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日，商震率领秘书史兴楚少将，助手王锡钧少将、李勋德少将，三十四名上校级工作人员，八名翻译，五大捆记载着日本军国主义在各个时期侵略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的各种证据，以及向哲浚、方福枢、易明德三名法律专家，乘DC47型242号专机，从南京起飞赴东京。

下午四点三十五分，代表麦克阿瑟的萨塞兰、惩治日本战犯条例起草领导小组组长基南、先期抵达东京的喻哲行、苏联代表团团长迪利比扬格、英国代表团团长巴特斯克、法国代表团团长勒克莱、澳大利亚代表团团长布莱、加拿大代表团团长戈斯格罗夫、印度代表团团长贾迪、菲律宾代表团团长阿基诺、新西兰代表团团长艾西特等人，在东京羽田机场迎接商震一行。除了贾迪、阿基诺和艾西特，其他人都彼此打过交道，大家握手言欢，显得十分亲热。

九国军事代表团的驻地，设在千代田区前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部的六层办公大楼一至五层，除五楼只驻着印度代表团以外，其余每层楼驻两个代表团。中国代表团与苏联代表团驻在三楼。因这座大楼呈半弧形，故大家称它为“半月楼”。每个代表团所属部队除一个警卫连随团住在半月楼以外，其余的人分别驻扎在东京的各个区。中国驻日部队驻扎在涩谷区。

接着，商震一行由喻哲行陪同，驱车去千代田区，向哲浚等三名法律专家驱车随基南去明治生命大楼。

晚上八点，迪利比扬格带着汉语翻译彼尼斯基来见商震。商震由俄语翻译苏文源陪同，在会客室接见迪利比扬格。房间里的气氛欢快而融洽。

迪利比扬格出生于乌克兰，年约四十，原是苏联贝加尔方面军副总参谋长兼作战参谋。挂在胸前的三枚勋章，说明他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赫赫战功。

他望着商震，高兴地说：“商震先生希望我带团来日本，我也希望商先生带团来日本，现在彼此的愿望实现了，今后让我们团结战斗，真诚合作！”

商震苦笑着点点头，他甚至怀疑自己还是不是商震？不是商震又是谁？贾桂的形象活脱脱地冒了出来。但只是一瞬间的事。他坚信自己辽是那个有正义感的商震。几天来，他苦思冥想过，蒋介石的旨意，固然不能违拗，但还得坚持正义。“吃一堑长一智”，那么，智谋在哪里？他想得最多的是暗斗，他心胸中塞满了苦涩，但也有几分安慰和自信，因为随团来日本的喻哲行和全体工作人员，几乎无一不是他先后任绥远省都统，国民革命军北方军第一军长，第三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天津警备司令，河南、山西省主席和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期间提拔起来的亲信。他把自己的主张坦诚地告诉大家，希望他们密切合作，并获得同仁们与他同心同德的满意回答。

“我非常羡慕将军阁下，有个敢于与美国抗衡的领袖斯大林主席！”商震的话脱口而出。

脱口而出的话，是真诚的流露。当然，在一个苏联将军面前说这种话，似乎有损蒋介石的形象。这，商震自然想到过。但是，既然迪利比扬格愿意与自己真诚合作，就得在朋友面前说真话。再说，谁叫你蒋介石在杜鲁门的指缝里生活？！

“蒋介石委员长是亲美的，这我们十分清楚。”迪利比扬格说，“但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希望商将军不要含糊，贵国是受日本侵略时间最长、受害最深的国家啊！”

“将军阁下的话语重心长，对于我们是激励，也是支持，十分感谢！”商震沉沉地嘘口气，“我们一定与贵国代表团，与其他坚持正义的代表团一起，团结战斗，真诚合作，但是，我们只能暗斗，恳望阁下理解我们的苦衷。”

“我们理解。”迪利比扬格说，“明斗是火，暗斗是焰，火与焰加在一起，就能燃起冲天大火！”

商震高兴地说：“阁下的话富有哲理。”

接着，迪利比扬格告诉商震，战后由裕仁天皇皇后良子的叔父东久迹宫组阁的第一届内阁，因拒绝执行最高总司令部关于取消军队。释放一切政治犯、给日本人民以充分的民主自由的命令，出于麦克阿瑟的压力，已于十月五日总辞职了，十月九日由币原喜重郎组成新内阁。

东久迩宫辞职和币原喜重郎上任的事，商震已从国内的报道知道了，但政治家的习惯思维方式又促使他提问：“币原在这时候出任日本首相，有什么政治背景没有？将军阁下。”

“大概是因为他是亲美的。”迪利比扬格说，“币原曾于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四年出任驻美国大使，是华盛顿国际裁军会议的日本全权代表。一九二四年秋以后，曾四次出任日本外务相，因他奉行对美的亲善方针，曾被日本军部和右翼团体谴责为‘软弱外交’。”

这里说的军部，是在近代天皇制中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军事势力，包括陆军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教育总监部及内阁中的陆军省和海军省，虽不是如立法、行政之类的国家机构部门，但却独立于政府、议会的管辖之外，形成一股巨大的势力。

“原来如此！”商震说，“军部把握着日本权力中枢，疯狂推行法西斯侵略政策，起过破坏的作用，给中国和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也使日本人民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分析说，“币原出任首相，对于用美国政治模式改造日本有利，但对战犯的审判可能带来某种不利，因为币原的言行完全控制在麦克阿瑟手里。”

“将军阁下说得对。”迪利比扬格说，“等着瞧吧！”

商震的判断，来自他政治理论上的成熟。

第二灭，也就是十月十九日上午九点，币原喜重郎领着卫士中冲耕吉，急匆匆离开首相府，乘坐小轿车去见同盟军最高总司令麦克阿瑟。他身上的毛孔张开，微微出汗，说明他的心情紧张，比觐见天皇还要紧张几分。在他七十三岁生涯里的驻荷兰公使、驻美国大使、四任外务相和代理首相期间，曾多次受到大正天皇和裕仁天皇的接见，心情都没有这样紧张过。

他坐在轿车里，十月十四日上午第一次会见麦克阿瑟时对方的一句话，又洪钟般地在耳边响起：“我同意裕仁天皇的意见，让你出任日本首相。希望首相阁下从东久迩宫内阁的倒台中，吸取深刻教训，以真诚的态度、卓有成效的工作效率，同心同德地与最高总司令部合作。”

麦克阿瑟的第一句话，说明他是日本的太上皇。他的第二句话，是给币原戴上了紧箍咒。

裕仁物色币原出任首相时，币原的妻子纯玉子曾语重心长地劝过他：“你出任首相，既要听天皇的，又要听麦克阿瑟的，是在夹缝中受罪，年过古稀的人了，何苦而来？”

币原的想法不一样，他说：“七千万日本人，唯独我受到麦克阿瑟的器重，也算是三生有幸，不论今后承受的压力有多大，我都挺得住。”

然而，现实生活又是如此严酷。因此，几天来，他如履薄冰，总是提心吊胆。

这时，他耳边又响起了良秀子的声音：“喂，是币原首相阁下吗？请你马上来最高总司令部一趟。最高总司令说了，与他上次接见你一样，不要带秘书和翻译来，也与上次一样，由我担任翻译。”

他后悔自己出任驻美国大使五年间，没有把英语学好。讨厌的是良秀子偏偏又是日本人，麦克阿瑟那些教训式的话让她听到了，面子上总有点过不去。不过，不带秘书来也好，少了一双耳朵。

但他想得最多的，是麦克阿瑟第二次接见的动机，是他又有新的吩咐，还是让他汇报情况，抑或发现他对最高总司令部不忠？他诚惶诚恐走下轿车，再乘电梯登上帝国饭店第十楼。

良秀子在会客室门口迎接币原，她说：“首相阁下请坐，我去请最高总司令出来，他正在批阅文件。”

麦克阿瑟左手握着烟斗，从里面房间里出来了，币原赶忙起身，双手握着他伸过来的右手。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币原想观察一下麦克阿瑟的表情，但他的两只眼睛却被墨镜遮着，无法看清楚。发明和制造墨镜的人，都该杀！他想。握手时，他明显感觉到麦克阿瑟的手劲很大，不愧是军人。那么，他的心劲呢？他意识到对方的心劲更大于手劲。想到这里，心情紧张到了极点。

“需要开电扇吗？”麦克阿瑟问。

“不用，谢谢。”币原赶紧将擦过汗的手帕，塞进银灰色呢料西装口袋里，尴尬地笑笑。

麦克阿瑟说：“请首相阁下来，有个问题想听听你的意见。新内阁还有外务相、陆军相和海军相三个大臣人选没有定下来，你认为由哪三个人出任合适？”

币原感到为难。他认为可以的，麦克阿瑟未必认可；麦克阿瑟认为适合的，他不一定说得中。于是，他说：“我说不准，还是请最高总司令定夺。”

麦克阿瑟说：“今天是朋友之间的随便交谈，不是阁下在内阁会议上作结论，说不准无妨，我不会计较的。”

这话虽然不够尊重，但币原却获得某种慰藉。以受到一人的不尊重，换来了受到全体日本人的景仰，从得失论衡量，谁能说不是一种巨大的胜利！

但币原仍然不提具体人选，敷衍说：“还是请最高总司令定夺，我拥护。”

麦克阿瑟说：“我又不是日本的天皇，也不是首相，怎么由我定夺呢？”

“那就请阁下听听天皇陛下的意见。”币原说。

“我问过他，他却要我听听你的意见呢！”麦克阿瑟说，“你们硬要迫我当日本的太上皇是不是？哈哈！”他用哈哈大笑掩饰一切。

“阁下不是太上皇。”币原说，“阁下洞察当今世界政治局势，洞悉以美国为首的诸同盟国的政治动态，更洞彻日本政界人物的政治倾向和才干；由最高总司令提出三位大臣的人选，一定是因人制宜，更有利于日本的稳定和发展，也更有利于日本政府与最高总司令部赤诚合作。”

“那我就提三个人选。”麦克阿瑟很有滋味地吸了口吕宋烟，“吉田茂先生可以继任外务相，米内光政先生可以继任海军相，陆军相也由下村定先生继任。行不行？首相阁下。”

币原说：“最高总司令阁下用人得当，简直是慧眼识珠。”

“不！阁下的回答不能令人满意。”麦克阿瑟说，“不能人云亦云，你要讲真话，把自己对这三个人的真实看法说出来。”

币原沉思片刻，说道：“感谢阁下对我的信任，那我把自己的真实思想说出来，供最高总司令阁下参考。对这三个人选，一些国家的驻日军事代表团，如苏联、英国、菲律宾，特别是中国代表团会提出反对意见的。”

麦克阿瑟说：“请阁下说具体些。”

币原说：“按照上述国家的观点，这三个人都是直接或间接的死敌呢！”

“请一个个说。”

币原先介绍吉田茂的情况，他说吉田曾在中国工作多年，曾积极参与田中义一内阁侵华政策的制订。一九二八年，他出任外务省次官不久，协助田中义一以保护日侨为借口，并以军事顾问名义赴济南，直接参与侵袭中国山东的指挥，故中国报纸载文说他是“披着外交官外衣的间谍和军师。”

“那么，米内光政呢？”麦克阿瑟问。

币原说，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米内任侵华海军第一舰队司令官，多次侵犯中国沿海地区；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九年，任林铣十郎内阁、近卫文麿第一、二任内阁海军相。一九四○年任首相期间，不仅是侵华战争的主要决策者之一，而且是侵犯苏联的一九三八年的张鼓峰事件、一九三九年的诺门坎事件的主要策划者之一。他陈述到这里，说道：“听说上个月，中国和苏联代表来东京出席日本投降仪式时，曾就吉田出任日本战后第一届内阁外务相，米内出任海军相，下村出任陆军相问题，向日本政府提出过抗议，不知是否有这回事？”

“有这么回事。”麦克阿瑟说，“你再说说下村定。”

币原说：“下村定从一九四二年春开始率军队进驻中国华北地区，先后任第一一五师团长、第十二军军长和驻华北日军总司令直到日本投降，他在华北的三年多时间，正是日华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他在那里的所作所为可想而知。”

麦克阿瑟陷入沉思。

币原又说：“一些国家一定会认为这三个人是战犯。”

“哪有那么多的战犯！”麦克阿瑟说，“请币原先生转告裕仁天皇，分别任命这三个人为外务相、海军相和陆军相。如果有人反对，一切由我负责！”

十月二十一日上午八点，吉田、米内、下村的委任状，抄送给各驻日军事代表团。

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三国代表团看了委任状，若无其事地没有引起任何反应；法国、英国和印度代表团感到不可思议，但也不置可否；中国、苏联和菲律宾代表团始而大吃一惊，继而无比愤慨。

商震端坐在代表团团长办公室那张皮垫转椅上。与其说是满腔愤慨，不如说是被无情的痛苦折磨着。由于国家的不强盛，从鸦片战争以来长达一个世纪的岁月中，祖国累遭帝国主义者侵略和欺凌，日本投降了，抗日战争胜利了，他与四亿五千万同胞一样欢欣鼓舞，扬眉吐气。然而，现在，中国仍然被人瞧不起！屈辱的民族心理，低落的民族情绪，又像沉重的阴云笼罩着他，使他喘不过气来。

他将那纸连看过三遍的委任状沉沉地放在办公桌上，缓缓站起开始发福的身躯，拖着像灌满了铅似的两条腿，在房间里踱了几步，然后肃然站立在悬挂在墙壁上的那幅秋海棠叶子似的中国地图面前。他感到它是那样神圣，心中涌起一股远离故乡而强烈思念母亲的激情。

这股激情，如同地底下的熔岩，随时会喷出炽热的岩浆来！他决不允许祖国的尊严受到挫伤。谁歧视和鄙视他的祖国，他就与谁斗到底！

他拿起委任状走到门口，对在外面房间办公的秘书史兴楚说：“小史！你把这纸委任状送给喻参谋长看看，然后在全体工作人员中传阅，一个小时之后在会议室开会研究对策。看来，这是一场力量的拼搏！”

小史并不小了。他二十二岁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之后，在商震手下工作十四年了。但他在五十四岁的商震面前还是小字辈。史兴楚感到他的后一句话很有分量，沉沉地点点头。是的，一场力量的拼搏不可避免了！

人类社会不外乎由三种力量支撑着，即暴力、财富和知识。这三种力量的层次，暴力属于低级，财富属于中级，知识属于高级。暴力的施展，财富的聚敛，都得依靠有着神奇力量的知识。日本疯狂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靠的是第一种力量；许多国家对日本进行经济封锁，靠的是第二种力量；全世界人民最后战胜日本法西斯，从根本意义上讲，靠的是第三种力量，麦克阿瑟之所以目空一切，只因为手中有四十六万军队，只因为美国比较富裕，拥有前两种力量。而商震他们，驻军只有一个师，中国又比较贫困，但他们有着由执著维护祖国尊严而产生的左右逢源的智慧；拥有知识，就能够创造一切和战胜一切。

喻哲行与商震是保定同乡，二十一岁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之后，先给商震当文学秘书，一年后改任副官。因与商震心心相印，五年后陡然让他当了师长。快四十岁的人了，仍保持着年轻人的脾性。他看了那纸委任状，禁不往“咚！”地一拳头击在办公桌上，随即吐出四个字：“欺人太甚！”他的感觉如同自己脸颊上被人狠狠打了几记耳光。他牙关咬得很紧，真想咬碎点什么！他仿佛是为了驱赶眼前的伤感似的，狠狠地在烟灰缸里捏灭了正燃烧着的半截香烟，他从眼前的这纸委任状，联想起两年前自己由商震手下的一名三十七岁的军长，接受集团军总司令委任状的情景；从那时起，他就感到自己有使不完的劲。他知道自己之所以想起这件事，是受一种冲动的支配，要在军事代表团这个特殊的岗位上，以特殊的手腕辅佐商震搏斗一番。

他这么想着，起身走出他的办公室，将那纸委任状退还给史兴楚，然后去见商震。

一个小时之后。代表团的近四十名工作人员，围着一张铺着大蓝色桌布的条形长桌，就坐在东西各两排座位上。

会议室北面墙壁上悬挂着孙中山的半身画像，画像下方挂着一幅中堂，上面是由书法家于右任书写的，孙中山临终时断断续续说出来的一句话：“和平奋斗救中国”！悬挂在南面墙壁上的是一幅中国地图。

商震说：“如果我们不对日本政府新任命的外务、海军、陆军三个大臣进行坚决的抵制，就有愧于长眠于九泉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就有愧于伟大的祖国和祖国人民！我们要设法把这三个人从日本内阁大臣的宝座上拉下来，给日本政府以震慑，让他们的头脑清醒清醒，不能无视中国代表团的存在。出于同一个道理，也是让麦克阿瑟的头脑清醒清醒；谁都知道他是日本的太上皇，币原出任总理大臣是经过他首肯的，这三个大臣的任命还能不请示他！”

他的话像调节光束焦点的聚光灯，把同仁们头绪纷坛的思想集中到了一点。

商震接着说：“上月，在密苏里号舰上举行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前夕，我国的徐永昌将军和苏联的迪利比扬格将军，曾就吉田、米内和下村在日本内阁任职一事，向当时的东久迩宫首相提出口头抗议，他表示向天皇和麦克阿瑟反映。现在，居然还让这三个人在内阁继任原职，我们能做软骨虫吗！”他望了望坐在他左边的喻哲行，“我们该怎么办？请喻参谋长发表意见。”

喻哲行说：“下面，我负责传达商司令长官的意见。”

商震插言说：“我已说过，司令长官已是过时的官衔，如同过眼云烟，请大家都称我商先生。”

“我老是改不了口。我向商先生学习，以后也请诸位称我喻先生。”喻哲行笑笑，“好，我传达商先生的意见。第一，请诸位集中时间和精力，力争在今天晚上，把这三个人在中国的犯罪证据查阅清楚，并整理出书面材料来；第二，按照国父遗嘱中说的：‘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也就是联合其他驻日代表团，特别是苏联代表团，与麦克阿瑟斗。”

商震的助手之一王锡钧说：“报告商先生和喻先生！档案室的几个同志从抵达东京的当天晚上开始，夜以继日地将从国内带来的五大捆日本侵华罪证史料大致阅读了一遍，已将史料编了号，并以每个犯罪人为单位写了卡片。因此，只需两个小时就可以把这三个人的犯罪事实写出书面材料来。”

商震很高兴：“很好！感谢档案室同志的通力合作。你们辛苦了！”

喻哲行接着说：“由于诸位所知道的原因，我们与麦克阿瑟的斗争只能暗斗。这次斗争有所不同，可以说是半明半暗。这是中国代表团进驻日本之后的首场决战，只能获胜。否则，麦克阿瑟他们就不会把我们看在眼里，以后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就无真理可言，无正义可言！”

上午九点五十分，苏联代表团团长迪利比扬格、参谋长谢列诺维奇，菲律宾代表团团长阿基诺、参谋长托尼斯，领着各自的汉语翻译来到中国代表团驻地。

商震和喻哲行知道，菲律宾虽然规定泰加洛语为国语，但政府文告和主要报刊却使用英语，因此，他们领着俄语翻译苏文源和英语翻译施崇民，在会客室接待四位将军。

商震已知道对方的来意，故直截了当地说：“我和喻将军计划先去拜会迪利比扬格、谢列诺维奇两将军，然后上四楼拜会阿基诺、托尼斯两将军，正准备行动，四位将军却来了！面对日本政府委任的三个大臣，你们一定带来了好对策。”

托尼斯说：“我们不请自到，说明我们三个代表团之间的心心相印！”

阿基诺接过托尼斯的话头说：“也是同心同德。尽管日本政府和麦克阿瑟将军这样做，是有意与苏联和中国作对，但菲律宾被日本侵占达三年之久，也深受其害，所以，我们坚决站在苏联和中国一边。”

商震很激动：“谢谢菲律宾代表团的支持！”

迪利比扬格说：“至于说到好对策，中国代表团一定考虑得很成熟了，请中国朋友说说。”

于是，喻哲行将查阅和整理吉田茂、米内光政和下村定在中国的犯罪事实，以及联合代表团与麦克阿瑟斗争的设想说了一遍。

“好啊！我们三个代表团想到一起来了，这叫做‘英雄所见略同’。”谢列诺维奇说，“日本侵犯我国的张鼓峰事件和诺门坎事件，米内是决策者之一。有关这方面的罪证，我们负责提供。”

迪利比扬格建议将这三个人的罪证材料打印若干份，分送各代表团，相信会得到他们的支持的。他接着说：“罪证材料后面怎么落款？”

商震说：“我们想好了，署上‘中国原陕甘宁边区抗日根据地提供’。”

阿基诺不解地问：“为什么不写由‘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提供’？”

迪利比扬格说：“他们有为难之处。”

“哦，噢！”阿基诺似懂非懂地望着商震。

迪利比扬格考虑到米内的罪证材料上有张鼓峰、诺门坎事件，有关他的那份材料上落款可加上“苏联驻日军事代表团”字样。他接着问：“三份材料送不送给麦克阿瑟将军？”

“应该送，让他知道他支持的是些什么人。”商震说，“对日本政府的抗议书，也应该送给他一份。”

“中国代表团是否在抗议书上署名？”谢列诺维奇问。

“署名。”商震说，“因为斗争矛头不是直接对着麦克阿瑟将军的，我们可以署名。”

“好吧！我们来表演一场指桑骂槐戏。”托尼斯轻松地一笑。

这时，王锡钧送来了吉田、米内、下村的罪证材料。

“中国朋友的工作效率如此之高，令人钦佩！”谢列诺维奇回头对彼尼斯基说，“你回代表团督促一下，要档案室快点把张鼓峰、诺门坎事件的材料提供出来。”

商震将材料浏览一遍，然后要苏文源用俄语、施崇民用英语念一遍。

有关吉田茂的罪证有四条，前三条是他任安东、济南领事和任天津、沈阳总领事期间，他写给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义一的十二封信的摘录。他在这些信中说，中国东北、华北都是膏腴之地，盛产小麦、棉花、羊毛，并有丰富的煤、铁、盐等资源，这些都是日本急需的军用物资。掠夺这些物资的手段是：第一步，日本先以与中国合资开矿、办工厂、办学校、办洋行、办银行等方式，让日本人进入这两个地区；第二步，以保卫日侨为由，再派军队进入；第三步，在适当时候，进行武装侵占。田中义一和他以后的内阁，完全采纳了吉田的意见。第四条，揭露一九二八年五月三十日，吉田以军事顾问名义赴济南，与时任日军步兵联队长的冈村宁茨等人制造济南惨案，屠杀中国军民五千六百余人，国民党政府派蔡公时为特派交涉员，带领十六名外交官与驻济南日军司令部交涉停战事宜，吉田和冈村等人竟然将蔡公时的两只耳朵割掉，然后将他们全部处死。

“他们公然违反不杀使者的国际准则，如此野蛮和残酷，实在令人发指！”迪利比扬格说。

阿基诺说：“吉田茂是地地道道的刽子手！”

这时，彼尼斯基送来了两份材料，迪利比扬格看过后，由精通汉语和英语的彼尼斯基分别用汉语、英语念了一遍。

米内曾在一九三八年一月的一次日本内阁会议上说：“苏联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是人类的公敌，北进苏联是日本的主要国策之一。因此，我极力主张在张鼓峰、诺门坎两地对苏联发起攻击，也就是伸出两只触角，试探一下苏联布防在两处的军事虚实，为以后的全面进攻苏联作准备。”

米内在中国的犯罪事实是：他任日军第一舰队司令官的两年中，在中国沿海地区进行过三十八次骚扰，共夺走轮船一百二十多艘、渔船五百六十艘，屠杀中国军民一千八百九十多人，抓走青壮年渔民五万六千多人，被送往日本做劳工。米内三任海军相期间，不仅参与卢沟桥事变的策划，而且积极支持和扶植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一九四○年一月出任首相到七月倒台的半年内，先后纠集日军发动进攻南宁、包头、绥远、五原、宣城、信阳、冀东地区、确山、粤北地区、枣阳、襄阳、樊城、宜昌、晋西北地区、鲁中地区等大小八十五次战争，屠杀中国军民三万九千多人，烧毁房屋五千八百多栋，抢走粮食十九万五千多斤。

“米内罪行累累！”商震说；“我国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就是在抵抗日军进攻枣阳的战役中，于一九四○年五月十六日上午殉国的。”

谢列诺维奇说：“还让这样一个法西斯分子出任海军相，是对苏联和中国明目张胆的挑战，是对其他驻日代表团的蔑视，我们决不能等闲视之！”

下村定在中国华北地区的所作所为，更是罪大恶极。据不完全统计，他在华北三年多时间里，发动大小战争二千五百余次，除使中国军队造成一百五十八万余人的伤亡外，由他下令屠杀的军民有二万八千多人，其中有一百八十五人被定为“好战分子”而被活活剐死！经过这二千五百余次战争，使四百五十多个村庄成了废墟。与此同时，他们还抓走青壮年四十七万六千余人，其中二十一万二千多人送往中国东北地区，其余送往日本从事繁重的劳动。

阿基诺说：“让下村定出任日本陆军相，是对《波茨坦公告》的践踏，天理难容！”

“请中国代表团起草个抗议书。”迪利比扬格说，“同意我们观点的代表团团长在上面签名，把三份罪证材料附在抗议书后面，争取明天上午送给日本政府。”

“起草抗议书，我们责无旁贷。”商震说，“两个小时内拿出初稿来请四位将军审阅。”

商震的话音刚落，币原领着吉田、米内、下村拜访商震和喻哲行来了。陪同他们来的，还有驻日同盟军总参谋长萨塞兰。很明显，这种拜访，是麦克阿瑟授意的，是为了得到各国代表团的谅解和支持，至少是不反对。

好比一场预测准确的大地震即将发生，会客室的气氛骤然变得十分紧张了。

币原说：“我和新上任的三位内阁大臣，由萨塞兰总参谋长引路，特地前来拜访各国代表团团长和参谋长。我们拜访的先后，从第一楼开始，现在来到三楼。正好，中国、苏联、菲律宾三国代表团团长和参谋长都在，我们就一并拜访了！”

他领着六十六岁的吉田，六十五岁的米内和五十八岁的下村向大家深深一鞠躬，然后都主动伸出右手与大家握手。

商震苦笑着：“那我就权且充当三国代表团的东道主。诸位请坐，诸位请坐！”

宾主坐定，币原又说：“我和这三位大臣，受命于日本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任务十分繁重，而我们又都才疏学浅，深感难以胜任，万望各国代表团团长和参谋长给予支持。”

一阵沉默。会客室里死一般的沉寂，似乎把空气凝成了固体。

一场面对面的斗争，已迫在眉睫，无法避免了。

萨塞兰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为了打破沉默，他说：“三国代表团团长和参谋长聚集在一起，是在商讨什么问题吧！”

“是的。”迪利比扬格说，“我们正在商讨一件令人难以忍受的事。币原总理大臣和三位大臣来得正好，那我们先提出口头抗议，再向日本政府递交书面抗议。”

“噢！是怎么回事？”币原脸上出现问题即将彻底败露时的那种惶惑不安。

迪利比扬格说：“抗议日本政府肆意践踏《波茨坦公告》的基本原则，公然任命吉田、米内、下村三位先生分别为外务相、海军相和陆军相！”

“肆意践踏《波茨坦公告》的基本原则？”萨塞兰大吃一惊，“问题有这么严重吗？”他两个肩膀一耸，又两手一摊。

真理和正义，尊严和人道，像四把烈火，在商震和喻哲行心胸中熊熊燃烧！他们顾不得蒋介石的这叮嘱那叮嘱了。

“问题的确很严重！”商震说，“吉田、米内、下村三位先生应该定为战犯予以逮捕！至于是甲级战犯，乙级战犯，还是丙级战犯，把他们的罪证进一步调查清楚了再定。”

“不能信口雌黄，商将军阁下！”萨塞兰咆哮着，“请你们拿出确凿证据来！”

“我们决不是信口雌黄！”喻哲行拿起那些罪证材料在空中扬了扬，“萨塞兰总参谋长和币原首相哪位先过目？”

这使萨塞兰感到非常意外，他一怔：“币原首相你先看！”

喻哲行起身将罪证材料递给币原，他起身伸出双手接过去，如同接过烧得通红的铁块。

吉田、米内、下村都脸色苍白，好比犯罪被人当场抓获似的无地自容，恨不得钻进地底下躲藏起来。

币原看了罪证材料心脏一阵阵急跳。他起身用微微发抖的手将它们递给萨塞兰。萨塞兰像抢夺什么似的接了过去，似乎很生气。

萨塞兰看完，望着商震，责备道：“你们是蒋介石委员长领导的代表团，可不要与中共勾勾搭搭！”

商震回敬说：“我们与中共的政治主张不同，但对日本侵略中国所犯罪行的追究是一致的，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所以，我们对原陕甘宁边区抗日根据地及时提供的有关材料表示欢迎。”他面向喻哲行，“请将这三份罪证材料，分别送给吉田、米内、下村三位先生自己看看。”

“我不看，我不看！”吉田头和手一齐摇动。“我表示抗议！”他无力地半举起右手拳头。

阿基诺很生气：“你抗议谁？吉田先生！请你冷静一点、现在已不是日本军国主义在别国领土上横行霸道的时候了！”

吉田挨了当头一棒，这才老实一点。他的头微微垂着，似乎已陷于沉思。

喻哲行间米内：“米内先生！有关你的罪证材料你看不看？”

米内讷讷地说：“我不看。”

下村紧接着说：“我也不看。”

喻哲行冷笑着说：“心理学告诉人们，你们很想看，巴不得马上就看，只是感到现在不是时候。”

这时，下村起身向币原一鞠躬：“我向首相阁下提出口头辞职，下午再呈送书面辞呈。”

吉田和米内也照此鞠躬和说出同样的话。

“三位不要急于提出辞职。”萨塞兰说，“请你们听听麦克阿瑟最高总司令的意见再说。”他话一出口，就感受到自己的话揭了麦克阿瑟的一层面纱。遗憾的是，话一说出就收不回了。

好吧！且看麦克阿瑟如何处理这件棘手难办的事。

时间，在麦克阿瑟的煞费苦心中，又匆匆过去了半个月。

十一月五日上午十点左右，麦克阿瑟率领助手菲勒士、军事秘书兼高级副官费拉兹，以礼贤下士的姿态来到苏联代表团驻地。

半个小时前，麦克阿瑟亲自与迪利比扬格通了电话。他在电话里说：“我想与阁下和谢列诺维奇将军、中国代表团的商震和喻哲行将军、菲律宾代表团的阿基诺和托尼斯将军、英国代表团的巴特斯克和埃特加将军等朋友，就最高总司令部目前的工作开展交换意见，请阁下通知他们在贵代表团驻地见面。朋友们迸驻东京半个多月了，我应该去看望你们，好，马上见。”

对于被邀者还有英国两个将军，商震、迪利比扬格和阿基诺等人已洞察其用意，这是麦克阿瑟用的一分心计。他们判断，所谓交换意见，无非是转弯抹角地提出对吉田茂、米内光政、下村定问题的解决方案。

这些，也许巴特斯克和埃特加还蒙在鼓里。

彼此见面之后，不知是麦克阿瑟不见对方提吉田茂等人的问题，还是他故弄玄虚，却提出修改日本宪法问题。他从一只黑色皮料提包里，拿出一本明治年间制定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往桌子上一放，郑重其事地说：

“明治宪法，即《大日本帝国宪法》，是日本第一部正规宪法，是在实施明治维新过程中，为增强天皇的权力，为维护和发展资本主义，于一八八九年二月，由明治天皇颁布的钦定宪法。这部宪法的实质是天皇专制主义。”他翻开宪法关于天皇权力的第一章，“我念几条给诸位听听：‘第一条，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之。’‘第三条，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第四条，天皇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并依本宪法之条规行使之。’‘第八条，在紧急情况下，天皇可发布代替法律之敕令。’‘第十一条，天皇统帅陆海军。’因为在五十六年前，日本还没有空军。”

“那时候连飞机也没有呢！”菲勒士说，“这部宪法颁布之后十四年，美国的莱特兄弟才发明飞机呢！”

“这算是一段小插曲。”麦克阿瑟接着说，“我们认为，这部宪法必须作实质上的修改，天皇的权力必须削弱，不能让他拥有实权，只能是日本的象征，现在，请将军们就日本宪法的修改问题发表意见。”

沉默片刻，迪利比扬格说：“因为事先不知道讨论日本宪法的修订，也没有看过明治宪法，所以提不出修改意见。趁此机会，我想说说天皇制的存废问题。”

天皇制的存废问题？迪利比扬格一语惊四座。大家屏声静气，等待他的下文。

他说：“在日本近代天皇制的政治机构中，天皇占据最高统治地位，在法律形式上是国家的化身，因为日本首相和国务相是由天皇任命的，所以，内阁只对天皇起辅弼作用，一切只对天皇负责，国会无权决定。由于天皇直接指挥军队，军阀想对哪个国家进行武装干涉和侵略，可以直接上奏天皇批准，内阁与议会都无权过问。至于议会，也只对天皇起协助作用，对任免官员、统帅军队、同外国缔约、宣战和媾和，都无权过问。”他下面的话像一声惊雷，“为了避免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专制主义的天皇制应该废除！”

迪利比扬格说完，全神贯注等待大家的反应，他看出来了，除了三个美国人，都把他当成勇者和智者。

是的，没有勇气和智慧，是提不出这样严峻而尖锐的问题来的。当然，支持迪利比扬格这一观点，同样需要勇气和智慧。

商震紧接着说：“日本天皇制，是在独特的政治机构中，实现大资本家和大地主集团支配的政治体制，是日本政治反动势力和一切封建残余的主要支柱，是剥削者集团现实的、独裁的、坚固的骨骼；在国内，实行着最反动的军警统治，并利用军部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对四周邻国实行最野蛮的侵略，妄图称霸亚洲，因此，天皇制必须废除，而实行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行使的议会民主制，以确保日本人民过着自由平等的安居乐业生活，确保世界的安全与和平不再受到日本的威胁。”

阿基诺说：“我完全赞同两位将军的观点，不仅封建腐朽的天皇制应该废除，而且应该将裕仁天皇定为甲级战犯予以逮捕！”

他的话同样是的一声惊雷。

“阿基诺将军说得对！”埃特加说，“天皇的权力至高无上，他是侵苏战争、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首要决策者，是首要甲级战犯！”

喻哲行一边听着大家的发言，一边注视着麦克阿瑟那张说不清是什么表情的脸，一阵厌恶涌上心头，于是，将他一军：“废除天皇制、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符合美国对日本政策的基本原则。”

麦克阿瑟一怔，但他没有吭声，只冷冷地望了喻哲行一眼。

原来，美国为报日本偷袭珍珠港和发动太平洋战争之仇，决心狠狠整治日本，曾于九月二十日制订了《占领初期美国对日本政策之基本原则》。《原则》指出：“为了保证日本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不再成为世界安全与和平的威胁，必须建立一个与天皇制相反的、不再由天皇掌权的、对世界安全与和平切实负责的政府，进而实现日本的非军国主义化与民主化。”

这正中麦克阿瑟的下怀，因为他对日本恨之入骨。

一九四一年七月，他任美国驻远东军总司令进驻马尼拉，指挥十二万美菲联合部队，抵抗日军对菲律宾的侵略，却被日本驻马来西亚、新加坡联合部队总司令山下奉文指挥的六万军队打得一败涂地。麦克阿瑟由菲勒士、费拉兹等人护送，带着妻子琼妮和四岁的儿子乘鱼雷艇仓惶逃命，躲进八打雁半岛要塞。他对两个随行者发誓说：“不收复菲律宾，不收复太平洋诸岛屿，不追究天皇和山下奉文的战争责任，我死不瞑目！”

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日下午，他偕同菲勒士和费拉兹，乘坐巴丹号C-54型飞机从冲绳岛飞抵横滨时，在厚木机场向围过来的一群新闻记者说：“我来日本的任务之一是解决天皇问题。解决天皇问题的立足点，是让少数人仇恨，让绝大多数人高兴。我说的少数人是哪些人，这里不必明说了，诸位去领会。”

怎么？今天又是菲勒士和费拉兹在身边？麦克阿瑟望着两个随行者，想起自己近一个多月来思想感情的急剧变化。

九月二十七日上午十一点左右，裕仁天皇由麦克阿瑟父亲的至交、被麦克阿瑟尊称为“不是父亲胜似父亲”的日本政界元老安部正人陪同，拜会麦克阿瑟。

裕仁身穿显得庄重的黑色西服和深棕色衬衫，结着表示惨败的白色领带，以异常沉重的表情，对麦克阿瑟深深一鞠躬。尽管麦克阿瑟连说两次请他坐，他都立正站在麦克阿瑟面前，用哭丧的语调说着服罪认输的话，而且第一次不用“朕”而用“我”说：“我对因为日本推行战争而发生的一切问题和事件，负有全部责任。我对所有的军事指挥官、士兵、政府官员以日本名义做的事情，都负有直接责任。关于我自己的命运，最高总司令阁下怎样判决，都是罪有应得。总之，我老老实实接受审查。”

他说完，扶扶鼻梁上的近视眼镜，又对麦克阿瑟一鞠躬。安部正人起身拉了他一下，他才挨着安部坐下去。他两手搁在大腿上，像个守纪律的小学生。

稍停，裕仁又说：“在决定战争的时候，我已下定决心，不论在政治和军事方面，我都必须负完全的责任。这次拜访最高总司令阁下的目的，就是想请您把我列入审判的行列。”

“犯罪容易知罪难。希望裕仁先生言行一致。我对你的态度表示赞赏。”麦克阿瑟说，“我很钦佩先生，因为你是一位出色的海洋生物学家。”

“衷心感谢阁下对我的了解和称赞！”裕仁对麦克阿瑟没有称“天皇陛下”，而称“裕仁先生”一点不反感，反而起身鞠躬表示感激之情。人的思想反差，竟是如此之大！

麦克阿瑟望着裕仁，对他憎恨之极，恨不得马上宣判他的死刑。他鄙夷地问：“裕仁先生还有什么话要说！”

裕仁起身立正：“没有了。总之，我服输，我认罪，以诚恳的态度反省自己。”

“那就请回去吧！我认为有必要接见你时你再来。”

“我召之即来。”裕仁见安部正人没起身，站在那里不动。

麦克阿瑟说：“我还有事与安部先生磋商，你回去吧！”

裕仁向麦克阿瑟鞠一躬，像片孤零零的落叶似的飘走了。

安部是麦克阿瑟抵东京之后，登门拜访的唯一的日本人。裕仁走后，他与安部寒暄几句，就挽留安部共进午餐，而且是两人对酌。七十八岁的安部还能喝白兰地。两人第二次干杯后，他问麦克阿瑟：“你们打算什么时候逮捕天皇？”

“我想听听安部伯伯的意见。”麦克阿瑟说。

安部说：“我的话能起作用？你能听得入耳？你如今是最高总司令啦！”

“即使我当了美国总统，我在安部伯伯面前还是受教育之辈呢！”麦克阿瑟说，“我多次说过，我敬爱我父亲，更敬爱安部伯伯。您的话我会慎重考虑的。”

“好，那我就直言啦！”安部说，“天皇的确是罪大恶极，即使把他处死，也可以说是死有余辜。但是，如果你们把天皇作为战犯处死，势必给日本带来严重的政治混乱，甚至会造成日本的分裂，极左思潮者定会联合共产党发动游击战争，一旦出现这种局面，你们的驻日同盟军纵然增加到一百万，你们的行政官员纵然增加到三十万，也不可能控制日本的局势。”

“在日本，天皇有这种神通吗？”麦克阿瑟问。

“有。”安部说，“在适当的时候，你可以让天皇去城市、乡村和港口巡幸，你派人从暗中进行观察，看日本人民是怎样崇拜天皇的。”

“请伯伯继续说下去。”

“我认为，你们要想用美国的政治模式改造日本，要想稳定日本局势，要想有步骤地审判战犯，都只能通过天皇来贯彻执行。一句话，让天皇做你们的传声筒。”

把“传声筒”一词用在这里，言简意赅，入木三分，也能引起麦克阿瑟的兴趣，安部可动了番脑筋。

“感谢安部伯伯对我的关心。”麦克阿瑟耸耸肩膀，“请原谅我只能用‘关心’这个词。由于历史的原因，对于一个与日军血战三年多时间的美国军人来说，对于一个驻日同盟军最高总司令来说，伯伯的意见是难以接受的。但是，对伯伯的这些话我将逐句琢磨和领会它的分量，予以慎重考虑。总之，四十年前父亲离开名古屋帝国大医院时说的话，我一直铭记在心。我面临着接受父亲叮嘱的第一次考验。请伯伯理解我此时此刻的复杂心情。”

麦克阿瑟的心情的确够复杂的了。

一九○四年，二十三岁的麦克阿瑟从美国西点军校毕业了，半个月之后，他去时任驻菲律宾美军司令的父亲阿瑟手下服役。第二年，他父亲作为国际代表团成员，而他作为父亲的副官随同父亲旧中国旅顺，调查日俄战争的起因。阿瑟与时任日本天皇总顾问的日方副代表安部正人一见如故，调查刚好结束，阿瑟因交通事故左骼骨严重骨折，安部马上离开旅顺，护送他去日本名古屋帝国医院治疗。阿瑟住院两个月，安部与麦克阿瑟一直守候在他身边，而且住院的一切开支全由安部承担。因此，他伤愈出院时，当着安部对麦克阿瑟说：“安部伯伯不是父亲胜似父亲。我的话你可以不听，但安部伯伯的话非听不可，就是要你去死，你也不能有半点犹豫！”

不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虽说不至于使麦克阿瑟丧命，但他终究没有这个权力。

第二天，麦克阿瑟给杜鲁门总统写信。也许是从策略考虑，或者说是试探试探，信中没有说出安部的观点，而是引用了美国前总统罗斯福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与丘吉尔、蒋介石在开罗举行会议、签订《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时说的一段话：“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必败无疑，我们扬眉吐气地审判三国战犯已为时不远了。这里我想为日本天皇说句话，此人应该留着。同盟国应巧妙地利用天皇的威望改造日本和治理日本。”麦克阿瑟接着表明自己的看法：“看来，先总统的话是有远见的，富有哲理的。当否？请大总统定夺。”

一个星期之后的十月四日，杜鲁门派陆军部长史汀生来东京，与麦克阿瑟商讨对裕仁的处理问题。，史汀生告诉他，杜鲁门同样认为罗斯福的话有远见和富有哲理。于是，麦克阿瑟把安部的观点作为自己的想法，对史汀生说了一遍。

美国国会和杜鲁门采纳了他的意见，于十月三十日下达了《美国对日本之新政策》。该文指出：“出于美国远东政策的需要，驻日同盟军最高总司令部，应巧妙地利用包括天皇在内的。日本政府机关团体行使自己的权力。”“拘捕战犯的工作应继续进行，但未经过国务院同意，不得采取任何有损于天皇的行动。”

麦克阿瑟听了迪利比扬格和商震等五位将军的发言，思前想后，大有“沧海桑田世事之多变”的感慨，也有难言之隐。“出于美国远东政策的需要”，其含义非常深刻，也非常奥妙，三言两语说不清楚，也不能说，更何况麦克阿瑟自己也没有完全透彻理解，只朦朦胧胧意识到保住天皇制和保留天皇一条命至关重要。

“刚才五位将军的意见，都言之有理，无可非议，也无可争辩。”麦克阿瑟说，“切实改造好和治理好日本，是诸同盟国的共同愿望，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从这一总前提着想，究竟是保留天皇制好，还是废除好；究竟是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好，还是不予追究或部分追究好，我们将拿出时间来进行充分而认真的讨论和协商。总之，我们服从真理。现在，言归正题，请诸位就日本宪法的修改发表意见。”

大家都说事先没有准备，对日本现在的宪法也不知所云，故无从说起。

“我们带来了几本《大日本帝国宪法》，在座八位将军每人奉送一本，请大家审读一遍，以后再定时间讨论。”麦克阿瑟示意菲勒士送给每人一本之后，又说：

“最高总司令部决定成立修改日本宪法领导小组，由美国处理日本事务理事会主席西波尔德法学博士任组长，领导四名美国宪法学家进行这一工作。考虑修改的是日本宪法，想吸收两个熟悉日本历史和日本现状的政界人物参加。初步物色到两个人，是日本前首相近卫文麿和平沼骐一郎。”

“吸收这两个人修改宪法？不妥吧！”迪利比扬格一怔。

“这两个人是负有战争责任的，今后是否定为战犯逮捕，等情况调查清楚了再说。反正，他们是瓮中之鳖，跑不了。”麦克阿瑟说，“暂时吸收他们做点事，也是废物利用吧！”

大家勉强表示同意。

“谢谢诸位的合作与支持。”麦克阿瑟说，“最高总司令部的工作千头万绪，也比较忙乱。当前应该着重抓哪些工作，怎样抓？想听听诸位的意见。当然，也可以说说自己的要求。”

“我有个要求，最高总司令！”巴特斯克有点迫不及待了，“九国代表团就日本政府任命吉田茂、米内光政和下村定继任内阁大臣一事提出抗议，时间已过去半个月还不见日本政府的答复。此事你得过问，你得支持我们呀！”

巴特斯克不明事情真相，他是言者无罪。

麦克阿瑟也就顺水推舟，把自己当成局外人。他说：“此事我已经过问了，也一定支持你们。九国代表团的联合抗议书，以及这三个人的罪证材料，我都仔细看过了。这件事的发生，责任在于日本政府用人不当。当然，我也有责任，因为币原首相准备让这三个人分别继任外务相、海军相、陆军相之前，征求过我的意见，由于我对这三个人的历史面貌不清楚而表示同意。我是糊里糊涂犯了错误！”

他边说边注意中国、苏联、菲律宾三国将军的表情，把他们政治上的老练，看成对他的所说深信不疑。于是，他微笑着说：

“对于这件事的处理，币原首相与我商量过。下面，说说我的意见，希望得到诸位将军的理解和支持。我想，吉田对中国人民是有罪的，但他毕竟没有米内和下村那样罪大恶极。还有，因他不赞成日本政府的侵略政策，主张与同盟国早日媾和，而于一九四五年六月被捕，坐了两个多月班房，日本投降前夕才被释放。再说，他在东久迩宫内阁出任外务相期间，与最高总司令部的合作是默契的。因此，我建议吉田的外务相仍然保留，让他立功赎罪，也是给日本政府留点面子。米内和下村的大臣职务一定要免掉，暂时让这两个人干满两个月，干到十二月二十一日止吧！我完全同意九国代表团的意见，这两个人免职后就定为甲级战犯逮捕。此事请在座诸位绝对保密，以免发生意外事故。”

他顿了一会，面向商震，显得诚恳地说：“吉田曾在中国犯有罪行。这样处理，商将军的意见怎样？能通得过吗？”

商震想到麦克阿瑟已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又自己搭梯子下台，而且已起到了震慑吉田和教育麦克阿瑟的作用，觉得斗争宜适可而止，回答说：“同意最高总司令的意见。”

麦克阿瑟带着满意的微笑告别了商震等人。因为兴奋，回到帝国大饭店，又去由按摩女郎为之擦身和按摩的男女混浴澡堂，舒舒服服洗了个澡。

但是，事物的发展总是使他不顺心，好像一切都在故意与他作对。

十二月十四日上午，有五万工人代表参加的日本产业工人工会成立大会，在东京追滨海军机场举行。坐在主席台上几个左派政治领袖，要数德田球一最引人注意。这是因为他是日本共产党总书记，蹲了十八年监狱，释放出狱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更重要的是他在法西斯牢房里，进行了顽强的狱中斗争，不断地进行反战宣传，坚信日本侵略者必败，因而不断被加刑，由十年徒刑改为二十年，后来又改为无期徒刑。日本人民普遍尊敬他。

德田球一是一九二八年二月因反对日本政府对内残酷剥削日本人民、对外准备发动侵略战争而被捕入狱的。十月四日，币原内阁执行同盟军最高总司令部下达的释放一切政治犯的命令，德田才获得自由。在狱中，他患全身神经痛病，有时完全不能动弹，刚才他是由人背上主席台的，五十一岁的德田，年迈古稀似的衰老了。

国际检察局侦察部副部长萨洛特上校，率领一连宪兵来到会场四周，既是维持大会秩序，也是侦察情况。

当选为日本产业工会首任委员长的菊地清五郎宣读了工会章程、工会组织法和第一届工会委员和正副委员长名单之后，向大家宣布：“现在，请日本劳动人民公认的杰出英雄、杰出政治家、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德田球一先生讲话。”

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德田说：“工人是令人尊敬的，我应该站起来讲话，但两条腿的神经痛得厉害，只能坐着讲，请诸位原谅。”

他为了表达对驻日同盟军最高总司令部的感激之情，将他出狱后当天发表的《告日本人民书》又念了一遍。文章一开头说：“由于有从法西斯与军国主义手里解放世界的同盟军进驻，揭开了日本民主革命的序幕。同盟军是日本人民的解放军，我们衷心感谢他们，并诚心拥护他们！”他念完《告日本人民书》之后，号召日本工人阶级团结战斗，彻底铲除日本军国主义，为建立一个和平、独立和民主的新日本而奋斗；在目前，应积极支持同盟军对战犯的逮捕和审判；对币原内阁正确的要热情支持，错误的要坚决反对，然后说：

“近二十年来许许多多血的教训告诉人们，日本天皇制是极端腐朽的、极端反动的、极端野蛮的、极端残酷的政治体制，必须坚决废除！裕仁天皇是近十多年来一切对外侵略战争的首要决策者，是日本首要甲级战犯，我们呼吁驻日同盟军最高总司令部立即下令逮捕他！”

“坚决废除天皇制！”“立即逮捕裕仁天皇！”的口号声响彻云霄。

“现在，我揭露币原内阁两大不能容忍的错误！”德田说，“一是公然让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三个刽子手吉田茂、米内光政和下村定分别继任外务相、海军相和陆军相；二是竟敢让发动侵华战争的主要决策者的近卫文麿、平沼骐一郎参加日本宪法的修改。这是对历史的讽刺和践踏，也是与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公开对抗！我们请求最高总司令部出面干涉，并下令逮捕这五个战犯！”

一阵高呼逮捕五个战犯的口号声过后，人群中有人大声提出：“为了使德田先生的讲话扩大影响，并付诸实现，请求大会执行主席菊地先生批准并领导我们游行示威！如果你同意，先去首相府，再去最高总司令部。”

“我们要求游行示威，我们要求游行示威！”五万人的呼喊声汇集在一起，惊天地而泣鬼神。

菊地清五郎与大会主席团成员低声商量几句，满足了大家的要求：“大会主席团同意游行示威，但是，我们去最高总司令部不是示威，而是请求和请援！”他宣布游行路线和应该注意事项之后，游行队伍就浩浩荡荡向日本首相府进发了。

萨洛特通过无线电收发报机，及时将大会情况和游行示威情况，报告给菲勒士。

麦克阿瑟从菲勒士的记录稿中，知道德田球一的讲话内容和工人游行示威情况，大吃一惊！他心情沉重地吸着烟斗，在办公室踱来踱去。

他是在懊悔？在自作自受？德田、菊地和坐在主席台上的几个人，都是十月四日释放的政治犯；工人和农民有组织工会和农会、游行示威、批评天皇和政府的自由，也是十月四日命令规定了的。

他是感到太意外？感到太突然？眼前发生的一切，的确是他没有想到的，尤其是德田球一那富有煽动性的讲话。

萨塞兰看了菲勒士的记录，满脸苦涩地对麦克阿瑟说：“我们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

“从哲学观点看，砸砸脚，破点皮，流点血，总比石头原地不动好。”麦克阿瑟说，“十月四日的命令，其实是一种手段。没有四日的命令，最高总司令部的威望能有今天这样高？！我们要利用工会，利用德田球一这样的人物为我们效劳。”

菲勒士说：“工人已经闹起来了，我们该怎么办？”

“请你给对敌情报部长索普打电话，传达我的命令，马上派宪兵逮捕米内光政和下村定。”麦克阿瑟说，“原想让他们干满两个月，还差七天，现在事不由人了。近卫文麿和平沼骐一郎是有影响的人物，想利用他们为我们控制日本出把力；现在也保不住了，也逮捕。这四个人暂不送监狱，把他们押到首相府去。”

费拉兹问：“为什么送首相府？”

麦克阿瑟：“现在没时间细说，等会儿你们就会明白。”

他吩咐生活秘书特曼娜备车，然后对萨塞兰和费拉兹说：“二位与我一道去首相府，与游行示威群众见面。”他面向良秀子，“良秀子小姐也去，给我当翻译。”

“游行群众不是要来我们这里请求和请援吗？”萨塞兰说。

麦克阿瑟说：“我不愿意他们来我们这里。走吧！我们必须赶在游行队伍前面抵达首相府。”

币原喜重郎从东京警察局的电话报告里，知道几万工人游行示威的消息，吓得面无人色。他一边命令门卫将首相府的铁栅栏门锁住，一边给麦克阿瑟打电话。接电话的菲勒士告诉他，麦克阿瑟已来首相府了。他赶忙带领内阁书记官长次田大三郎、秘书秋水纯宜去首相府门口迎接麦克阿瑟一行。币原等人来到门口，门上的锁还没有来得及打开，麦克阿瑟他们已经驱车来了。

“大门紧闭？”麦克阿瑟走下车来责备道，“你们怎么这样害怕群众？”

“众怒难犯啊！我是束手无策呢。”币原苦笑着说。他思想上很反感：游行群众的那些要求我无权解决，如果你麦克阿瑟处于我这种地位，看你害怕不害怕！

麦克阿瑟也许想到了这一点。他跨过大门，语气和缓地说：“让游行群众进入到首相府大院地坪里来吧！”

他手指首相府办公楼三楼那长而宽的阳台：“我们在阳台上与他们见面。请首相阁下在阳台上装上扩音器，越快越好。对了，扩音器要装两个，一个给良秀子小姐使用。”

币原把麦克阿瑟一行领到首相府会客室，当他知道米内和下村已被逮捕时，怔了片刻，问麦克阿瑟：“米内和下村的职务由谁接替好，阁下考虑过没有？”

“考虑过。”麦克阿瑟说，“还没有物色到适当的人选。日本今后不会有正规的海军和陆军；海军相和陆军相迟早会撤销。在没有撤销之前，这两个职务都由你兼任。等会儿我打电话与裕仁先生通通气。不是战时，这两个省没有多少事要办。请不要推辞。”

“好！我不推辞。”币原深情地点点头。

也许是干得多了，熟能生巧，宪兵们逮捕战犯的行动非常神速。麦克阿瑟坐在会客室，一杯茶还没有喝完，索普陆军准将前来报告说：“米内光政和下村定、平沼骐一郎已经逮捕押送来首相府。近卫文麿闻讯逃跑了，我己派已纳德和克劳斯两个少校带人去近卫可能旧的地方进行搜捕。请指示，已经逮捕的三个人关押在哪里好？”

“把这三个人关押在哪里，请秋水纯宜先生安排一下。”麦克阿瑟回头对索普说，“一定要把近卫缉拿到案。有什么新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五万产业工人的游行示威，表达了日本人民的愿望。游行队伍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到了首相府门口已汇聚成五十万人的洪流。首相府院内的地坪里，只容纳了两万人，其余的人都拥挤在首相府前面的街道上，此起彼伏的口号声，直到麦克阿瑟和币原喜重郎等人出现在阳台上，才逐渐停止。

币原对着扩音器大声喊道：“请大家安静，请大家安静！现在，请驻日同盟军最高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训话！”

麦克阿瑟走到扩音器前，右手举在军帽帽檐儿上，向大家敬了个军礼。他说：“女士们，先生们！你们的行动是革命的行动，我表示完全支持！”他停下来，让良秀子将他的话口译成日语。

游行者们感到意外，也感到满意，有人领头呼喊口号：“向麦克阿瑟最高总司令致敬！”“全力支持最高总司令部的工作！”

“谢谢！”麦克阿瑟说，“菊地清五郎先生来了没有？如果在场，请以几十万游行群众的总代表身份上阳台来！”

刚才领头喊口号的就是菊地，他一腔热血往上涌，无比激动他说：“菊地我来了！”

菊地年约四十，原是东京钢铁厂工人，因多次组织工人罢工，反对将工人编入军队开赴中国打仗而被判处十二年徒刑。他一跨入阳台，麦克阿瑟就显得亲热地迎上去，与他握手和拥抱，然后拉菊地站在他的右边，这位置原是萨塞兰站的。他左边站的是币原喜重郎。麦克阿瑟此举，博得了游行群众一阵热烈的掌声。

麦克阿瑟神采奕奕，容光焕发。看得出，他对自己的智慧和才华很自信。

他说：“德田球一先生的《告日本人民书》我看过，他今天上午在产业工人工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内容，我也大抵知道，字里行间洋溢着革命的激情，他不愧为日本杰出的政治家。遗憾的是，十八年监狱生活使他身患重病而不能来。我诚心祝愿他早日恢复健康！等到工作忙出个头绪来了，我去看望他。”

他的话又博得了一阵掌声。

麦克阿瑟更是神采飞扬：“最高总司令部接受大家的要求，已将米内光政、下村定和平沼骐一郎三人作为战犯逮捕了！眼见为实，把这三个人押上阳台来当众亮相！”。

诧异、钦佩、感激、欣喜，多色调地涂抹在每个游行者的脸颊上。

三个罪犯都戴上手铐，由三个美国宪兵押上阳台来了。他们往日的凛凛威风已一扫而光。米内的脑袋好像有千斤重，沉沉地垂在胸前；下村萎靡不振，脸色惨白，像患了营养不良症；老态龙钟的平沼，显得精疲力竭，两眼微闭着，忽然，他两眼睁开，对着麦克阿瑟一鞠躬：

“我年老体弱多病，恳求最高总司令阁下开恩，不要把我送进监狱，在寒舍设立家庭看守所，总之，我老老实实认罪。”

麦克阿瑟打量着平沼，他沉思一会，对这个终身未婚的瘦弱老人说：“你每天坚持去明治生命大楼，参加日本宪法的修改，身体不是很好吗？精力不是很充沛吗？”

“那是受一种精神支柱支撑着，阁下。”平沼说。

麦克阿瑟把脸转向阳台下游行群众：“我们美利坚合众国是世界上最讲人道主义的国度，我同意平沼先生的要求，在他家里设立临时看守所。”

人群中一阵体现人类同情心的激动过去，麦克阿瑟说：“最高总司令部正参考纽伦堡法庭审判德国战犯的经验，制订审判条例，我们将依法审判他们。”他手一挥，“把他们押下去！”

他接着说：“近卫文麿已畏罪逃跑，我们正在搜捕中。那么，我们为什么没有逮捕吉田茂先生呢？”他又将吉田没有米内、下村那样罪大恶极，在上届内阁任外务相时与最高总司令部配合默契，把他留在内阁立功赎罪的话说了一遍，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理解和支持。

人群中响起了表示拥护的掌声。

“鉴于废除天皇制和逮捕天皇，问题错综复杂，需要慎重考虑，我一定与各驻日军事代表团进行磋商，也一定与日本各界人士进行磋商，以后一定会给日本人民一个满意的答复。下面，请菊地清五郎先生讲话。”

菊地受宠若惊。他毫无思想准备，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他站在扩音器前面愣了好一会儿才说：“诚如德田球一先生所说，同盟军是日本人民的解放军，我们工人阶级办事是通情达理的，我们对最高总司令下令逮捕四名战犯感到满意！”

他举起紧握拳头的右手：“请大家随我喊四句口号：感谢最高总司令的支持！拥护最高总司令的主张！向最高总司令致敬！全力支持最高总司令部的工作！”他征求麦克阿瑟的意见之后，提高嗓子说：“现在退场！请大家不要拥挤。”

苏联代表团在斗争中确立了自己的核心地位，各代表团团长有什么共同关心的事，就不约而同地来到苏联代表团驻地交换意见。

下午四点左右，大家又聚集在一起，对麦克阿瑟上午的言行议论一番。他们对逮捕米内、下村、平沼和正在搜捕近卫感到满意。但是，澳大利亚代表团团长布莱、加拿大代表团团长戈斯格罗夫、印度代表团团长贾迪对麦克阿瑟没有邀请他们参加在首相府的活动表示不满，认为是看不起他们。

法国代表团团长勒克莱对此持异议，他说：“我的看法不一样。就是麦克阿瑟邀请我也不去，何必给他做陪衬！”

“陪衬”二字道出了问题的实质，大家对勒克莱投去钦佩的目光。

商震说：“他不邀请我们是心中有鬼，怕我们当着几十万游行群众，就天皇制的存与废、天皇的逮捕与否问题与他面对面斗，扫他的面子！”

“商将军的话一针见血。”迪利比扬格说，“看来，我们有必要与日本共产党和各工会组织取得联系，争取他们与我们团结合作。”

“迪利比扬格将军的意见很好。”新西兰代表团团长艾西特说，“我想，在苏联，共产党是执政党，由苏联代表团出面与他们联系更方便。”

大家赞成艾西特的意见。

“感谢各代表团对我们的信任。”迪利比扬格说，“我们义不容辞。”

晚上十点左右，麦克阿瑟给索普打电话，询问搜捕近卫的情况。索普在电话中告诉他，凡是近卫可能涉足的地方，诸如他岳父家、舅父家、弟弟家、妹妹家、女婿家和好朋友家都搜查过，而且继续派宪兵包围这些地方，但却不见近卫的踪影。

“封锁东京各车站、码头和机场，防止近卫外逃。”麦克阿瑟叮嘱说，“一定要想方设法抓到他，也一定要防止他自杀！同盟军进驻日本以来，已经有前参谋总长杉山元、前关东军总司令本庄繁等两个应定为甲级战犯的人自杀，还有前首相东条英机自杀未死，国际影响很不好，法国戴高乐总统甚至指责我们无能！近卫曾三任日本首相和两任枢密院议长，如果他也自杀，那么，影响就更坏了。”

但是，事物的发展有自己的运行规律。

近卫文麿决定自杀。

现在，他躲在为他家做了十年女佣的竹内贞子的娘家，即千代田区珠玑街一二八号。贞子的哥哥竹内文成，是在追浜机场维持秩序的日本警察连长，当德田球一要求最高总司令部逮捕近卫等战犯时，他出于曾为近卫当过卫士的感情，以上厕所为由离开会场，给在家休病假的贞子打电话，要她乘出租汽车去明治生命大楼，以最快的速度把近卫接走。近卫离开明治生命大楼是上午九点过十分，比索普带人进入这里早四十分钟。让近卫躲在珠玑街一二八号，是贞子的意见。这是索普没有想到过的地方。贞子的父亲竹内桂实，原是东京早稻田大学的炊事员，已年过花甲退休在家，他对近卫的处境很同情，要近卫在他家二楼呆十天半个月，等他与在韩国汉城开洋行的表弟取得联系，就帮助近卫去汉城。近卫感到逃往汉城困难很多，也不愿意过亡命异域的生活，更不愿意连累竹内一家，但他没有将自杀的打算告诉竹内，谎说他有个妻弟在马来亚怡保经商，他可以改名换姓去怡保渡过晚年。

晚上十二点，近卫决定回家去。他回家，并非要与妻子作永诀，而是日本投降后的第二天就准备好的一小瓶氰化物藏在家里。他没有去明治生命大楼办公之前，每天都将这瓶毒药放在口袋里，准备随时服用，一死了之。最高总司令部让他参加修改日本宪法之后，他存在侥幸心理。眼看日本军界旅团长以上军官，政界除了米内和下村定等少数几个人以外都作为战犯逮捕了，而且还逮捕了一批经济界的财阀，而他居然还受到麦克阿瑟的重用，不是已经化险为夷了么！因此，他干得十分卖力，多次受到西波尔德的称赞。五天前，麦克阿瑟去明治生命大楼了解战犯审判条例的制订、日本宪法的修改情况时还问过他：“宪法修改好了，你打算干什么？近卫先生！”他回答说：“去大学教授法律课，我还是能够胜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