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是一部家喻户晓的奇书，有人说，《聊斋志异》是一部写鬼写狐的神怪小说；也有人说，蒲松龄通过写鬼写狐来讽刺黑暗的现实社会；而在本书中，《聊斋志异》有着更深刻的内涵：《聊斋》里不但承载了一个考举人考了近60年而不中的落魄书生的男人梦，而且展示了一个个先锋的女性形象。

跨越三百年的心灵碰撞

　　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百家讲坛》栏目的《马瑞芳说聊斋》自二○○五年初开播后，受到观众们的欢迎，于当年暑假期间重播。二○○六年三月，山东电视台买来前十四集版权重放，在蒲松龄的故乡再次引发了“聊斋热”。

　　《大众日报》记者逄春阶想出个题目——《当代女作家和古代男作家的思想碰撞》，要我从女性角度谈谈聊斋研究。文章发表时用的标题是《跨越三百年的“芳龄”对话》，“芳 ”，指我马瑞芳；“龄”，则指蒲松龄。这个题目很别致，但我实不敢当。

　　说起来，我还真和蒲松龄有若干相同之处：都是山东人，都是教书匠，都喜欢舞文弄墨；但我们不同的是：他是古代的须眉作家，我是当代的女性作者——也正因为我是女性作者，才能以较为独特的女性视角，从读者非常熟悉的《聊斋志异》中发现新内容。

　　十几年前，我开始用女性视角诠释古典名著。一九九三年，中国社科院和法国社科院联合在北京香山举办中国古代小说国际讨论会。我带到会上的论文不是关于《聊斋志异》的，是一篇名为《〈三国〉〈水浒〉女性意识的空前失落》的文章，在会上引起了激烈争论。

　　我发言说，中国古代小说中，唐传奇有强烈的女性意识，体现着鲜明的尊重女性、尊重爱情的意识，如《莺莺传》《柳毅传》等都是歌颂爱情的。在唐代，大自然的水都是为女人的爱情流动的。为什么这样说呢？“红叶题诗”，寂寞宫女把心事写成诗，写在红叶上，然后放在宫中小河里，流出宫外，被多情的书生捡到，成就了一段浪漫的爱情。像《无双传》中写的那样，侠客可以为了成全女人的爱情而牺牲生命。

　　但是，到了中国长篇小说开山之作——《水浒传》和《三国演义》里，女性意识便空前失落了。《水浒传》可以说是中国女性的耻辱柱，女性形象特别差。年轻的有四大淫妇——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和卢俊义妻贾氏；其余的年轻女性则多是些“夜叉”式的人物，如孙二娘、顾大嫂之类，扈三娘好一些，但还要嫁给矮脚虎王英；年纪大点的女性，则是些三姑六婆之类的俗人，像十九世纪英国小说里的那些令人讨厌的老女人。《水浒传》里上梁山的好汉，又有多少是被女人逼出来的？别的不说，像宋江、杨雄、卢俊义这些人，都是被女人逼上梁山的。

　　《三国演义》，则是女人的贞节碑，这里面的女人没有爱情，女人只是为男人的政治服务的。貂蝉懂得爱情吗？她只是用美色在为男人服务。《三国演义》的男主角诸葛亮没有爱情，也没有家庭生活，是单层面人物，按西方小说理论说，是个扁形人物。真正的英雄，都不近女色，像关羽。好色的人则是奸雄，或者枭雄，像曹操和刘备。在刘备眼里，兄弟如手足，女人是衣服，甚至是可以成为“盘中餐”的——刘备逃亡途中，刘安就把妻子杀了，把她腿上的肉割下来，炒了给刘备吃，还说是“狼”肉。我看，像刘安和刘备这样的男人才是吃人肉的狼呢！

　　我的发言在会上引起了激烈争论，有六个国家的男性专家先是称“马教授的观点非常新颖，很有创见，听了让人很有启发”，然后用“但是”一转折，责难起我来。法国有位大汉学家，甚至从孔孟之道开始讲起……

　　会议主持人、美国芝加哥大学的马泰来教授问我：“马教授，你对大家的意见有什么回应吗？”我说，诸位专家的发言给了我很多启发，但是，我坚持我的观点，我还要在我的研究中继续深入进行这样的探索。当时，我把“但是”二字声调提得很高。接下来，我就把女性观点用到我已经进行了十余年的“聊斋”研究上。我在《文史知识》开过八年的“聊斋人物论”专栏，总会自觉不自觉地用女性意识关照聊斋人物。

　　二○○二年，在南京举办的“明清文学与性别”国际讨论会上，我提交了题为《蒲松龄的男权话语和情爱乌托邦》的论文。一年后，在“蒲松龄国际讨论会”上，我又以《蒲松龄的情爱幻想》为题发言。

　　我发现，蒲松龄在《聊斋志异》的创作中，经常受男性中心的意识支配。这种意识如果不凸现，就会有好作品出现。像《王桂庵》这样的佳作，讴歌真挚爱情，以男女平等的爱情向“门当户对”的观念挑战，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而一旦他的男权思想作崇，作品的思想艺术性就会降低。比如蒲松龄的很多名作中都带有非常颓废的男权主义思想，主张男权中心，男尊女卑，男子可以一妻多妾，风流快活，女人则必须从一而终，在社会地位和家庭生活中，男女地位都很不平等。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里为男人创造了一个情爱乌托邦：大自然的各种生物，水里游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都可以幻化成神鬼狐妖，来向书生、向男人求爱。比如，《嫦娥》里的宗子美娶仙女嫦娥为妻，纳狐女颠当为妾。一妻一妾非但不互相嫉妒，反而整天跟宗子美嬉戏，似乎生活在化装舞会中。宗子美以未见古代美人为憾，嫦娥执古代美人图细细观察后，装扮成历代美女来取悦他，而狐女颠当又扮做嫦娥的样子，引得宗子美不断拥抱她并大喊“嫦娥”。宗子美娶了一妻一妾，这一妻一妾又变着法子让他“享受”历朝历代美女，这是何等惬意的男人幻想！再比如，在《连城》里，乔生和连城之间那生死与共的爱情原本非常美好感人，最后却又添了一个宾娘来，与连城共同服侍乔生。这个“宾娘”，实际上就是多余的，简直可以称为败笔，就像是把一段枯枝接到了绿叶婆娑的大树上。我研究《聊斋志异》近三十年，每次看到这样的描写，都感到很不舒服。

　　毫无疑问，蒲松龄算得上是描写女性的“铁笔圣手”，他创造的女性形象太美了。我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中开的第二次讲座共有八讲，叫《神鬼狐妖幻梦》，主要就是讲《聊斋志异》中的女性。蒲松龄写的狐狸精既可以美丽迷人，也可以肝胆照人，甚至有的还像现在的“阳光女孩”一样清纯可人，而且她们都有很强的独立意识，可以说，蒲松龄彻底打破了写狐狸精的传统。

　　蒲松龄还用他的生花妙笔具体而细微地写出了女性的狐媚，写她们懂得如何去控制男人。《恒娘》写洪大业有一妻一妾，妻比妾漂亮，洪大业却喜妾不喜妻。最后，恒娘巧施手段，终于“变易为难”，“易妻为妾”。我在中央电视台讲这一段时，电视监控室里笑成了一团。

　　此外，《聊斋志异》里的女鬼也写得很美：美丽、柔弱、忧愁、爱诗，这是女鬼们的存在方式，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写少女，在蒲松龄之前还从来没有过。

　　在《聊斋志异》中，大自然中美丽的鲜花可以幻化为花妖，小蜜蜂可以化成绿衣女子，白豚可以幻化成美女白秋练，甚至乌鸦、小老鼠和猪婆龙都可以变成美丽的少女……以这些丰富的想象为标识，《聊斋志异》成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巅峰之作。

　　我在中央电视台第三次录制这个节目时，挑了《聊斋》里的五位女子来进行细读。这五女是怎么挑的呢？在我挑选出来的主人公当中，每个人都代表一类女性：《云翠仙》，是写弱女子陷入不幸婚姻时如何摆脱；《细侯》，是写青楼女子如何坚守纯洁的爱情；《细柳》，写寡妇如何善于理家；《颜氏》，写女扮男装的巾帼英雄；《青梅》，则是“飞上枝头变凤凰”的中国古代版“灰姑娘”的故事。

　　通过这林林总总的女性形象，蒲松龄诠释了人生，指出了那个时代的女性之路应该怎么走，怎么把人的潜力发挥到极致，这应该是蒲松龄笔下女性形象所蕴涵的深层社会意义。

　　当然，我说《聊斋志异》强调女性意识，也尽量注意做到全面分析，尽可能让自己的视野开阔一些，搞点儿古今对照、中外对照和理论诠释。比如，在讲《席方平》时，我就引用了毛泽东主席的话——其实毛主席更喜欢《红楼梦》，邓小平同志才酷爱《聊斋志异》——这是小平同志的夫人卓琳跟《红楼梦学刊》的编辑说的。

　　我数十年如一日地读《聊斋志异》，试图解开作者的身世之谜和作品魅力之谜。至于是否解开了，尚请读者批评、指正。

　　二○○六年三月三十日于山东大学

目录

　　说在前头

　　第一讲·聊斋主人人生之谜(一)

　　第二讲·聊斋主人人生之谜(二)

　　第三讲·聊斋爱情魔力之谜(一)

　　第四讲·聊斋爱情魔力之谜(二)

　　第五讲·聊斋爱情魔力之谜(三)

　　第六讲·聊斋狐魅妖魅之谜(一)

　　第七讲·聊斋狐魅妖魅之谜(二)

　　第八讲·聊斋狐魅妖魅之谜(三)

　　第九讲·聊斋狐魅妖魅之谜(四)

　　第十讲·聊斋狐魅妖魅之谜(五)

　　第十一讲·聊斋神鬼梦幻之谜(一)

　　第十二讲·聊斋神鬼梦幻之谜(二)

　　第十三讲·聊斋神鬼梦幻之谜(三)

　　第十四讲·聊斋神鬼梦幻之谜(四)

　　第十五讲·聊斋刺贪刺虐之谜(一)

　　第十六讲·聊斋刺贪刺虐之谜(二)

　　第十七讲·聊斋刺贪刺虐之谜(三)

　　第十八讲·聊斋刺贪刺虐之谜(四)

　　后记

作者简介

　　马瑞芳，著名学者、作家，1942年生于山东青州，1965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现任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古代文学学科学术带头人。

　　她的主要著作有：专著《蒲松龄评传》《聊斋志异创作论》《从〈聊斋志异〉到〈红楼梦〉》等，“新儒林系列”长篇小说《蓝眼睛黑眼睛》《天眼》《感受四季》，散文随笔集《学海见闻录》《假如我很有钱》《野狐禅》等，曾主编《名家解读〈红楼梦〉》丛书。

　　作为学者的她，在文学创作上笔耕不辍，她的作品在文学评论界被称为“教授文学”，早在1993年就出版的长篇小说《蓝眼睛黑眼睛》被誉为“当代的儒林外史”，为中国校园文学的创作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大家都喜欢看小说，如果我提个问题，中国最好的小说是哪一部？毫无疑问，是《红楼梦》，它是一部白话长篇小说。如果我再问：哪部小说艺术形式和《红楼梦》不同，但在文学成就上可以与之媲美？那就是《聊斋志异》，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红楼”，一短一长，一文一白，构成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双峰。

　　古今中外的短篇小说名家很多，而堪称“世界短篇小说之王”的却只有一位，那就是《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

　　世界短篇小说的创作高峰出现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国的契诃夫、法国的莫泊桑、美国的欧·亨利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短篇小说的艺术成就是二十世纪的作家望尘莫及的。但是，约三百年前的《聊斋志异》在数量、质量和影响诸方面，都超过了这些欧美巨匠的作品。

　　中国古代短篇小说的第一高峰是唐传奇，第二高峰就是《聊斋志异》。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个第二高峰还高于第一高峰，《聊斋志异》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古代短篇小说之冠。而中国古代短篇小说“擂台赛”冠亚军作者的身份又非常地不成比例：唐传奇由若干位进士共同创造，《聊斋志异》则是由一位秀才独自完成的。

　　蒲松龄凭什么傲视世界短篇小说群雄，技压唐代数十名进士？他有什么特殊际遇？《聊斋》作者的身世之谜，自然引起了人们的盎然兴趣——

　　蒲松龄家境如何？对他的创作有何影响？

　　蒲松龄的功名之途是怎么回事？对他的创作又有什么影响？

　　蒲松龄写了那么多爱情小说，那他是情场高手吗？

　　蒲松龄有没有“第二夫人”？有没有梦中情人？

　　长篇小说《醒世姻缘传》是蒲松龄的作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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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了二十多年时间考察蒲松龄的生平，除查找图书资料外，还曾沿蒲松龄青年时的“南游”路线考察，寻找蒲松龄的嫡系子孙谈话，甚至把“文革”时掘了蒲松龄墓的红卫兵头头找来询问墓葬出土的状况。结果我发现，在世称“短篇小说之王”的“聊斋先生”身上，发生过许多有趣的事。

　　《聊斋志异》是部神奇的小说，而《聊斋志异》作者本身的出生就带有几分传奇色彩。

　　明崇祯十三年（一六四○年）农历四月十六日夜间，山东淄川蒲家庄的商人蒲做了个奇怪的梦：他看到一个身披袈裟、瘦骨嶙峋、病病歪歪的和尚走进了他妻子的内室，和尚裸露的胸前贴着块铜钱大的膏药。蒲从梦中惊醒，听到婴儿的哭声，原来，他的第三个儿子出生了——“抱儿洗榻上，月斜过南厢。”在明亮的月光照耀下。蒲惊讶地看到，新生儿胸前有块铜钱大的青痣，跟他梦中所见病和尚胸前的膏药大小、位置完全符合。

　　说自己是苦行僧转世，是蒲松龄在《聊斋自志》里杜撰的故事。

　　中国古代作家喜欢将自己的出生蒙上神奇色彩——李白是母亲梦太白金星入怀而生，故取名“白”，字“太白”；陆游是母亲梦到秦观（秦少游）后出生的，故而取名“游”，字“务观”；而蒲松龄则是父亲梦到苦行僧入室后出生的。

　　蒲松龄的父亲蒲本是读书人，后弃儒经商，家境殷富，成为小康之家。蒲松龄青年时代在父亲的羽翼下安心读书，当地人口耳相传，说蒲松龄曾在青云寺苦读。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曾专门到青云寺考察，那里地处深山，寺院巍峨，古松参天，野花遍地，清幽寂静，确实是读书的好地方。蒲松龄有多篇诗歌写到青云寺，当地也流传着蒲松龄苦读青云寺的轶事。

　　但蒲松龄青春苦读的好日子没过多久，二十五岁时，他跟哥哥们分家了。蒲松龄的两个哥哥都是秀才，两个嫂嫂却皆为泼妇，为了点儿鸡毛蒜皮的事整天闹得鸡犬不宁，蒲松龄的父亲只好给四个儿子分家。家分得很不公平，好房子好地都给哥哥们分走了，蒲松龄只分了薄田二十亩，农场老屋三间，破得连门都没有，他找堂兄借了块门板，带着妻子、儿子搬了进去。此外，他还分到了二百四十斤粮食，但这只够一家三口吃三个月的。为了养家口，蒲松龄从此开始了长达四十五年的私塾教师生涯。

　　私塾教师是得不到功名的读书人的出路，但寄人篱下的生活很辛酸。蒲松龄写的《闹馆》里的教师和为贵向雇主承诺：我虽然是来教书的，但刮风下雨我背孩子上学，放了学我挑土垫猪圈，来了客人我擦桌子端菜烧火。你看，这家庭教师简直成万能仆人了。这当然有点儿夸张，但身份低微的农村私塾教师确实生活艰难，待遇不高，一年能拿八两银子就算不错了，而维持一户庄稼人最低生活水平却至少得二十两——这是《红楼梦》里刘姥姥算的。反过来说，蒲松龄教书一年挣的钱，还不够大观园的半顿螃蟹宴。

　　蒲松龄三十多岁时，四个孩子陆续出生，父亲故去，老母在堂，他到了家徒四壁妇愁贫的地步。有时，他便不得不以卖文为生——靠替别人写文章挣几个钱，比如说写婚书、祭文之类的，但报酬往往也不过一斗米、一只鸡或者两瓶低档酒。

　　蒲松龄最犯愁的，就是怎样不让催税的人登门。当时，官吏为了催税，搞所谓“敲比”，就是把欠税的人拖到公堂上打板子，有时甚至会把人活活打死。蒲松龄为了交税，要卖掉缸底的存粮，卖掉妻子织的布，甚至卖掉耕牛。他有时会抱怨土地：怎么谷穗不直接长银子呢？他经常在诗词里叫苦叹穷，《除日祭穷神文》里有这样的话：“穷神，穷神，我与你有何亲，兴腾腾的门儿你不去寻，偏把我的门儿进？……我就是你贴身的家丁，护驾的将军，也该放假宽限施恩。你为何步步把我跟，时时不离身，鳔粘胶合，却像个缠热了的情人？”

　　蒲松龄，这位字留仙，又字剑臣，号柳泉居士，自称苦行僧转世的大作家，一生确实很贫苦，始终是劳苦大众中的一员。

　　现在一些当红作家常出入高级餐馆，什么海参宴、鱼翅宴，甚至黄金宴——用山东老百姓的话说，简直“吃黄了牙”。那么，大作家蒲松龄当年常吃些什么呢？

　　几年前有家电视台推出个“蒲家菜”的节目，那些色泽鲜艳、“清淡可口”的四菜一汤，据说都是蒲松龄当年常吃的菜肴。这“蒲家菜”很精致，但却未必是蒲松龄常吃的菜。菜的原料有鸡脯肉、海米、玉兰片，清淡固然清淡，却与“清贫”离得很远。这是吃腻了肥鸡整鹅的阔人换口味，价值甚至在鱼肉之上。穷秀才蒲松龄哪儿有常吃这种四菜一汤的美味的经济实力？

　　如果从蒲松龄的作品中求证，可以发现，喜欢随手记下所见所闻与所吃的蒲秀才，从没记载过传说中他常吃的鸡脯、海米之类的“四菜一汤”。蒲松龄的《日用俗字》写到很多菜蔬，山珍海味不多，农村老百姓的菜不少：“春半灰苔生旧圃，夏初扁豆上高棚。”“金酒刀蚕皆豆种，东西南北有瓜名。”蒲松龄把曲曲菜、婆婆丁、榆钱、杨叶都写进去了，而且还仔细写这些野菜的做法。但《日用俗字》并没写如何发海参鱼翅、如何做山珍海味，看来蒲松龄的饮食习惯跟《红楼梦》里的刘姥姥相似——用阶级分析的观点看，他的生活相当于中农水平吧。

　　赶上灾荒年，蒲家没有干粮吃，就煮锅麦粥给孩子们填充饥肠。几个孩子对着一锅粥是群起而攻之：大儿子拿着饭勺到锅底捞稠的，喝得“呼噜呼噜”，满身都是；二儿子还没有跟哥哥争抢的能力，就拿了碗叫着和哥哥抢勺子；小儿子刚会走路，为了抢粥把盆碗都踢倒了；女儿虽饿但又不敢参加争食，只好可怜兮兮地看着父亲。蒲松龄心酸地担忧：我怎么养活这帮饿肚子的孩子啊！《日中饭》记叙了这个貌似有趣实则令人心酸的场面：“大男挥勺鸣鼎铛，狼藉流饮声枨枨。中男尚无力，携盘觅箸相叫争。小男始学步，翻盆倒盏如饿鹰。”这就是蒲松龄青年时代生活的写照。

　　蒲松龄的词《金菊对芙蓉（甲寅辞灶作）》写的是中年时的生活：“到手金钱，如火燎毛，烘然一粹完之。”岁末敬神没有好菜，只有瓦炉的袅袅青烟和浊酒三卮。蒲松龄风趣地自嘲：灶神不会因为我敬神不丰，就到上天说坏话吧？

　　《青鱼行》是蒲松龄晚年的诗，写蒲松龄看到青鱼很眼馋，可是吃不起——“二月初来价腾贵，妄意馋嚼非所暨。”其实青鱼在当时是低档次的鱼，但晚年的蒲松龄仍吃不起。年逾古稀的蒲松龄还经常吃不到肉，七十一岁时他还在诗里说道：“荒后肉食贵，安分忘馋嚼。”

　　前些年我陪一位美国博士去蒲家庄，蒲松龄纪念馆馆长鲁童热情地用“蒲松龄写过的煎饼和蒲松龄常吃的菜”招待我们。我相信那可能真是蒲松龄在春季，而且是在他经济比较宽裕时吃的菜：韭菜炒豆腐、鸡蛋煎香椿芽、凉拌曲曲菜和蒸榆钱儿。

　　美国博士说：“在中国走了那么多地方，从来没吃过这么好的菜！”

　　吃到蒲松龄吃过的食物，在外国朋友看来，这是来华访学的最大收获。

　　看到煎饼，洋博士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般惊奇：“哇！这就是煎饼吗？这就是蒲松龄写的‘圆如望月，大如铜钲’的煎饼吗？我还一直以为煎饼就是我在北京看到的大饼呢，原来不一样。”

　　我一边教洋博士怎么把韭菜炒豆腐卷到煎饼里，一边讲蒲松龄后人给我讲的“三老祖”（蒲松龄排行老三）“唐诗待客”的故事——

　　有一次，蒲家来了几位朋友，蒲松龄想招待朋友吃饭，家里却只有六文钱。他的妻子刘氏愁得很，蒲松龄却说好办好办，如此如此便可……他让刘氏用两文钱买韭菜一把，两文钱买豆腐渣一团，再用两文钱买冬瓜一个，从门前柳树上掐下一把嫩叶儿，从鸡窝取出两只鸡蛋，便做起菜来。每上一道菜，蒲松龄都说这菜有一个别致的名字：

　　第一道菜是清炒韭菜，上铺蛋黄，是“两个黄鹂鸣翠柳”；

　　第二道菜是焯好的柳叶撒上细盐，围一圈儿蛋白，是“一行白鹭上青天”；

　　第三道菜是清炒豆腐渣，叫做“窗含西岭千秋雪”；

　　第四道菜是清汤上飘着冬瓜刻的小船，正是“门泊东吴万里船”。

　　美国博士听到这样的“蒲家菜”，哈哈大笑。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和著名语言学家殷孟伦教授一起到蒲松龄故居访学，我们在蒲松龄墓地的一棵树干上看到一首歪歪斜斜的打油诗：

　　失却青云道，

　　留仙发牢骚。

　　倘若中状元，

　　哪有此宇庙？

　　“乱弹琴！”殷孟伦教授气呼呼地绕树转了一圈儿，停下脚步又把打油诗念了一遍，然后长叹一声，“它倒有几分道理！人哪，就是生于忧患，隳于安乐，艰难困苦，玉汝以成！”

　　假如蒲松龄当年科举顺利，封建社会数以万计的“县大老爷”中就可能增加一员，而“世界短篇小说之王”也就可能不复存在了。

　　蒲松龄的才气肯定超过很多状元，但他却总考不上举人。过去人们试图对蒲松龄考不上举人做出解释，有个说法是：蒲松龄写鬼狐讽刺人，他参加乡试时，鬼狐就“入闱”干扰他……这种说法跟蒲松龄摆茶摊收集写作素材的传说一样，都是无稽之谈。

　　说来有趣，蒲松龄一生科举不得志，恰好是从他少年得志开始的。

　　顺治十五年（公元一六五八年），十九岁的蒲松龄参加科举考试，在县、府、道三试中均名列榜首，成了秀才。录取蒲松龄的是山东学政、大诗人施闰章——清初诗坛号称“南施北宋”，指的就是安徽的施闰章和山东的宋琬。

　　施闰章给童生道试出的第一道题是《蚤起》。“蚤起”这个题目出自《孟子》中的“齐人有一妻一妾”那一段。科举考试的八股文在形式上有严格要求，写多少字、分几段，都有具体要求，更重要的是，内容要揣摩圣贤语气，代圣贤立言。既然题目是“蚤起”，顾名思义，就该模仿孟子的语气，阐发孟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但蒲松龄却写成了一篇既像小品又像小说的文章。文章开头写道：“我曾经观察那些追求富贵的人，君子追求金榜题名的功名，小人追求发财致富，有些人自己并不富贵，却迫不及待地伺候在富贵者门前，惟恐见晚了。至于那些悠然自在睡懒觉、无所事事的人，不是放达的高人，就是深闺的女子……”（原文为文言）

　　你看，这哪儿像八股文？这分明就是描写人情世态的小品文。接下来，蒲松龄干脆虚构起来，写齐人之妇夜里辗转反侧，琢磨追踪丈夫的心理。这里有人物心理描写，有人物独白和对话，很像小说，这样的文章怎么能符合八股文的要求呢？但蒲松龄遇到的是大文学家施闰章，爱才如命的施闰章欣赏蒲松龄对人情世态栩栩如生的描写。他认为，蒲松龄把人们追求富贵的丑态，通过“蚤起”两个字，写活了，写绝了。他写了八个字的批语：“观书如月，运笔如风。”大笔一挥，蒲松龄，山东秀才第一名。

　　蒲松龄三试第一，名气很大，踌躇满志地走上了求官之路，但接连四次乡试——举人考试——却都名落孙山。追根究底，蒲松龄用小品笔法写八股，虽然得到施闰章的赞赏，其他考官却不会认可。他们都是用刻板的八股文做敲门砖取得功名的，只会写那样的文章，也只欣赏那样的文章，蒲松龄的才子文笔又怎么能入这些平庸考官的青目呢？

　　因为施闰章的赏识，也可以说是“误导”，蒲松龄在最初参加科举考试时就偏离了跑道。

　　蒲松龄做了半个世纪的秀才。秀才是最低的功名，却最辛苦，总得考试。各省学政任期三年，学政到任先举行秀才考试，叫“岁考”。岁考决定秀才的等级，考得不好降级，考到一等，才有了做廪生的资格。所谓“廪生”，就是享受朝廷津贴的秀才，有名额限制，即使岁考一等，也得等有了空额才能“补廪”——蒲松龄做秀才二十年才得以“补廪”。岁考第二年科考，成绩分六等，考前四等可以参加乡试，考五、六等降级。按规定乡试三年一次，纳税多的省可以录取百名左右的举人。

　　蒲松龄一生大约参加过十次左右乡试，也就是说，大作家蒲松龄为区区“举人”功名，用了不少于三十年的时间反复参加考试，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他的诗词记录了这些尴尬的失败。

　　康熙二十六年（一六八七年），四十八岁的蒲松龄参加乡试，拿到考题，觉得很有把握，写得很快，回头一看，天塌地陷！原来，他“闱中越幅”了——违犯了书写规则。科举考试有严格的书写规范，每一页写十二行，每一行写二十五个字，还必须按照页码连续写。蒲松龄下笔如有神，写完第一页，飞快一翻，连第二页也一起翻过去，直接写到第三页上了，隔了一幅，这就叫“越幅”。而越幅不仅要取消资格，还要张榜公布，就好像现在考试作弊被公开点名，是很丢脸的事。蒲松龄写了首词《大圣乐》，描写他“闱中越幅”的感受：“得意疾书，回头大错，此况何如？觉千瓢冷汗沾衣，一缕魂飞出舍，痛痒全无……”他痛心疾首，无颜见江东父老。

　　蒲松龄被考试折磨得如痴如狂，却不肯放弃对举人的追求。三年后，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年），蒲松龄又参加乡试，头场考完，被内定为第一名，偏偏第二场考试因病没能考完，再次名落孙山！他在《醉太平》中写道：“倔强老兵，萧条无成，熬场半生……将孩儿倒绷。”意思是说，就像有育儿经验的妇人把婴儿襁褓给包倒了。

　　年过半百的蒲松龄仍不肯罢休，他的妻子刘氏劝他不要再考了，说如果你命里有官运，早就出将入相了，山林自有乐地，何必一定要听打着板子向老百姓催税的声音呢？蒲松龄虽然觉得妻子说得不错，却仍不甘心。他六十三岁时在《寄紫庭》中写道：“三年复三年，所望尽虚悬。”说明蒲松龄再次在乡试中失利，此时离他“三试第一”已过去四十四年了。

　　蒲松龄的升官梦破灭后，又寄希望于儿孙。耐人寻味的是，不仅他的子孙不能飞黄腾达，他教的学生也同样没有官运。他四十岁后任教的毕府，过去出过尚书、刺史之类的大官，而蒲松龄在毕府三十年教出的学生居然无一人通过乡试。这一切都说明，蒲松龄治学跟科举考试是背道而驰的。

　　蒲松龄在八股文上用这么多精力，未免可惜。如果他把全部精力放到写小说上，《聊斋志异》的篇幅肯定可以翻一番。那该是多么美妙的事！

　　现在我们旁观者清，当年蒲松龄却当局者迷。因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制度是下层知识分子改变人生命运的惟一出路。蒲松龄虽然喜欢写小说，却数十年如一日地花费大量精力钻研八股文，痴痴盯着“举人”这个头衔。直到晚年，当他因为写《聊斋志异》而很有名气时，他仍然认为自己一生一事无成。

　　人总是很难认识自己，蒲松龄始终认为自己做进士绰绰有余，只是缺举人这个头衔，《聊斋志异》中就反映出他强烈的“举人”情结。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王子安》的“异史氏曰”中说，秀才考举人时有七种相似：刚进考场时，光着脚提着考篮，像乞丐；点名时，考官训斥，隶卒责骂，像囚犯；等回到考试的号房，一个一个号房上边露出脑袋，下边露出脚丫，像秋末快要冻坏的蜜蜂；等出了考场，神情恍惚，觉得天地都变了颜色，像出笼的病鸟；等到盼望发榜，草木皆兵，做梦也总是幻想考中——有时想到得志，顷刻间楼阁亭台都有了，想到失意，瞬息间骨头都烂了，这个时候坐卧难安，好像是被拴住的猴子；忽然，飞马来报考中的消息，报条里却没有我，这时神情突然变了，灰心丧气，像服了毒药的苍蝇，再怎么摆弄它也没感觉；刚刚失败时，心灰意冷，大骂考官没眼睛，笔墨没灵验，势必把案头的书都烧了，烧了还不解气，还要撕碎了用脚踏，用脚踏还不解气，一定要把这些书丢到脏水里，从此披发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人把八股文拿给我，必定要把他轰走，没多久，气渐渐平了，想求功名的想法又起来了，就像是跌了蛋的斑鸠，只好衔木营巢，重新另抱窠。

　对于这样的情况，当局者痛苦得要死要活，但从旁观者的角度看来，实在是可笑到极点。“七似”对秀才考举人的精彩概括，没有切身体会是绝对写不出来的，而这些真实的感受，又是蒲松龄写出大量精彩科场小说的依据。

　　现在留存下来的蒲松龄的惟一画像是穿官服的，但是一辈子连个举人都考不上的蒲松龄哪儿来的“官服”呢？

　　蒲松龄的官服其实是贡生服，蒲松龄十九岁成为秀才，七十二岁才成为贡生。贡生，是蒲松龄在科举路上苦撑苦熬数十年的最终成果。

　　贡生有几种，蒲松龄是岁贡，又叫“挨贡”，就是做廪生满十年后排队挨号升的贡生，一个县三年可升一人。做了贡生，理论上可以做官，于是蒲松龄有了个官衔：候选儒学训导。

　　“儒学训导”是多大的官？儒学训导算不上是官，也没有品，算小吏。封建社会有各级官学，中央有国子监，省里有府学，最低的是县学。县学正教官叫“教谕”，需要举人出身，副教官叫“儒学训导”，可以派贡生做。但是，请注意，蒲松龄的“儒学训导”前边还有“候选”两个字，也就是说，你有儒学训导的资格，但能不能做上，还得由巡抚决定：看山东省除淄川县之外还有没有空出位子，如果空出位子，再看有没有排在你前边的人。蒲松龄做廪生二十七年才挨上贡生，照此挨下去，这个大约相当于县中学副校长的“儒学训导”职位何时才能到手？

　　所以，蒲松龄这个“儒学训导”，这个“岁贡”，颇像现今大学评职称给资格很老的副教授的“资格教授”，不兑现工资和岗位，即所谓“地方粮票”、“评退教授”或“名片教授”。对年逾古稀的蒲松龄来说，贡生只带来精神安慰和小小的实际利益：四两贡银。即便如此，县令却迟迟不肯给蒲松龄树旗匾，发贡银。宣称“片纸不入公门”的蒲松龄不得不一再给县官上呈，请求县官来树旗匾，还声明，因为天旱少收，他欠了税，急等这几两贡银交税。后来县令给他树了旗匾，那几两贡银蒲松龄却始终没有拿到。

　　一年后，江南画家朱湘麟来到淄川，蒲松龄的儿子请他给父亲画像。蒲松龄穿上了贡生官服，他在画像上题辞时还表示担心：穿这样的衣服，会不会被后代人“怪笑”？

　　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年）正月二十二日酉时，蒲松龄在清冷的书斋依窗危坐而卒，享年七十五岁。

　　苦行僧入室而出生的蒲松龄，像高僧坐化一般离开人世。

　　蒲松龄去世后，他的儿子替他写传，在题目中郑重地冠以“候选儒学训导”。我每次看到这个题目时都感到震惊：人都死了，还候选什么？蒲松龄的儿子对父亲盖棺论定的“功名”的重视，表明了蒲松龄的态度。贡生相当于举人副榜，蒲松龄追求一生，最终到手的举人还带个“副”字！实在可怜、可悲、可笑。

　　但正是这“可怜、可悲、可笑”的命运，成就了古代小说史上的多篇精彩小说。《聊斋志异》是最早集中揭露科举制度弊端和危害的作品，《叶生》《司文郎》《于去恶》等小说写一个个秀才的鬼魂滞留人世，继续参加乡试，构成奇特的“死魂灵”求官书生群像，成为中国小说史的一大奇观。其实，说穿了，这些有才气没运气的秀才，不过是作者本人的“化身”而已。

　　蒲松龄总考不上举人，跟他爱写小说有很大的关系。蒲松龄是淄川人，淄川离齐国故都临淄数十里，是齐文化的发祥地，从古到今有许多美丽的传说。淄川县东南有座小山，叫黉（h梟g）山，汉代大儒郑康成曾经在黉山上开过书院。黉山山后有个梓洞，鬼谷子曾经在梓洞讲学，听讲者何人？其中就有苏秦和张仪。苏秦、张仪下山后，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合纵连横策略应运而生，还逐鹿中原使战争升级。淄川南部有座不高的山叫“夹谷台”，孔夫子担任鲁国司寇时，曾经陪着鲁定公到夹谷台跟齐侯相会……

　　这种种美丽的传说影响了蒲松龄，蒲松龄从小就喜欢天马行空的作品，像《庄子》《列子》《李太白集》《游侠列传》等都是他的至爱，此外他还酷爱小说。蒲松龄青少年时代是明末清初，在那个天崩地裂、改朝换代的岁月里，发生了很多新奇事，引发了他写小说的热情。我认为，蒲松龄二十五岁时《聊斋志异》的写作就开始了。这个推论是从他的朋友张笃庆的诗中得出的。

　　张笃庆说，蒲松龄“自是神仙人不识”，“司空博物本风流”。司空就是东晋时的司空张华，博物就是张华的《博物志》，张笃庆用晋代写过《博物志》的志怪小说家张华比喻蒲松龄，说明蒲松龄已经开始写志怪小说了。张笃庆认为这不利于科举，应该放弃——“聊斋且莫竞谈空”。但蒲松龄没有接受朋友的劝告，他选择了写《聊斋志异》。天才总要表现自己，天才也总能找到表现自己的形式，我们要感谢蒲松龄这个似乎不识时务的选择，他的选择给世界文学留下了一部盖世奇书。

　　选择写小说对蒲松龄来说，是掉进了无底深渊，他一边做私塾教师，维持全家的生活，一边继续参加科举考试，同时见缝插针地写小说。那时写小说非但拿不到稿费，连写小说的稿纸都得从嘴里省。蒲松龄冬天穿个破棉袄，手冻得笔都拿不住，脚像是给猫咬了一样麻，砚台里磨的墨水都结冰了，但他还是着了迷似地写，不管听到什么新鲜事，马上写出来。

　　蒲松龄三十岁时有过一生中惟一一次南游，到同乡进士孙蕙任上做幕宾。南游期间，他走到沂州时遇到下雨，住在旅店休息，一个叫刘子敬的读书人拿出《桑生传》给他看，书里讲了这么一个浪漫的故事：一个狐女和一个鬼女跟一个书生恋爱，最后双美共一夫。蒲松龄被吸引住了，他把《桑生传》改写成《聊斋》名篇《莲香》。

　　蒲松龄南游期间有两句很有名的诗：“新闻总入鬼狐史，斗酒难消块磊愁。”他要把所见所闻写成一部“鬼狐史”。鬼狐向来是中国小说的重要内容，但“鬼狐史”不是单纯的鬼狐故事，而是以鬼狐写人生，以鬼狐寄托块磊愁。所谓“块磊愁”，乃是忧国忧民之愁，是屈原、司马迁那样上下求索、报国无门的愁。

　　既想青云直上，又喜欢写小说，两者是矛盾的。蒲松龄的东家孙蕙注意到蒲松龄写小说影响他求取功名，便劝他说，老兄绝顶聪明，只要“敛才攻苦”，就能在科举上获得成功。所谓“敛才”，就是收敛写志怪小说的才能，把精力集中到攻读圣贤书上。蒲松龄没有接受孙蕙的劝告，继续在穷困潦倒、全家食粥的情况下坚持写作。

　　关于《聊斋志异》有两个传得很广的说法：一个是说蒲松龄在柳泉摆茶摊，请人喝茶讲故事，回到家加工，写成《聊斋志异》；另一个是说“聊斋”是聊天之斋。

　　蒲松龄摆茶摊的说法，从未见于蒲松龄后人和朋友的记载，这个说法来自《三借庐笔谈》，鲁迅先生早就认为不可靠。蒲松龄“我为糊口耘人田”，一直在富贵人家坐馆，哪有空闲到柳泉摆茶摊听故事？不过，蒲松龄在求生存的同时，把写小说看得跟生命一样重要，他总是有意识地向朋友收集小说素材，这就是《聊斋自志》里所说的“雅爱搜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

　　至于说“聊斋”就是聊天之斋，也太表浅。“聊”有“姑且”之意，“聊斋”跟屈原《离骚》叩天门不开，“聊逍遥以相羊”有关，跟陶渊明辞官归乡“聊乘化以归尽”有关，“聊斋”含有作者“鹏飞无望，聊以著书，聊以名志”的意思。

　　大文学家王士祯对《聊斋志异》的赏识，算得上是蒲松龄人生的重要事件。王士祯，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新城人，官至刑部尚书，他创立“神韵说”，是清初一代文宗。王士祯丁忧期间到西铺探望从姑母，即毕际有的夫人，因此和蒲松龄相识。

　　这时，王士祯正在写作笔记小说《池北偶谈》，他对《聊斋志异》很感兴趣，大加赞赏。他向蒲松龄借阅《聊斋志异》，写下三十六条评语，说《张诚》是“一本绝妙传奇”，说《连城》“雅是情种，不意《牡丹亭》后复有此人”。他还写下一首诗《戏题蒲生〈聊斋志异〉卷后》：“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这首诗称赞《聊斋志异》的传奇性与趣味性，用李贺“秋坟鬼唱鲍家诗”说出《聊斋志异》的底蕴。

　　蒲松龄写小说受到孙蕙、张笃庆等朋友的劝阻，却在一位台阁大臣那儿得到赏识，他非常激动，有一种“春风披拂冻云开”、“青眼忽逢涕欲来”的感觉。他以王士祯私附门墙的弟子自居，真诚地希望王士祯能给《聊斋志异》写序，王士祯答应可以考虑，但最终没有写。这可以理解，台阁重臣给穷秀才的“鬼狐史”写序，是需要一点儿勇气的。

　　有趣的是，当年蒲松龄希望通过王士祯写序来提高《聊斋志异》的知名度，而现在王士祯的《渔洋山人精华录》这部煌煌巨著里知名度最高的诗歌，竟然就是那首《戏题蒲生〈聊斋志异〉卷后》。历史常跟人们开玩笑，你明明想走进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这样的结果，恐怕是王渔洋和蒲松龄都始料未及的吧。

　　蒲松龄十八岁时奉父母之命与刘氏成亲。刘氏荆钗布裙，少言寡语，讲究实际。蒲松龄和她是柴米夫妻、贫贱夫妻，不是神仙眷侣、浪漫情人。这一点，蒲松龄在《述刘氏行实》中写得非常清楚。

　　奇怪的是，《聊斋》中描述到的爱情却种类繁多、笔触细腻。能把爱情写得如此多样，如此动人，如此出神入化，总该有作家的亲身爱情经历在内吧？基于这样的认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学术界出现了“蒲松龄第二夫人”之争。

　　一九八○年田泽长教授发表《蒲松龄和陈淑卿》一文，根据《蒲松龄文集》的《陈淑卿小像题辞》提出，这篇骈文写的陈淑卿是蒲松龄的情人。蒲松龄二十二岁时逃避“于七之乱”，在一个古老山村跟年方十六七岁的陈淑卿相遇、相爱，结为夫妻。半年后回到家里，他们不合法的婚姻受到父母阻挠，陈淑卿被迫离开蒲松龄。蒲松龄三十岁时到江苏宝应县做幕宾，借南游机会跟陈淑卿共同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生育了子女。“可怜乐极哀生”，蒲松龄的幕宾生活一年就结束了，陈淑卿也因病与世长辞，给蒲松龄留下无尽的思念。

　　田教授的论述似乎很有道理：《陈淑卿小像题辞》情辞并茂，文章作者跟陈淑卿理应是爱侣，他们的曲折爱情也颇像某些《聊斋》故事。但问题是：这篇文章是蒲松龄“夫子自道”，还是给他人代笔？当年蒲松龄做私塾教师时，经常替东家捉刀代笔。因家庭困难，蒲松龄还以卖文为生，因这类文章写得太多，蒲松龄还专门写了篇《戒应酬文》。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蒲松龄集》的整理者把这类应酬文章，都收到《蒲松龄文集》里。许多以第一人称写的文章，所表达的感情并不属于蒲松龄，而属于请他代笔者。《陈淑卿小像题辞》的开头有“射雀之客，旧本琅琊”八个字，“射雀之客”是对女婿的代称，而“琅琊”是书圣王羲之后人的自称，这说明陈淑卿的情人姓王。蒲松龄三十几岁时恰好在王家坐馆，《陈淑卿小像题辞》显然是代笔之作。

　　既然陈淑卿不是蒲松龄的第二夫人，蒲松龄会不会有另一位“第二夫人”？我考察过蒲松龄校定的蒲氏家谱，蒲松龄兄弟四人，家谱没明写哪个儿子是庶出，但蒲松龄父亲小妾的姓氏写进了家谱，当然她肯定会在祖坟和蒲松龄的父亲合葬。如果蒲松龄有个可能影响到他感情生活和创作生涯的“第二夫人”，她也理应葬进蒲氏祖坟。我认为，弄清蒲松龄墓有两具还是三具骸骨，是弄清蒲松龄到底有没有“第二夫人”的最可靠办法，这就不是学术研究而是考古发掘的问题了。按常理说，随便挖开一个清代小说家的坟墓是不可能的，但蒲松龄是个意外：他的墓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挖开过。

　　于是，一九八○年九月中旬，在学术界对“蒲松龄第二夫人”展开争论时，我单独进行了一番实地调查。就“文革”中蒲松龄墓被掘一事，我在蒲家庄走访了蒲松龄的几位嫡系后裔。他们介绍说：“我们家族有规定，长支存三老祖（蒲松龄）的书，侧支存字画，世世相因，不得外传，某某手里就存过很多俚曲和诗词手稿。”

　　也有人说：“我娘手里就有过三老祖写的八帖。”

　　还有人说：“某某存过《聊斋》外编二十四种。”

　　我听了忙问：“这些东西现在哪儿？”

　　“造反派烧了！”他们接着描述了当年造反派在蒲家庄清剿“四旧”的情景——

　　村头设岗，杜绝出入，淄川中学的造反派头头命队长去买来大字报纸，然后写大字报宣布队长下台，造反派领导一切！其后，他们便翻箱倒柜地抄“四旧”，将蒲松龄后裔珍藏两百多年的蒲松龄手稿、字帖、抄本一一投入烈火，火光中飞出片片墨蝶，在空中飞舞……

　　蒲家庄在兵燹战火中幸存的文物被洗劫一空，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蒲松龄故居。当时，有位教师说，这里烧不烧？按说算文物呢，请示一下上级吧。上级又请示上级，一级一级请示上去，谁也不敢说该烧，但谁也不说不该烧。十年浩劫中，蒲松龄纪念馆竟然安然无恙。

　　当《聊斋》遗墨化为墨蝶在蒲家庄上空翻飞时，造反派要向“封建僵尸”兴师问罪了。有人想到世界文豪的墓中发财，造反派决定对蒲松龄墓采取行动。

　　蒲松龄在世时，清王朝发生过几桩大文字狱。无论是康熙二年（一六六三年）结案的“明史之狱”，还是康熙五十二年（一七一三年）结案的“南山集之狱”，著书者都被戮尸，三家五服内男女老少以及校印、买卖书者，处死的处死，充军的充军。蒲松龄写“官虎吏狼”，却逃脱了文字狱，不能不说是万幸。

　　然而，一九六六年秋，长眠了二百五十一年之久的蒲松龄却遭到了意想不到的噩运。

　　蒲松龄墓坐落在蒲家庄东南一里许的小丘上，墓前石碑上镌刻了张元撰写的墓表，碑阴镌以蒲松龄夫妇的生卒年月、蒲松龄生平著述和祭祀儿孙名录，碑前矗立着山东省人民政府建的碑亭。红卫兵到了蒲松龄墓前，先挥舞小红书，背诵“你不打他就不倒”，然后掘开蒲松龄的墓穴，向倒了二百五十一年的“老封建”发起冲锋。

　　蒲松龄后人对蒲松龄墓被掘情况的描述有两点引起了我的特别关注：

　　第一，掘墓者确实把蒲松龄的遗骨挖出来了，那么，墓里是两具遗骨，即蒲松龄夫妇遗骨，还是三具遗骨，即蒲松龄夫妇及“第二夫人”的遗骨？

　　第二，蒲松龄头下枕着一部书，这是部什么书？是《聊斋志异》的又一手稿，还是传说中蒲松龄写的长篇小说《醒世姻缘传》？

　　听到蒲松龄后人对掘墓情况的描述后，我对当年蒲松龄墓被掘的情况极感兴趣。一九八○年秋天的一个夜晚，我在蒲松龄纪念馆把当年掘墓的红卫兵头头请来了。这次访谈是在蒲松龄纪念馆馆长鲁童的陪伴下进行的。

　　在那个疯狂年代做出掘世界文豪墓这种疯狂事的人，当然不想向任何人承认或再提这件事，我能请到掘蒲松龄墓的红卫兵头头完全靠鲁童馆长在当地的威望。据我所知，这位红卫兵头头在跟我谈话前后从没跟其他任何人谈过当年掘蒲松龄墓的情况，因此我的访谈绝对是独家访谈。我感谢这位红卫兵头头对我的“特殊关照”，因此我不想透露此人是男是女现在哪里，就让这位红卫兵头头掘世界文豪墓的“革命行为”留存在我的文字里，同时永远忘却其本人吧！

　　那是一次我永远不会忘记的特殊访谈。在蒲松龄写鬼写狐的聊斋，在深秋一个黑咕隆咚的夜晚谈一个鬼气森森的话题，谈一个我非常感兴趣却令对方非常尴尬的话题——掘蒲松龄墓的亲历、亲见与亲闻！

　　红卫兵头头非常紧张，我先向其说明：“我不是公安局的，也不是‘清查办’的，是普通的大学教师，正在考察蒲松龄的生平，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

　　“我能对你有啥帮助？”红卫兵头头嗫嚅着。

　　“你是当代见过蒲松龄遗骨不多的几位。”我这样说了后，马上觉得不合适，这似乎带点儿讽刺意味，于是干脆实话实说，“我想向你了解蒲松龄墓的情况。”接着，我又继续问，“你们掘开蒲松龄的墓时有什么感想？”

　　红卫兵头头说：“没想到蒲松龄的墓那个熊样！”

　　“熊样”是淄川土话，意思是太差，太不可思议，太不可能。

　　我问道：“到底啥样？”

　　红卫兵头头说，墓里既没有豪华讲究的棺木，也没有值钱的陪葬品，连墓穴都不是用砖砌的，而是用廉价的三合土夯实的，蒲松龄身上什么金珠玉器都没有！

　　一开始掘墓的红卫兵头头们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么寒酸，这么简陋，能是一个大作家的墓？可是墓里出土的四枚图章板上钉钉地确指了墓主的身份：“蒲氏松龄”、“留仙松龄”、“留仙”及“柳树泉水图”。

　　我对这四枚图章非常熟悉，这四枚图章，此前鲁童馆长曾从保险柜里拿出来给我看过，现在是国家一级文物。

　　我问红卫兵头头：“四枚图章是你们掘出来的，它怎么到了蒲松龄纪念馆？”

　　红卫兵头头解释说，掘墓后的第二天，蒲松龄纪念馆的人找到他们说：“听说你们从墓里找到一些东西？这该属于国家，你们交给纪念馆吧。”红卫兵们对这次掘墓所得根本不在意，就给了。如果不是纪念馆的人来要，恐怕这几枚图章早就丢了。

　　我又问：“除了这四个图章，还看到有其他图章吗？”

　　红卫兵头头说：“没觑乎。”

　　“没觑乎”是淄川土话，“觑”是看的意思，“没觑乎”就是没仔细看。

　　我又问：“蒲松龄墓里还有没有别的陪葬物品？”

　　红卫兵头头说：“有啊！不过，那能算什么陪葬品？一点儿不值钱。一个手炉，是铜的；一盏小灯，也是铜的；一方普通砚台；还有个烟袋嘴儿，不是金的，不是玉的，是琉璃的；烟袋杆儿，是普通木头做的，早已烂了。”

　　红卫兵头头所说的手炉、铜灯、砚台等文物，在改革开放之初曾摆在蒲松龄纪念馆“聊斋”展室，后来也被收进保险箱了。

　　我开始问我最关心的问题：“蒲松龄墓里边到底是两具遗骨还是三具？”

　　“两具。”红卫兵头头毫不犹豫地回答，然后又说蒲松龄夫妇的棺木已经腐烂，遗骨摆放的方位是“头枕万山，脚向黉山”。

　　在当地，这样的方位是“牛眠地”，但并不太灵验——蒲松龄的后人并没出过官。

　　我又问：“我听说蒲松龄枕着一部书？”

　　红卫兵头头又是毫不犹豫地说：“是枕着一部书，挺厚的。”

　我忙问：“你们拿出来了吗？”

　　“拿出来了。真怪，那部书一拿到地面就化了。”

　　这些乱掘古墓的红卫兵头头们，一点儿也不懂得如何对待出土文物，结果让埋藏地下二百五十一年的书风化了，太可惜了！

　　我问：“那书是《聊斋志异》吗？”

　　红卫兵头头语气肯定地回答：“不是。”

　　我急忙问：“那是什么？”

　　“没觑乎。”

　　“好好想想，书皮上有没有‘姻缘’这两个字？”

　　“没觑乎。”

　　我为什么要问有没有“姻缘”二字？就是冲着《醒世姻缘传》而来。我在蒲松龄的后人那儿听到这样的说法：《醒世姻缘传》是他们三老祖的作品，里边的人物和故事都是有原型的，因为小说跟原型太相近，这部书引起不小的纠纷，受到“诬蔑”的那家人要求蒲松龄销毁这部作品，蒲松龄就把这部没有列入墓表的著作带进了坟墓。

　　对《醒世姻缘传》作者的争论早就有，有几位著名学者，如胡适、吴组缃、孙楷第，都认为这部书是蒲松龄的作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因写作《〈聊斋志异〉创作论》到北京大学向吴组缃先生求教，他亲口对我说过，他相信《醒世姻缘传》是蒲松龄的作品。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那不是蒲松龄的作品，最近一次对《醒世姻缘传》作者进行详尽考证并认为作者不是蒲松龄的，是我指导的一位博士在论文中提出来的。

　　一九八○年深秋我对红卫兵头头进行的访谈，既想弄清蒲松龄有没有“第二夫人”，也想弄清《醒世姻缘传》是不是被蒲松龄带到坟墓里，可惜没做到。蒲松龄头枕的那部书，按说该是他最珍爱的《聊斋志异》，可偏偏不是。那么它到底是哪部书呢？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在蒲家庄考察时，蒲松龄的后人众口一词，说是《醒世姻缘传》；九十年代我做文学顾问指导盖聊斋宫时，蒲家庄支部书记、蒲松龄嫡传世孙蒲文君说是《醒世姻缘传》；到了二十一世纪，蒲文君的继任者蒲长春还说是《醒世姻缘传》！根据我研究蒲松龄的经验，有些民间口耳相传的东西不能轻易否定。遗憾的是，我对掘墓红卫兵头头进行的独家访谈，得到的回答却是“没觑乎”！

　　红卫兵头头掘墓仅仅是收获了那些“寒酸”的物品，然后他们挥动大锤把蒲松龄的墓碑砸了个粉碎，将筹建中的柳泉公园八角亭稀里哗啦地推倒。蒲松龄的头盖骨被抛露荒郊，后来由他的后人悄悄掩埋回去。

　　二○○五年，有人仔细研究蒲松龄的画像，发现上边除“留仙”、“蒲氏松龄”、“留仙松龄”和柳树泉水图之外，还有两枚图章——“奉天”和“绿屏斋”。蒲松龄家乡的报社记者多次给我打电话询问这两枚图章的含义。我回答说，“奉天”的一般解释是现在的沈阳，但据我考察蒲松龄从没到过沈阳，何况他连家乡“淄川”或其古称“般阳”都没刻，怎么可能去刻东北的某个地名？那就只能采用“奉天”的字面含义——“信奉天的意志”。至于“绿屏斋”，我早在二十年前出版的《蒲松龄评传》里就写明了，那是蒲松龄的书斋名。

　　人们往往都认为蒲松龄的书斋当然是“聊斋”。其实，“聊斋”最早仅是蒲松龄写《聊斋志异》时虚拟的一个书斋，现实生活中他的书斋先是叫“面壁斋”，后又叫“绿屏斋”，最后才定为“聊斋”。

　　至于“奉天”和“绿屏斋”这两枚图章是不在蒲松龄的墓里呢，还是同时也在墓里却没被掘墓的红卫兵头头发现，现在成了一个谜。我估计这两枚图章肯定也在蒲松龄的墓里，只是红卫兵头头们不像考古工作者那样仔细，那么小的图章极有可能被他们粗心地遗漏了。

　　大家感兴趣的是，既然蒲松龄能写出那么多优美的爱情故事，他自己怎么可能连个“第二夫人”都没有呢？那他又是怎样写出那么多互不重样的爱情故事呢？

　　在蒲松龄身上有个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现象，那就是他为什么五十年如一日一直在外坐馆。为什么他的儿子全都自立，家境已达到小康，他仍坚持在离家四十多里的地方坐馆呢？过去我写蒲松龄传记时总是用蒲松龄的一些诗解释：他的东家兼朋友毕韦仲不肯放他回家。

现在，我觉得事情并不像蒲松龄诗里写的那么简单。

　　那么，会不会是因妻子泼悍蒲松龄离家以避其锋芒？又或者会不会是因其夫妻感情不好，蒲松龄借居住在外而寻求其他精神安慰呢？

　　我认为不是。蒲松龄在《述刘氏行实》里写自己妻子为人低调，绝不是剑拔弩张的泼妇。但《聊斋志异》里对泼妇的描写又是穷形尽相、非常到位的，那是怎么来的呢？我认为主要是因为蒲松龄跟几位典型泼妇有过近距离接触。其一，他的嫂嫂。蒲松龄在《述刘氏行实》里写过，他的两个嫂嫂都不是省油的灯，曾把蒲家搞得鸡飞狗跳。其二，蒲松龄好友王鹿瞻之妻，这是写在《蒲松龄集》里的。王妻虐待公爹，公爹被迫离家，死在外边。蒲松龄写信正告王鹿瞻，要他马上赶赴父亲去世的地方处理丧事，否则会引起公愤。其三，蒲松龄另一位朋友孙蕙家的妻妾经常因为雨露不均而闹矛盾，蒲松龄曾在诗里对此加以调侃。蒲松龄认为河东狮吼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家家床头，有个夜叉在”，家有泼妇是“附骨之疽”，但他的妻子却不是泼妇。蒲松龄游学在外，妻子刘氏支撑家庭，养老育小。刘氏是贤妻良母，讲究实际、缺少浪漫情怀，是寻常农村妇女而不是知识女性。蒲松龄数十年居住在外，主要是想求得心灵自由，全神贯注写作《聊斋志异》，创造想象中的爱情则是重要的“副产品”。

　　抛开俗事困扰，是写作者最理想的外部环境。蒲松龄曾坐馆的淄川王家和西铺毕家都是官宦人家，具备这样的条件。蒲松龄在西铺时的东家毕际有做过知州，蒲松龄称他“刺史”，毕际有的父亲毕自严在明朝官居一品，人称“白阳尚书”。毕府甲第如云，有藏书万卷的“万卷楼”，蒲松龄教书的地方叫“绰然堂”，而毕家的花园石隐园，则是蒲松龄“逃暑”的地方。蒲松龄的教书任务不重，他另外一个任务是帮毕际有处理来往信件，《蒲松龄文集》里有大量代毕际有写的信。毕家有丰富的藏书可供参考，有风雅的主人可供切磋。这样的环境对一直想蟾宫折桂却总是飞鸿铩羽的蒲松龄来说较为理想，何况离家不太远，蒲松龄就乐得以“半师半友”的身份长居毕府，继续《聊斋志异》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