，我好像也在生长，在飞翔，我要说话，我要歌唱，我要写。在我心中聚满了一个声音，我不得不喊出：我要劳动啊！我要投身到祖国的建设中去，投身到这个斗争中去。在五年计划胜利完成的时候，新的生活更加展开的时候，我能感觉到那里面也有一点滴的力量是属于我的，当我这样感到的时候，我就会更觉得幸福了！”她满怀激情，对国家的前途和自己的前途都充满美好的希望。

　　但是她的这种幸福心情，很快就被一种复杂而紧张的心情所取代。

　　7月16日，丁玲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那个报告说，“因为已经发现”潘汉年、胡风两代表“有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证据”，常委会“已先后批准将他们逮捕审判”。第二天，全国新闻媒介公布了这个报告。这个消息使她再一次震惊，准确地说是更加震惊。潘汉年与胡风不同，他是老资格的中共高级领导人，与上层关系很深很熟，丁玲在三十年代就熟悉他，1930年5月在上海，他来动员丁玲和胡也频加入左联，并成为他们的介绍人，后来丁玲说：“我们就在这一个多钟头里愉快地决定了我们的一生。”1936年10月，丁玲逃离上海到达西安，住在一家小旅馆里，受党组织委派来同她接头的也是潘汉年。全国解放以后，潘汉年担任上海市副市长的重要职务，这样受党培养多年、久经考验深得重用的人，也会是“反革命”吗？她不敢相信，又不能不信，这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决定啊！震惊之余，她深深为这位老资格的共产党人感到惋惜。太复杂了，她感到自己的脑子不够用了，对瞬息万变的形势有点跟不上了。

　　7月19日，丁玲给留在无锡的陈明写信说：“周到我家吃了晚饭，谈甚洽，多知道了很多事。在刘处又听了一些惊人消息。回家这几天真是有些感到脑子中事物太多了，简直容纳不下之感。十八日、昨天参加了家里（按指作家协会）的中心组会，唉！许多事都是想不到的，听说你们家中（按指文化部电影局剧本创作所）也很不安静，事很多。的确这里已经掀起一个热潮，比四三年（按指延安整风运动中的审干）更紧张，但有了经验，是不会急躁的。我大约不会太忙。打算读三次批语（最近印了小册，要人手一篇）写文章。否则日子会滑走的。宣教刊物要收，你到底拿了几份去无锡，这里缺九份，请你回家查查告诉我。已经是五日来的信了。要赶急回信的，缴回。你进城后可去看看包、方（按均为无锡市委领导同志），请他们讲点能讲的情况给你听听。周说曾动摇叫我回来，不过大会总是要参加的，大会后大约可以不参加了。不过那时不知怎样？”

　　信中的“周”是周扬，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刘”是刘白羽，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

　　这是一封很重要的信件，里面蕴藏着很重要的信息。我们从中不仅可以清楚地看到丁玲震惊、茫然、没有城府、不知所措的心态，还可以揣摩到当时中国作协党组主要领导人对付丁玲的策略计谋。

　　至少在周扬到丁玲家里吃晚饭之前半个月，也就是在七月初，中国作协党组已经开始调查整理丁玲的材料了。

　　天真的丁玲，刚刚用诗一样的语言歌颂完“一五”计划草案的丁玲，浑然不觉暗处正有一枝枪口对着她，准星早已将她死死锁定。她还梦想着要快点回无锡去，去写她那部并不顺利、注定夭折的长篇呢。她哪里知道，她是来得就去不得，厄运从此就开始了。

4、一步狠棋

　　中国作协党组领导对丁玲下手，究竟始于何时？原中宣部的黎之在《回忆与思考——一九五七年纪事》一文中写道：“1955年6月底关于胡风的第三批材料公布不久，作协一位党组副书记和党总支书记共同署名向中央宣传部写报告‘揭发’丁玲、陈企霞等人的问题，并附了有关丁玲、陈企霞等人的材料。这个‘揭发’报告和附件，又提出关于1954年批判《文艺报》的事。”这里说的“党组副书记”是刘白羽，“党总支书记”是阮章竞。

　　2002年2月14日，笔者在北京协和医院看望正在那里住院的原中国作协老秘书长张僖时，他谈到这样一件事：几年前的一个夏天，刘白羽约他到黄寺总政大院里的住所，同他谈起1955年的一些情况，刘白羽说，当时康濯给作协党组写了一份材料，反映丁玲在文学研究所的一些问题，刘随即根据康濯材料中反映的问题，写了一份报告给中宣部长陆定一，报告写好后，他找党总支书记阮章竞一起签名后上报。陆定一看到这个报告后，又上报给中央。这次谈话后，张僖又找了阮章竞核对，阮章竞说，当时刘白羽只说要给陆定一报一份材料，必须要有党总支书记的签字，阮章竞连材料上边写的什么内容都没看，就签了名。后来，张僖又把阮章竞讲的这个意思告诉给刘白羽，刘未置可否。

　　按组织原则，给上级写报告，反映党组成员、中国作协副主席、一位老资格革命者的问题，刘白羽一个人决作不了这个主，也没有那么大的胆子。何况丁玲也不好惹，她是“实力派”，是“凤姐”，连胡风都要惧怕三分。黎辛说：“那时在文艺界的党员专职干部，如果说周扬是一把手，丁玲可以说是二把手了，丁玲的行政级别是七级，与周扬一样是副部长级干部，要批判这位在延安被毛泽东极为重视的作家是不容易的。”当时无论从行政系统还是党的系统，周扬都是刘白羽的直接领导顶头上司。如果没有党组书记的同意和支持，刘白羽恐怕不敢有此举措，这是常规常理。但是党组书记为什么要有意回避，还要拉来个党总支书记壮声势？

　　康濯后来说，他写那个材料的目的，是为了搞好团结，他决不会想“整”丁玲，他更没有想到他反映的意见，后来会惹起那么大一场风波。所以康濯感到委屈。“他后来说，当时那些人对他的揭发有所歪曲，并解释说：我是在跟党组谈话时，一是说丁玲有严重的自由主义；二是说你们作家协会领导同志之间不够团结。建议你们开个会，把30年代的问题也一块谈。我怎么知道，我的意见变成了丁玲个人和党的关系的问题。你们把我摆在起义的位置上让我下不了台。”（邢小群《丁玲受害之谜考辨》）

　　不管怎么说，问题是反映到了中宣部长陆定一那里。他该如何处理？找丁玲谈话，指出问题，劝其改正，这是“与人为善”，不失为一种既稳妥又简便的处理方式，都是延安时期的老同志嘛，又先后都在《解放日报》工作过。但陆定一走了一步狠棋。

　　大约在七月下旬，由陆定一署名，向中央写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准备对丁玲等人的错误思想作风进行批判的报告》。报告中说：“在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暴露出文艺界的党员干部以至一些负责干部中严重的存在着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行为，影响了文艺界的团结，给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活动造成了便利条件，使党的文艺受到损害。作家协会刘白羽、阮章竞两同志给中宣部的报告中，反映了这种严重的情况。他们根据一些同志所揭发的事实和从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口供中发现的一部分材料，认为丁玲同志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作风是极严重的。”“去年检查《文艺报》的错误时，虽然对她进行了批评，但很不彻底，而丁玲同志实际上并不接受批评，相反的，却表示极大不满，认为检查《文艺报》就是整她。”报告中提出了几点具体工作办法，请中央审阅批准。报告后面还附有刘白羽、阮章竞给中宣部的报告及有关丁玲等人的材料。

　　丁玲的“罪名”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作风极为严重，影响了文艺界的团结，对检查《文艺报》错误极为不满；材料的来源有二：一是一些同志揭发，一是从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口供中发现的材料。报告提出，要对“丁玲等人的错误思想作风进行批判”。

　　请注意陆定一报告的标题：《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准备对丁玲等人的错误思想作风进行批判的报告》——中国作协党组已经对“批判”“丁玲等人”作好了“准备”！周扬是作协党组书记，又是中宣部副部长，他在这个决策中间，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陆定一怎么处理丁玲的问题，也不可能不和周扬商量。一位原中宣部的老同志说，陆定一“就听周扬的，对他言听计从。”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揪出丁玲、陈企霞不是肃反的直接结果（因为他们毕竟不是“反革命”），但却是肃反的意外收获。

　　紧接着，根据中宣部的指示，按照陆定一报告的基调，中国作协停止了正在开展的肃反运动，从8月3日起，连续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地点在东总布胡同22号中国作协机关。

5、且看党组扩大会

　　据当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的参加者回忆，会议一开始并不是批丁玲，也不是批陈企霞，甚至也不是查匿名信，而是追查胡风分子。

　　2002年6月5日，徐刚向笔者回忆说：一开始，会议的规模不大，内容是批判胡风，地点在东总布胡同22号，作家协会楼上最东边的一间办公室，那个办公室不小，有十来张办公桌，参加人员有二十多位十三级以上党员干部，有严辰、白朗、韦君宜、康濯、李又然等人。那个会议主要追查两个人，一个严辰，一个李又然，追查他们和胡风分子的关系。追问严辰和王亚平的关系，严辰说，我们只是在一起喝茶，再问，他还是说我们在一起喝茶。白朗还跟严辰拍了桌子。后来让李又然讲他和胡风分子鲁藜的关系，李说，我爱鲁藜，现在还很爱他。鲁藜是“七月”派诗人，诗作清新而有哲理，解放初曾任天津文协主席，当时已经被点名批判。会议由刘白羽主持，周扬以领导的身份出席，有时讲几句话。徐刚那时年轻，坐在靠门的地方，丁玲坐得比他还要靠门，经常站起来，来回走走，用手揉着腰和脊椎骨，大概是腰疼。这个会开了两三次以后，规模扩大，人数增加，会场改在作协楼上中间的长条形会议室，那里可以容纳三十多人，仍然由刘白羽主持会，中宣部文艺处由林默涵处长带领，全部来参加。这时开始追查匿名信，每人发了一份，是1955年4月，以“作家协会的一个工作人员”名义写给刘少奇的，内容是反映周扬搞宗派主义。就在这个会上，提出了“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会议内容对外保密，从参加者中间找人，成立了几个小组，整理会议记录。徐刚和袁静一个组，袁静比徐刚年长十岁，那时还是中国作协的驻会作家，1957年才调去天津作协。他们白天开会做记录，连夜整理、打印成册，常常是吃完晚饭就开始干，到凌晨一两点才能搞完。徐刚对历史不了解，会上有人提出姚蓬子，徐刚写成“姚碰子”，幸亏有袁静把关。后来，就换成专门的工作人员记录了。再后来会议扩大到七十人，会址改在全国妇联礼堂，那个礼堂可以容纳百十人。9月6日最后一次会周扬讲话后，大家起立热烈鼓掌。

　　当时中国作协机关所在地东总布胡同22号，院子里没有礼堂，作协开大会，一般借用同在一条胡同，位置靠东边的出版总署礼堂，或是位于宝珠子胡同的全国妇联礼堂。

　　会议结束后，中国作协党组在9月30日将会议情况写了一份报告，报给“中央宣传部并转中央”。

　　仔细研究一下这份《报告》就不难发现，这次会议的开法，十分讲究策略。

　　会议本来是冲着丁玲去的，但一开始却没有直奔主题。《报告》说，这次会议是“从座谈一封向中央控告检查《文艺报》问题的‘匿名信’开始。那封匿名信认为，去年年底党对于《文艺报》的错误所进行的批评和检查，是由于文艺界某些领导同志推卸责任，嫁祸《文艺报》，是由于中央‘偏听偏信’的结果。匿名信又诬蔑作协的党组织，诬蔑作协坚持原则批评过《文艺报》和陈企霞的党员同志是‘随波逐流’、‘看风使舵’、‘趁火打劫’，它为受到处分的陈企霞和受到批评的丁玲同志叫屈、辩护。”

　　顺藤摸瓜，很快，会议的矛头一转就进入了主题：“会上很多同志提出了许多有力的证据，证明这封匿名信有极大的可能是陈企霞自己写的，因为匿名信中的思想观点完全与陈企霞的相一致，其中说到的事实情节也只有陈企霞才全部知道。而这封信是由别人抄写寄发的，因此，可以肯定一定有人和他合作共谋。会议从对匿名信的讨论和对陈企霞反党活动的揭发与批判中，进一步揭露了陈企霞与丁玲的不正常的关系，和以丁玲为首，并以她和陈企霞为中心的反党的小集团。”

　　先是追查匿名信，由匿名信追到陈企霞，再从陈企霞追到丁玲，追到他们两人的关系，这时，一个以丁玲为首、以丁、陈为核心的“反党小集团”便水落石出，大白天下了。起承转合，顺理成章，一点“预谋”也没有，绝对不是事先安排好了的，完全是水到渠成，群众揭发。如此一来，会议主持人便天衣无缝地把自己包了个严严实实，洗刷得干干净净。

　　《报告》接着说，从8月6日的第四次会议开始，便“集中地对这个反党小集团的活动，对丁玲的错误的思想和行为，进行了严正而尖锐的批评。”前三次会只是虚晃一枪，只是一个铺垫，到了第四次会议才亮出真实意图，与会者方才恍然大悟。陈企霞退居次席，女主角丁玲登场，原来这才是真正的靶子，照妖镜把她死死锁定，满会场举座皆惊！最吃惊的是丁玲本人：怎么查到我头上来了，而且是“反党”，还有个“集团”！

　　正是在第四次会上，提出了“反党暗流”和“小集团”问题。

　　紧接着，从8月8日的第五次扩大会议开始，参加人数和会议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主持人刘白羽说：“我们的会向领导汇报，领导觉得这样进行思想批判、整顿文艺界队伍，很有必要。因此中宣部决定扩大会议，请中央文化部、全国文联及其他几个协会党的负责同志参加。”会议规模的扩大，表示着问题性质的升级，斗争火力的升级，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丁玲。

　　丁玲在1956年8月16日致中宣部党委会的信中，列举大量材料，说明1955年党组扩大会议之前和会议初期，就先已肯定了“反党小集团”的结论。她说：“在整个会议过程中，顺着这个结论的，就得到会议主席的支持、鼓励，稍有疑惧的，则严厉批评，略作申辩，则不加理睬，或竟斥为向党进攻，使整个会议的发展，成为一边倒的情况。最早是田间，因恐慌而至于自杀，后被处分。马烽第八次会上发言，遭到严厉批评，指为对党不坚定分子，以后，就有了十一次会上的再次发言。康濯在领导者的口中（周扬同志）说成是脱离反党联盟较早的，会上便一再得到他们的鼓励与支持。”

　　那次党组扩大会开完以后，马烽下决心离开北京回山西去搞创作。很受丁玲喜爱的李纳，曾经是文研所的学员，她是因为崇拜丁玲才从云南奔向延安，投身革命的。这个善良文静的女子，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徐刚回忆，她不安地用手在腿上来回搓裙子，她告诉徐刚说：“我怕呀！”

　　而曾经住在文研所里写文章的杭州女作家陈学昭，揭发了丁玲大量材料，批判的火力非常猛烈。这个外表文静、又不常居北京的女子，手里竟掌握着这许多杀伤力极强的重磅炮弹，让丁玲和会议参加者们都大出意外，不能不对她重新认识，另眼相看。

　　本来，康濯也是“反党小集团”的成员，会上有人揭发说，康濯和陈企霞是丁玲的“文臣武将”，是丁玲反党的“左右手”，一个把持文讲所，一个控制《文艺报》，成为丁玲的两个“独立王国”。但是由于康濯先是积极揭发，继而又猛烈批判，将功折罪，所以他就成了揭批丁陈的积极分子、骨干力量。中国作协党组的《报告》中专门有一段讲到他：“康濯同志在一个时候（主要是在他担任中央文学研究所秘书长期间）也曾参加了这个小集团的活动，但他在检查《文艺报》的斗争中，以及后来在肃清胡风集团及其他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是表现积极的，他在运动中提高了自己的认识，感觉到了丁玲过去的不少言行是反党的，他和丁玲的关系是不正常的，因此他在会前就自动向党提供了丁玲的材料，在会上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

　　康濯先是被提拔参加了中国作协的肃反五人小组（刘白羽、严文井、张僖、阮章竞、康濯），后来又成为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在1957年的整风和反右中，康濯又曾两次反戈一击，并且因此落得一个“汤裱褙”的绰号。政治斗争，把许多善良人的魂灵都扭曲了。

　　丁玲哪里见过这个架势，突如其来，乱棍齐下，她不知所措。她怎么会“反党”！但她有口难辩。她一下子从天上掉进地狱，被愤怒的火焰灼烤着。

6、要命的“历史问题”

　　丁玲在第七次会上，做了第一次检讨，被斥为“向党进攻”；又在8月31日第12次会上做了第二次检讨，被斥为“虚伪”。她实在是六神无主，不知道该怎么办怎么说才好，于是向党组请求帮助。党组指定周扬、刘白羽、林默涵、阮章竞等人同她谈了两次话。

　　在帮助丁玲的第一次谈话中，她的所谓“历史问题”被提了出来，是周扬引出的话头，他提议要丁玲谈谈历史，把历史问题搞清楚，丁玲便把在南京被幽禁的情况和自己写过一个条子的错误，和盘托出。周扬、刘白羽、阮章竞三人听完，互相看看，肯定地说：“这当然是自首。”并且问丁玲，为什么过去不搞清楚。丁玲说：“我1943年在延安整风审干时就已经讲过了，但是没有做结论，离开延安时我去问过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对我说：‘党是相信你的，你尽管放心，好好工作。’我是完全听了的，也是照着做了的。1952年我也给安子文同志写过信，我也是希望有结论的。需要的话，我可以把这段历史在党组扩大会上再谈。” 刘白羽说：“不要在扩大会上谈了。”

　　2001年1月25日，刘白羽同志接受笔者采访时，说到1955年的情况：周扬有一天跟我讲，要谈丁玲的历史问题，你不懂，历史问题很重要。周扬召集邵荃麟、阮章竞、林默涵和我，在东总布胡同22号楼上，把丁玲找去，要她谈“历史问题”，这样一来，就转向了。

　　丁玲究其一生，最遭人怀疑的，遭攻击最猛的，就是1933年5月到1936年9月在南京被国民党拘禁的那三年，当时，她始终拒绝为敌人做事、写剧本、编报纸，没有以共产党员身份发表自首悔过的言辞，并且千方百计寻找党组织，终于在曹靖华、鲁迅、冯雪峰等人的帮助下逃离南京，转赴陕北。但是，为了应付敌人，早日获取自由，丁玲曾经写过一个纸条，内容是“出去后，不活动，愿家居养母读书”，以示自己的消沉，1943年她在延安审干时，主动向组织谈了这个事情。周扬十分清楚，这是丁玲浑身上下最脆弱的一环。在批判丁玲“反党”的时候，他出其不意，朝着丁玲的要害处猛刺了一枪。

　　丁玲晚年在回忆任弼时同志时说过：1940年有人告诉我，康生在党校说，丁玲如果到党校来，我不要她，她在南京的那段历史有问题。这话是康生1938年说的，我1940年才知道。我就给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同志写信，让康生拿出证据来，怎么能随便说呢？我要求组织给作个结论。因为我来延安时没有审查过，组织上便委托弼时同志做这项事。弼时同志找我谈话，我一点也没感觉到他是在审查我。他叮叮当当地问我，我们像聊天一样，谈得很仔细。后来，中央组织部对这段历史作了结论。

　　中央组织部于1940年10月4日作出的《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经过的结论》中说：“中央组织部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的经过以后，认为根据现有材料看来，说丁玲同志曾经自首没有具体证明，因此自首的传说不能凭信，但丁玲同志没有利用可能（虽然也有顾虑）及早离开南京（应该估计到住在南京对外影响是不好的），这种处置是不适当的。”“虽然如此，但因对丁玲同志自首传说并无根据，这种传说即不能成立，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结论的末尾，有中央组织部陈云部长和李富春副部长的签名。陈云特意告诉丁玲，结论的最后一句：“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是毛主席亲自加上去的。

　　2003年8月陈明告诉笔者，当时，陈云同志要中组部把这个结论复写了一份交给丁玲保存，还在上面写道：”丁玲同志，这是中组部几次审查后对你的结论.请你保存一份。”陈明说，现在看，陈云同志这个做法真是有远见，好像就是要预防以后搞运动时会有反复，有人会揪辫子。

　　9月6日，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的帷幕辉煌落下，会议大获全胜，完全达到了预期目的。从8月6日开始揭批丁玲“反党”，整整一个月，搞出一个“反党集团”！

　　周扬最后发言说：“丁玲、陈企霞是反党的联盟，不是为实现党的方针，而是为个人野心，权力欲望。”反党联盟“是反党情绪的结合”。“丁玲反党联盟同胡风不一样，丁玲是党内的，其中是否有反革命，值得追查”。

　　大概因为黎辛一直为大会写简报，会议结束后，刘白羽来找他，要他代中国作协党组给中央起草一个报告。黎辛想：会上揭发的事实，跟“反党”挂边的，只有1954年检查《文艺报》与中央有关系，而那时《文艺报》的主编已经改为冯雪峰了，其他那些事情怎么能说成是“反党”呢？他想不通，便推辞说：“会上说了那么多事，哪些确实哪些不确实，我都不清楚，怎么写？”刘白羽说：我们也不知道哪些确实哪些不确实，总不能把会上说的事情全部查清楚才向中央写报告吧。你还是先写，你举例说到的事情我们负责查对核实。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细节，这个细节在整个丁、陈事件中具有关键作用：中国作协党组9月30日写给中央的报告里列举了二十几个“罪证”，这些“罪证”绝大部分未经过查对核实。他们依据这些未经查证核实的所谓“证据”，就给“反党小集团”定了案，并上报中央！因此在1957年6月整风开始后中国作协召开的党组扩大会上，有人批评这个报告是“欺骗中央”！

　　不能否认，在强大政治压力下“揭发”出来的“罪行”，必定有道听途说的，有添油加醋的，甚至也有望风捕影无中生有的，“利害大于是非”，历次政治运动，无一例外，揭发者或由于品质，或由于觉悟（相信党相信领导），或由于胆怯等等，何况有一些“揭发”还是“动员”或“引导”出来的。中国作协党组的主要领导，都是参加革命二三十年的老同志，也曾参加和领导过多次政治运动，如何定性，怎样结案，他们应该一清二楚，稍有不慎，就可能断送一个同志的前程，甚至致人死境。这样的教训，这样的例证，他们不仅听过见过，有人也曾亲身经历过，深受其害，切肤之痛。可是为什么到了自己手下，对于多年的老同事、老朋友、老上级、老部下，竟然能够狠得了心，下得去手，必欲置之死地呢？于理于情，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7、写给中央的报告

　　9月30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写了《关于丁玲同志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上报中宣部并转中央。

　　中国作协党组的报告指出，丁、陈反党小集团的反党活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违抗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二、违反党的原则，进行感情拉拢，以扩大反党小集团的势力。三、玩弄两面派的手法，挑拨离间，破坏党的团结。四、制造个人崇拜，散布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

　　报告还说：“会议上还揭发出其他一些党员作家，由于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或对党不满等思想情绪，在某些时候也同丁玲的反党集团结成一气；各种各式反党的小暗流，几乎条条都通向丁玲，在她那里汇合为一股反党的巨流。多福巷十六号（丁玲的住处）成了一个超乎作协党的组织之上的特别的指挥机关，一种特殊势力，吸引了一些党性不纯、对党不满的分子奔走于其门下。

　　《报告》最后提出对丁玲的处理意见说：“责成丁玲同志向党做出深刻的书面检讨，并根据她对所犯错误的认识和检讨的程度，考虑对她的处分问题。同时对她在南京的一段历史进行审查并做出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