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着魏俊武的旨意，陈楚荣开始为他开票。魏俊武不但手把手地教他怎样开票，而且教他如何与税务局打交道，如何领购发票和申报纳税。陈楚荣虽然没有文化，但也是个聪明人。没几天，他就掌握了虚开发票的全部流程，而且觉得开票这么简单，开票给别人，然后收取一定的手续费，低的不到票额的1%，高的5.5%，再搞些假发票或者以比较低的价格从别的地方找些发票为自己虚开，做进项发票，最后多多少少给税务局缴点税，就万事大吉了。

　　陈楚荣弄明白了，要多开票，就得多开几家公司，公司多了，就能从税务局领出更多的发票。公司好办，只要多注册几个，多租些门脸，多花点钱就是了。如果跟工商税务的人熟，花点钱，租不租门脸都行。魏俊武很关心陈楚荣的生意，他见陈楚荣干上了瘾，就再送一个人情，陆陆续续送给他十来家公司。当然，这些公司大多是纸上的。只有“执照”，而没有实在的场所。到案发时，陈楚荣已经有“潮阳市新富荣服装工艺厂”等3家空壳工厂和“潮阳市洽兴贸易公司”等9家商贸企业了。

　　渐渐地，陈楚荣的翅膀硬了，他有了独立操作的意识。跟着魏俊武干，心是省了，但挣钱还是有限。因为你开给魏俊武的票，收费肯定不能太高；但老是低走，就有违“市场规则”，心里总是不太情愿。魏俊武也看出了陈楚荣的心思。一天，魏俊武对陈楚荣说：“你愿意独立核算也行，亲兄弟明算账嘛……”这时，陈楚荣觉得魏俊武还真是个好人。

　　单干以后，就得自己处理与税务局的关系了。陈楚荣心里清楚，只有让他们得到好处，他们才能为你让路。这年头，都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谁能白白为人做事呢？

　　怎么与税务局套近乎呢？陈楚荣也没有什么新花招，就是拉人家吃饭。初次邀请，选定的饭店档次不能低了，而且得让人高兴。这年头，谁缺吃？吃饭是给面子。于是，他选了云梦酒店。与那些有名的酒店比起来，云梦还差着档次，但云梦也有自己的特点：一是有野味，二是有相关的娱乐服务。

　　在陈楚荣的盛情相邀下，税务所所长陈巧禄、副所长陈冠敢、专管员刘武雄来到了云梦酒店。一落座，陈楚荣开宗明义：“有三位领导的关照，我的生意才顺顺当当地开张了。我是个粗人，不会说话，但理儿还是清楚的，因此我就说一句话，不管我挣多少钱，都有你们的一份。”

　　专管员刘武雄向两位所长介绍说：“在我的管片里，陈老弟算是爽快人。虽然我们执法要公平，但对陈老弟这样的人，我们应该有所帮助……”

　　斟了酒，上了菜，房门一开，进来4位花枝招展的小姐，她们是过来为客人陪酒的。陈楚荣知道，只有吃好，喝好，玩好，他们才能记着你，才能为你开启绿色通道。

　　陪完酒，小姐会跟着你去洗桑拿，或者进房间给你按摩，或者由你带出酒店，一切自便。反正主人已经为你买单了。

　　因为招待得好，以后凡陈楚荣相请，这几位领导一般不会推辞。当然，这样的招待起不了多大作用，真正要税务为你“服务”，让你领到比别人更多的发票，你还得花钱，把你自己挣到的钱分出去一份。

　　在税务局的“配合”下，陈楚荣的“生意”越做越大，成了潮阳市的“商界大鳄”。他的12家企业虽然没有生产能力，但来“购货”的人却踏破门槛，几百万、几千万的“买卖”在这里顷刻成交。据“807”工作组查证，从1999年1月至2000年6月的一年半时间里，陈楚荣在当地税务所的“掩护”下，疯狂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7.45亿元，税额1.28亿元，受票单位利用这些发票抵扣税款1.17亿元，骗取出口退税数百万元。

　　陈楚荣因为虚开增值税发票数额特别巨大，被法院终审判处死刑。

　　亡命天涯

　　抓获陈楚荣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他逃离西胪后，去了很多地方。东转转西转转都觉得不安全，就想起了少林寺。他认为，那佛祖圣地肯定是最安全的地方，况且自己对那里还是有很深的感情的。去少林寺不到半个月，他突然发现有两个陌生人总在那里转悠。尽管这里都是陌生人，但这两个人总有些特别。一般来旅游的人都是转转就走了，哪有天天在这里的？他意识到情况不好，就星夜离开了少林寺。

　　离开少林寺后，他去了上海。住了两天后，他觉得那里太嘈杂，即使没有人专门去抓他，他也会被警方在例行公事时把他捎上。他拿的身份证是假的，他知道那证件蒙旅馆行，蒙警察估计不一定行。住在旅馆里即使不被抓到，就是每天做噩梦也够他受的。做了那么多年生意，朋友倒是各地都有。但以什么借口住人家里呢？说自己是逃犯？那肯定不行。除非是亲戚家，没准儿稀里糊涂就住上了。他叔叔、舅舅有一大堆，一家住一个月，半年就过去了。但他细一想，这些地方公安局没准儿会盯上。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要被抓住就惨了。陈冠敢不是说了么，抓住没准儿要掉脑袋。陈楚荣不想死。一方面他有6个孩子，他难以想像这些孩子这么早就没有了父亲会怎么样。另一方面，他挣了这么多钱，还没来得及花呢。他吃了小半辈子的苦，下半辈子就该是享福的时候了。他不愿在该享福的时候就离开这个世界。

　　如飘萍一般，这时他飘到了杭州。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天堂究竟什么样，他想去看看。如果行的话，就在那里住下来。

　　潮汕的风光不错，但一到杭州，他觉得这里比潮汕要好一大截。

　　他忘了自己是一个逃犯，竟像普通游客那样，参观起这里的风景。在三潭印月，他还有了照相留念的兴致。相片是立等可取的，靠在石柱上的他还算英武，只是戴着帽子的缘故，上半拉脸是灰的。他不敢摘帽子，因为在少林寺剃了头后，头发还没有长上。秃头是很惹人眼目的，哪怕照相的一瞬，都有可能被路过的警察发现。为了躲人眼目，他在远郊区的一家旅店住了下来。

　　刚住到第三天，半夜三更的，听见有人敲门。他从猫眼里一看，差一点把他吓趴下 —— 站在门前的竟是他日夜躲避的警察！他的身子像筛糠似的抖了起来。他不敢开门。一开门，他就将与这个世界告别……但细一想，人家一脚就能揣开这门，能躲得过去吗？他镇定了一下，开了门。警察进屋后，并没有注意他的神情，而是在房间的角角落落找了一遍，而后就出去了。“阿弥陀佛！”陈楚荣默默地念道。他觉得自己的命真大。这些天，自己娱乐场所没少去，从来没有碰到警察；今天，警察来了，自己却平平安安。

　命大归命大，陈楚荣不敢再在旅店住了。要是再碰到公安，说不定就出事了。不住旅店住哪儿呢？想着想着，他又想到了寺庙。

　　去哪儿的寺庙呢？陈楚荣认为还是家乡的好。如果风声不那么紧了，他逮着机会还可以夜半回去看看宝贝孩子。汕头的寺庙有的是，但他不敢去，因为在那儿呆着，他会睡不着觉的。如果离远了，山河阻隔，也不太方便。想了半天，他打算去汕尾，这样既离开了汕头，离家又不那么远，而且，他早就听说过那儿有个寺庙，叫元山寺。

　　经过一番打听，陈楚荣找到了位于陆丰市碣石镇的元山寺。碣石镇，陈楚荣一听这名就感觉有些怪。什么叫碣石，他搞不懂。到那里一看，原来这个镇位于玄武山上。从高处往下看，坐落于中央的碣石镇三面环山，一面临海。陈楚荣惊叹，多好的风水啊！陈楚荣边走边看，山上遍是巨石，或陡然屹立，或横亘山岗，或像虎，或似牛。碣石镇一定是因此得名。陈楚荣感慨道，过去只知嵩山好，少林寺好，到了这里，方知山外有山，寺外有寺。

　　陈楚荣已经知道了寺庙里的规矩，知道寺庙能收什么样的人。所以，他轻松地被元山寺接纳了。于是，他再次落发为僧，在这里重新过起吃素念佛、青灯黄卷、晨钟暮鼓的生活……

　　陈楚荣为元山寺的巍峨肃穆富丽端庄所折服。他去过少林寺，去过灵隐寺，觉得元山寺的建筑形制比那些地方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识不了几个字，也弄不懂这个千年古寺的来由和演变，一两周下来，他渐渐知道了这里还有民族英雄林则徐、清末同治皇帝和碣石镇总兵的一块块题匾。

　　头两天，陈楚荣还挺适应的。因为这毕竟是久违了的地方，也可以说是他的第二故乡，有一种令他心醉的感觉。他想，即使回不了家，能在这里了却一生，也应该说是一种不错的选择。然而，要是在十年前，他也许能够做到。如今，他不但完全世俗化了，而且过的是花天酒地的生活。酒色财气，如今他是一件不能少，少了就像吸毒的人离开了毒品一样难受。渐渐地，他过不了六根清静的生活了，便三天两头到镇里喝酒吃肉，寻欢作乐。别说去特殊场所，就是去饭馆吃肉，穿着袈裟肯定不那么方便。于是，他出门时带着便衣，到半路上钻进树林，把行头换了，再出入酒肆青楼。

　　就像做贼似的，一两次不一定被抓，但时间长了，没有不栽的。

　　一天，可能是喝多了点儿，陈楚荣竟忘了换上袈裟，穿着西服晃晃悠悠回到了寺庙。

　　众僧一看，这位新来的小厮整个一个花和尚鲁达！

　　佛门净地怎么容得了这种六根不净的人！不管陈楚荣如何解释，还是被方丈赶出了寺庙。

　　陈楚荣本想再去一家别的庙宇，但细一想，吃素念佛的日子他绝对过不了，但每天像做贼似的往外寻荤，用不了几天就会被人发现。与其到佛门里受限制，不如自己找个偏远的地方住起来既方便又踏实。

　　去哪里呢？他想到了漠河，想到了喀什，想到了三亚。他觉得，漠河太冷，喀什太偏，只有三亚最好，那里的气候与潮汕相似，过得惯，尤其是眼下的冬季，在那里能呆得住。于是，他去了天涯海角。

　　由于有在杭州受到惊吓的经历，他只在三亚住了两宿，就在郊区租了一个民居。他知道，民居是最安全的，那里绝不会有警察去。只要你不在那里开赌场、倒腾光盘，没有人会注意你。于是，他又过起了优哉游哉的日子。虽然夜里有时会做噩梦，但生活质量还是蛮不错的，比在元山寺的日子强多了。除了做噩梦，他还不时梦见他的6个宝贝孩子。他太想他的孩子了，他觉得自己一天也离不开他们。而今，已经两个多月没有见到他们的面容，没有听到他们的声音。但回去见他们是不可能的，公安局一定还在他家门口蹲着，回去等于自投罗网。

　　那么，听听他们的声音总是可以的吧？

　　一天夜里，他拿起住宅电话，刚拨到最后一个号码，他立即放下了话筒。他觉得不应该在住处打电话，应该找一部公用电话。于是，陈楚荣披上外衣，下了楼，走到院外，在一个小卖部给家人拨起了电话。他先向妻子问好，接着与6个孩子一个个说话，情意绵绵……

　　就是这个电话，使苦苦躲藏的陈楚荣暴露了目标。第二天，警方就来到他的身边。通过调查，警方敲响了他的房间。狡猾的陈楚荣逃避了两个月后，终于在天涯海角被“807”抓捕组擒获。

　　正如陈冠敢猜想的那样，陈楚荣被判处了死刑。

　　陈楚荣被抓后，首先供出了把他领进门的魏俊武。工作组成员王振向我们介绍说：“对被判处死刑的结果，陈楚荣是没有想到的。他一直以为最多关几年监狱，根本没有想到，自虚开第一张增值税发票起，他就一步步走向‘高墙大院’，一步步走向灭亡。庭审时，陈楚荣说自己是被人利用的，真正操纵虚开的人是峡山人魏俊武，他只不过是被魏俊武利用的替罪羊。他过去一直觉得魏俊武这个人很讲义气，很大方。现在看来，魏俊武是利用自己当挡箭牌，让自己做替死鬼。”

　　进了看守所后，陈楚荣就装傻充愣，工作组成员浦永说：“陈楚荣是一个极难对付的人，每次提审都令人大伤脑筋。专案组有个澄海市公安局的同志，每次都是他配合我们审陈楚荣。为什么说审讯陈楚荣大伤脑筋呢？第一，因为他是个文盲，大字不识。第二，他不会说普通话，得由那个公安当翻译。我们问话，先告诉公安，然后由公安转告陈楚荣；陈楚荣用潮汕话说给公安，公安再用普通话转给我们；后来干脆直接笔录，我们再看笔录理解其中意思。这样，关于审问陈楚荣的笔录就有三种：一种是公安部门的，第二种是专案组的，第三

种就是我们的。但后来我们发现，有些问题三种记录三个答案，口径都不一致。我们只好再问陈楚荣，陈楚荣就装听不懂糊弄我们。陈楚荣以前是开饭店的小老板，贩过海鲜，跑过深圳，据说他还是武林高手。我们问他跟张直帆是什么时候认识的，他说是以前做海鲜生意时认识的，1992年就认识了，是在深圳认识的。陈楚荣是一个装傻充愣的人，他很狡猾。他说他不会说普通话，但一审判决之前，我们再去问他问题的时候，他就说普通话了，而且他不让你走，说还要交代什么问题，说是谁谁把人杀了，最后掏钱私了了等等。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知道自己要判死刑了，知道自己耍小聪明顽抗到底要付出生命代价，他才知道害怕了。”

　　韩秋曾到澄海看守所找陈楚荣谈话。陈楚荣一改过去装傻充愣的态度，表现得非常配合。这次，他不但会讲普通话了，而且主动揭发了张直帆等人，交代了许多过去没有交代的问题。韩秋过去也询问过陈楚荣，但他很不配合。韩秋对陈楚荣态度的突然变化表示不解，陈楚荣说：“过去我挺着不说，但精神压力非常大；现在说了，我就感到非常轻松，等于身上的包袱卸下了。”韩秋问：“怎么不早检举他人早卸包袱呢？”陈楚荣说了实话：“为了保命呗……”

　　我们在监狱里见到了陈楚荣，见他长得非常结实。脑门宽宽的，下巴有些尖。虽然在农村长大，但并不很像农民，只是一说话就露出了土气。他对我们说：“我死倒没有什么关系，最对不住的是我的6个孩子。他们最大的才10岁，最小的才1岁。临出逃前，我把6个孩子叫到一起，对他们说，我要走了。老大问，去哪里？我也不知道去哪里，就随口一说，去天堂。接着是老三问，天堂在哪里？我说在天上。老三马上高兴得蹦了起来，说我也要去，我也要去。我鼻子一酸，流泪了。说实在的，我这人挺犟的，从懂事起没掉过泪，即使在少林寺最孤独的日子里也没掉过泪……”

　说到这里，陈楚荣抬头看了看窗外的高墙，眼里流露出怨恨的神情。他接着说：“我一恨自己太贪，弄钱没个够，有人劝我悬崖勒马，包括税务所的一位老所长就劝过我，但我听不进去。我二恨税务所的几个人，他们是国家干部，是懂法的，我觉得与他们配合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唉！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寻找替身

　　“生意”火的时候，陈楚荣几乎不用再出门了。他雇了三个会计专门为他开票。这三个人每天键盘敲得噼啪响，可以说是日进斗金。可是在刚刚脱离魏俊武那阵，他还得亲自上阵，到各处拉买卖，也就是推销发票。他杀出外地的第一站是普宁，上那里去找周晓晴。陈楚荣漂泊天涯十来年，可谓朋友遍天下，但情分最深的也许就是周晓晴了。

　　周晓晴是普宁流沙镇人。流沙镇是普宁市政府所在地，虽然是县级市，但到底也是市，那么周晓晴也是城里人了。七八年前，陈楚荣在深圳贩海鲜时，曾经有过赔得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的经历。是同乡和同行的周松青慷慨解囊，不但给他回家的路费，而且当即拍给他6000元钱，让他再进一些货，以便起死回生。正是靠着这6000元钱，陈楚荣得以翻本又盈利，最后挣得一笔钱开起了饭馆。

　　做人不能忘本。陈楚荣刚富起来，就跑到流沙镇找周晓晴。陈楚荣开着车，穿得西装革履的，周晓晴差一点没认出他来。陈楚荣把周晓晴拉到华都饭店，两人推杯换盏，话旧说新。他不仅要用请客和送礼来报答他，而且还要给他生财之道 —— 让他与自己一起做“发票生意”。

　　就这样，在陈楚荣的示范和帮扶下，周晓晴踏上了罪恶的骗税之旅。

　　周晓晴干起骗税勾当后，又把黄文龙拉下了水。

　　黄文龙后来成为“807”税案要犯，被第一批执行死刑。

　　周晓晴和黄文龙的关系，与魏俊武和陈楚荣的关系颇为相似。只是周晓晴躲到幕后，自己不再出面，而魏俊武把陈楚荣推到前沿阵地后，自己一刻也没有停止活动。

　　周晓晴不但是城里人，其父母都是吃官饭的，母亲在一家外资企业服务公司工作。与陈楚荣相比，周晓晴的心更高。他一直在寻找出人头地的机会。他急，他母亲更急，儿子已经快三十的人了，连老婆都没讨，何谈立业呢？当周晓晴向母亲要钱，说要办公司用虚开发票办法挣钱时，其母且喜且忧。喜的是，这也是一条发财路，别人干得，咱们为何干不得？忧的是，她知道这是犯罪，是犯大罪。她没有马上答复儿子，而是先到机关里打听。后来知道这都是政府暗里支持的事，她心一横，就答应了儿子的要求。为了把事情做好，她决定亲自出马，与儿子在大风大浪里一起搏击。她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帮助儿子把公司升级成自营进出口公司。

　　母亲的责任是养育孩子，不仅是身体的，更是心灵的。应该教会孩子辨别真假美丑，善恶是非，引导孩子做一个有理想、有抱负和道德高尚的人，最起码也应该是一个遵纪守法、自食其力和无害于社会的人。但她却是个例外，为了孩子过上“美好生活”，她可以不择手段，拿孩子的命做赌注。这样的母亲，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据说，她之所以敢让儿子这样干，是请人算过命的。算命先生说，周晓晴将大富大贵，

但前提条件是敢于闯荡，如果躺在家里，不但不能富贵，而且还会重病缠身。于是，她就把周晓晴放出去了。

　　她信佛，被专案调查后，还发生了这么一档子事。纪检干部刘崇善说：“她被送到东山后，揭阳方面派几个女公安看守她。奇怪的是，她见了人就双手合十，像和尚那样给人作揖，嘴里还念念有词。因为公安怕她自杀，要求她把挂在脖子上的小玉佛交上去。她说，摘了玉佛她就会死去，死活不肯摘，公安就来找我。我到那儿后，她还是那个说法。我说，今天一定要把你的玉佛摘下来，这是纪律，我们要保证你的安全。如果摘了后你真的死了，我替你偿命，你可以拿纸条写下来。最后没办法，她只好摘了玉佛。”

　　她平时在机关是不是这样，我们未作调查。

　　她信了算命先生的话，为儿子办公司铺路。但当儿子的公司在流沙镇火起来，开始大把大把进钱的时候，她倒有些不安了。古人说，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只有小学文化的她不会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但她知道这个理儿。事儿太顺了往往会令人生疑，因为谁都知道天上不会掉下馅饼来。本来一个月也就挣一两千元，如今可好，钱都能用簸箕撮了，让人反而觉得有些不现实。她后来说：“人像电影中似的，飘飘然，着不了地。”她当时50多岁，因长得还算俏丽，每天都要拾掇拾掇，但这几天，她突然没了心思，觉得有点害怕了。自己倒没什么，年已半百，家也打理出来了，即使到牢里蹲几年也没什么。但孩子还小啊，至少还没有成家，如果有个好歹怎么办？这些天，她有些慌了。怎么办？与同事商量，他们说这种事也许能做，也许不能说；与男人商量，也没有什么结果。男人是个没主意的人，他是没有胆量支持家人做这种事的。她突然想起了女儿。何不听听她的主意呢？在他们家，女儿的地位最高，因为人家有文化，是大学生嘛。

　　“干不得！”正在大学学法律的女儿给母亲、兄长当头泼了一盆凉水，“潮汕骗税的很多，我也关注过这事……据我所知，虚开发票，数额大了，还要判死刑哩！”

　　“当真？”她眼睛瞪得大大的，“那……那就不能干了？”

　　“你们真糊涂，这种事能干吗？亏你还是干部哩。”

　　“那怎么别人都在干？”

　　“别人干你就让他干，关你什么事？”

　　“别人干就让他去干”，女儿的这句话倒给她一个提醒，能不能找一个人当“托儿”，自己在幕后操纵分钱哩？

　　她决定走中间路线，自己不完全退出，而既可分钱又可规避法律风险。

　　这个“托儿”就是黄文龙。然而黄文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托儿”，而是真正参与其中，并站在前台表演的人，是个台柱子。

　　这一天，周晓晴把黄文龙请到了家里。

　周晓晴与黄文龙是中学同学，也是最要好的朋友。两人都曾参加高考，结果都名落孙山。两人还有相同的志向，那就是先立业后成家。两人毕业后都闯荡了多年，虽然也都挣到了一些钱，但都没有发财。

　　虽然黄文龙有半年没去他家了，但这次去却发现他家变化大了。客厅铺的是锃亮的地砖，大沙发豪华而气派，背投占了半个墙壁。正羡慕间，房间里翩然走出一位个子高高的女孩。周晓晴向黄文龙介绍，这是他的女朋友，姓韩。过去，周晓晴与黄文龙经常在一起谈起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女人，没想到，他还真找到了一位中意的女人。

　　令黄文龙不解的是，过去与自己也是一样的穷光蛋，今天怎么突然这么富了？而且骗到了这么个大美妞。

　　周晓晴母亲也走过来，在黄文龙的斜对面坐下，关切地说：“晓晴啊，你得帮帮小黄，你们俩是同学，不能光顾自己。”

　　周晓晴说：“我是想帮他找，但人家长得那么好，我身边实在没有合适的人啊。小韩，你们公司有合适的吗，帮人家看看。”

　　“一定的。”小韩莞尔而笑，黄文龙觉得她的笑很迷人。小韩接着说，“不知你是什么条件？”

　　“我……我先不找呢……”

　　小韩问：“为什么？”

　　“我现在条件不好。”

　　蔡说：“你的条件多好啊……钱可以慢慢挣嘛。”

　　黄文龙现在心里不好受，除看到别人的女朋友心里酸酸的外，就是为自己挣不到大钱而焦急。黄文龙心想，有了钱，一切都会有的；没有钱，一切都是空谈。

　　周晓晴已经看出了他的心思，知道他目前最紧要的是能挣到钱，以改变自己的地位，就说：“文龙啊，你别急，我过去比你还急，但急一点用也没有。后来我不急了，一切都有了。”

　　黄文龙知道他说的一切都有了是指两件事，一个是钱，一个是女人，就想问他最近靠什么发了财。但看屋里人多，又觉得不便问，就相互间说了些闲话。

　　周晓晴就是要达到这样的效果，让他着急，他越急就越能办成事。这是周晓晴希望的。

　　黄文龙带着对周晓晴如何发财的谜团回去了。他原想过几天再找个机会问问周晓晴，他到底靠什么发了财，能不能拉老同学一把，但又觉得不妥，人家要是有心，就主动告诉你了。

　　一晃已有月余，黄文龙努力想把那天的事忘掉，但小韩的笑靥，总浮现在眼前……

　　如果说个人条件，黄文龙比周晓晴强。黄文龙是1.82米的大高个子，长得一表人才，而且学习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篮球打得又好，闻名校园。高中毕业时，汕头大学到黄文龙所读学校挑打篮球的，可惜黄文龙已经帮人搬货去了，失去了因此改变命运的机会。因为是苦出身，所以黄文龙还不怕吃苦，但他不甘心靠苦力挣钱。于是，与陈楚荣一样，他走南闯北，一直在寻找发展的机会。但机会是碰到的，不是找到的。如今，周晓晴找到了挣钱的机会，他会不会帮自己一把呢？

　　电话来了，周晓晴约他去打球。上学的时候，两人是球友；毕业后，也经常在一起打球。只是以后各奔东西，一起打球的机会很少了。周晓晴这时约他打球，黄文龙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球是在学校打的。打完球已经快中午了，周晓晴说到他母亲单位吃饭，就把黄文龙拉上了。他们来到普宁市外经委。上了楼，黄文龙见到一个门上挂着“贸易部”的牌子，进去之后，见到里面有两张桌子，一张桌子空着，一张桌子前坐着周晓晴的母亲。她笑盈盈地迎接黄文龙，给黄文龙沏了上好的茶。不一会，她要带他们到下面的馆子里去吃午饭，黄文龙不去，说我们就是到这里来吃工作餐的。她为他们俩打来了饭。三个人一边吃一边聊。大家先是扯了一些闲话，后来说到周晓晴开了一家公司。她就说：“小黄是你最好的同学，你就拉着他一起干吧。”

　　周晓晴说：“那要看人家愿不愿意啦。”

　　“我现在穷途末路，还有什么愿干不愿干的？”黄文龙放下手中的筷子，半带责怪的口气，“苟富贵毋相忘，我记得毕业时你是说过这句话的。”

　　周晓晴不服地说：“你心高嘛，我干的事不知你看得上看不上呢。”

　　黄文龙有些认真起来，说：“你现在在干什么呢？”

　　“刚开始时是开发票，”周晓晴说，“后来嘛，我们就做起了出口生意，因为我妈这块很熟。”

　　“出口生意？”黄文龙眼神里显出惊讶，“这玩艺儿怎么搞？我可不懂。”

　　“没关系。”周晓晴说，“这出口生意听起来挺玄的，但真正做起来也没什么。”

　　黄文龙一脸的疑问：“那怎么挣钱呢？”

　　“挣的是出口退税的钱。”

　“什么叫出口退税？反正我一点也听不懂。”

　　“听不懂没关系，”周晓晴说，“做起来就懂了……说得简单一些，就是自己拿钱垫进去，等到退税就有的赚了。”

　　周晓晴母亲插话说：“小黄，做这生意是有风险的……你可得有思想准备。”

　　“风险我倒不怕，”黄文龙回答得很干脆，“做生意哪有不冒风险的。”

　　她显得非常认真：“这不是一般的风险，以后让晓晴慢慢跟你说。”

　　这天之后，他们又进行了一系列实质性接触。谈好周晓晴与黄文龙风险共担，利益共享。两人各出资50%，利润也平均分配。周晓晴的母亲为公司出口协调关系，但不取酬。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黄文龙挑头出任，因为这样有利于她在外围活动。要是为自己儿子办事，就不好说话了。

　　被捕后，黄文龙方意识到事态严重，知道是周晓晴母子设了圈套，让他当了炮灰——

　　讯问笔录

　　时间：2001年5月10日

　　地点：揭阳市第二看守所

　　犯罪嫌疑人：黄文龙

　　……

　　问：周晓晴和他母亲如何拉你参股经营“大兴实业公司”的？

　　答：在1998年，有一次我到周晓晴的“大兴实业公司”闲谈时，周晓晴告诉我：“现在虚开税票和出口退税的生意有钱赚，你有没有兴趣，我俩合股一起干，开票和做退税的本钱我和你各出一半，利润各分一半。”我当时告诉周晓晴，做开票和退税的生意我不熟悉，要考虑一下，后来周晓晴又向我说起几次，周的母亲也鼓励我与周晓晴一起合作。最后，我答应了，并与周晓晴谈妥各出资150万元。

　　问：自大兴公司获得进出口权后，共以这种手段骗取多少国家退税款？

　　答：大兴公司共以这种假出口、虚开的手段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2100多万元。

　　问：你和周晓晴从中非法获利多少钱？

　　答：我和周晓晴从中获利400多万元，扣除公司费用及请客送礼、行贿用去约180万元，实际获利约280万元。这280万元，我和周晓晴又重新投资购买报关单，用在购买黑市外汇（和）虚开增值税发票上。这些资料已经齐备，准备向国税局退税，而且这280万元的利润，也包括公司的下属企业开票的获利。利润我和周晓晴都没有拿到。

　　问：你和周晓晴在大兴公司是如何分工的？

　　答：大兴公司的日常工作，人员安排主要是我负责，有时周晓晴也参与公司的管理，公司的资金由我和周晓晴各负责一半，利润各分一半。

　　这时的黄文龙后悔了，后悔当了炮灰，但他过去并不这样想。黄文龙把骗税当做自己的事业或者产业。在获得400多万元纯利后，黄文龙与周晓晴一分不花，全部投入到“再生产”，真想轰轰烈烈地干一番。

　　黄文龙是个胆大的人，不像周晓晴那样小心谨慎。黄文龙认为，人生就是赌博，你下多大赌注就有多大收益。如果你不敢冒险，那你就到街上开一家面馆算了。当法定代表人风险

确实要大一点，但为这事推来推去，就做不成事了。再说，人家的摊子已经起来了，就等着点钱了，你总得投入吧？不投入风险，你投入啥？

　　黄文龙想明白了，就将“普宁市大兴实业公司”进行了变更登记，黄文龙成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一干起来，黄文龙就知道如何做“出口生意”了。刚开始觉得繁琐一些，渐渐就熟练起来：首先向外汇管理局申领“出口核销单”，接着“组织货源”，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就到海关领取“出口货物报关单”。为了证明你真的有货发出去，还得有人从境外往你的账户上打外汇。当然，这个外汇是要你提前汇出去的。收了外汇后，就可以从外汇管理局拿到“出口收汇核销单”了。至于“专用税票”，只要拿钱到税务局预缴税款就行了。

　　等把申请出口退税所需的“两票两单”—— “增值税专用发票”、“专用税票”、“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收汇核销单”—— 一应俱全了，接下来，就可以拿着这些单子到普宁市国税局申报出口退税了。

　　因为这一切都是市场化运作，本来非常困难的事，在这里变得并不困难了。就像眼下你要办一个假证、刻一个假公章一样，只要打一个电话就行了，除了出钱，你一切都不用管了。当然，潮汕的骗税分子不会把联系电话写在马路边上的大墙上，但入了圈后，要找这些人不是什么难事。这里有人给你提供“一条龙”服务。

　　在潮汕，一些生意人不问白道黑道，不问过程，只问结果。您买了车，盖了楼，你就是爷，至于钱是怎么来的，无人过问；您老老实实，安分守己，或者两袖清风，一身正气，但如果身上没有钱，照样会被人笑话。俗话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里却不问道。于是，更多的人把目光瞄准在如何聚财上，至于用什么方法聚，则鲜有人问。于是，那些在其他地区认为违法而不能干的事，或者至少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干的事，在这里可以放心大胆地干，缺什么可由市场解决。

　　在黄文龙穿行的市场中，最核心的“中间人”有两位。一位是报关行的许樵工。因此人长得一头鬈发，跟他来往的人都叫他“鬈毛”。黄文龙与鬈毛商定，大兴公司的出口货物，由他办理相关的海关报关手续。黄文龙付给他佣金，鬈毛则保证报关单没有问题。双方谈好的佣金为“出口”1美元货物付0.16元人民币。如果鬈毛拿来的报关单是1万美元，黄文龙就要支付鬈毛1600元人民币。

　　另一位人物是与黄文龙同村的陈钦忠。陈钦忠因为个子矮，大家背后叫他“陈矮子”。陈矮子已经移居香港，他的角色是负责外汇方面的事情。陈矮子以香港公司的名义，向黄文龙提供盖好章的空白购销合同，然后再从香港向大兴公司汇来“购货”的外汇，以此造成大兴公司有货物出口的假象。而黄文龙则在得到出口核销单的同时，把买外汇的钱和佣金提前汇入陈矮子指定的账户。这里的佣金，就是黑市美元与人民币的价差，如果汇入时黑市美元是1美元兑换9元人民币，而正常的美元牌价是1美元兑换8.30元人民币，那么陈矮子汇入美元时，黄文龙就得付给陈矮子0.70元人民币。

　　黄文龙后来在接受工作组调查时说：“以我公司出口1美元货物计算，大约可以从税务局领取到1.35元人民币的退税款。但这些钱我不能独吞，需付给负责出口报关的鬈毛人民币0.16元，付给陈矮子调美金手续费人民币0.70元；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每出口1美元货物需付人民币0.37元。以上3项共须付费用1.23元。扣除这3项费用，每出口1美元，我公司可获人民币0.12元的利润，不到总利润的10 %。”

　　不管黄文龙说的是不是实话，但围绕着骗税的“大生意”，确实先后有工商、税务、海关、外经贸、外汇管理、银行等部门的人一起参与。这样，国家税款就成了一块唐僧肉，你来切一刀，他来割一块，只要自己能得到好处，哪管国家受多大的损失。

　　一条龙作业和网络化服务，为黄文龙骗税走上“快车道”创造了条件。黄文龙及其同伙们可以不费什么力气，就把各个复杂的程序走完，把各个过节打通。为了多办企业，多领票，多骗税，他们从附近的老人、残疾人，或者村里的农民手里弄来身份证，登记注册多个公司。商贸企业向税务部门领购增值税发票后，虚开销项给供货企业，用于自己抵扣的进项则用假发票来抵充。这就是当地普遍存在的“洗票”现象。通过“洗票”，商贸企业假的进项票，出去后变成了真票。下一步，就是供货企业再虚开给出口企业，最终由出口企业申报办理退税。这样，黄文龙们就走完了骗税的全部程序，把国家税款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入道不几天，黄文龙的腰包就鼓起来了，身上行头换了，摩托车也不骑了，房子也看好了。但是最令他企盼的还是讨一个好老婆，就像周晓晴那样，不仅自己悦目赏心，而且出门也能给自己撑门面。 　　“咚咚咚……”门被轻轻敲响。当黄文龙拉开门迎上去后，他怔住了，站在门口的竟是小韩。他朝她的身后看看，没有别人，顿时明白了。他的心狂跳起来……一切来得太突然了，他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进……进来吧……”他这才发现，自己在门口已经挡了人家半天了，“坐下，坐下，我给你倒水……”他有些手忙脚乱，倒是小韩要比他镇定得多：“不用倒水了，我是路过这儿，顺便上来看你一下，你有两星期没上晓晴家去了？”这时，黄文龙才渐渐平静下来：“是的，我最近一直在为公司奔忙。”

　　黄文龙这时才有心思细细打量她，小韩秀发飘飘，卷曲的发梢如幔般搭在柔滑的肩膀上，那双眼睛水汪汪的，很动人。外貌虽不是无可挑剔，但也算出类拔萃了。

　　说一些闲话后，双方就不再拘束。

　　黄文龙给她讲闯荡世界的故事，都是些趣事、逗事；而小韩也讲她公司里的事，说她喜欢有魄力的男人，喜欢心眼宽的女人。

　　聊着聊着，就到了午夜。这一天，黄文龙觉得很甜蜜。

　　只隔了两天，小韩又来了。黄文龙感觉到她是个敢爱敢恨的女人，是一个活泼大方、充满激情的女人。这一天，黄文龙说话也就更随便了。他又给她讲闯荡世界的故事，不过扯得比前天远了一些。他说他走过私，十四五岁的时候，就跟着大人到汕头走私，不止一次被缉私警抓去，但很快就被放了；还上深圳倒过服装，在批发市场一不小心被人偷了钱，连回来的路费都没了，不得已，只得又去偷别人的包，找回了损失；还做过好事，他们村的一户人家仗着兄弟多，动不动欺侮人，一天还打了一位做生意的外乡人，他看不下去，当晚用老鼠药将他们家的两头猪全毒死了……

　　“那还是好事哩？”小韩笑得掉出了眼泪，“现在不干这些事了吧？”“现在不干了，年纪大了嘛。”“年纪大了？你不就28岁嘛。”“你怎么知道？”“你是晓晴的同学嘛。”“噢，我糊涂了。”黄文龙说，他现在是一门心思做生意，等赚够了钱，干脆移民海外，舒舒服服过日子。黄文龙怕她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干什么，就问她：“你知道我在做什么生意吗？”“知道，不就是做出口生意嘛。”“你说对了一半，主要是为了退税。”“我知道，就是从税务局领钱。”黄文龙不知道她到底知道多少，但又不好细问，就打住了话头。

　　小韩回家后，黄文龙才想起怎么向周晓晴交代呢？人家把你领进了生意场，你却抢走了人家的心上人。

　　事情比预料的要好得多。周晓晴表现出少有的大度，从容地接受了这个现实，不见有埋怨的话。也许不是黄文龙从周晓晴那里夺走了女人，而是小韩主动找的黄文龙，因而周晓晴没有理由怨恨他；也许是为了与他能有不寻常的合作，不能因为女人而坏了轰轰烈烈的“事业”。

　　黄文龙在生意场和情场之间奔走。

　　他的“两票两单”都要花钱买，但买增值税发票他觉得不值。他觉得搞增值税发票并不难，只要自己再有一些实体，然后打通税务局的关系就行了。于是，黄文龙又成立了8家公司，专门给自己的大兴公司开票。这些企业当然都是虚假的，场地、设备、人员都是没有的。虚假公司怎么可以注册呢？在这里，几百万、几千万的税都轻而易举地可以骗出来，注册些空壳公司几乎是小菜一碟。

　　要开发票就得自己去打通税务局。擒贼擒王，搞关系得先把那些头头脑脑搞定。黄文龙知道，在检察院上班的好朋友周松青认识市国税局局长赖春安。

　　60万元大礼包

　　周松青把黄文龙视作大恩人，因为，是黄文龙把他拉上了发财路。

　　周松青长黄文龙3岁，他早就做起了买卖。最成功的买卖，就是这几年开的洗浴中心。所谓洗浴，就是为人提供娱乐休息，当然搓澡、淋浴、按摩一应俱全。生意好不好，自然要看你的“服务”搞得怎么样。周松青脑子活，人精明，又善结交各路朋友，其洗浴中心自然打理得不错。

　　一晃几年，钱是挣到了点，但比起一些兄弟们来，只是小巫见大巫。那些暴富的人中，光是同班同学就有七八个。挣钱的手段，无不是开公司做买卖。周松青纳闷，那些上学时功课远不如自己的人，竟相继做起了进出口生意。后来他渐渐知道，这些人的生意都是假的，发的都是国家的财。

　　一天，周松青请黄文龙吃饭。席间，周松青问黄文龙这“出口生意”怎么做？黄文龙说了半天，周松青还是不明白。周松青以为黄文龙不肯白帮忙，也没再细问。

　　但周松青并没有死心，他想先在黄文龙身上下点本儿。从此，凡是洗浴中心有了“好货”，周松青就一个电话把黄文龙招来，把黄文龙侍候得服服帖帖。

　　一天，黄文龙突然主动找上门来。周松青以为黄文龙又想到这里松松筋骨，没想到黄文龙却一本正经地，把他拉到了酒桌上。

　　周松青知道黄文龙找他有事，但弄不清找他究竟有什么事。

　　黄文龙先开了口：“你不是想跟我发财吗？”

　　周松青心中暗喜。急忙说：“怎么，想帮我？”

　　“我一直想拉着你干，但如果跟着我干吧，觉得亏待了你。如果你自己挑的话，又不懂业务。” 　　周松青瞪起了眼：“那怎么办？”

　　“我派个会计上你那儿指导指导。”

　　“那太好了！”周松青喜出望外，“那我马上把洗浴中心关了。”

　　“关不得。”黄文龙点燃手中的烟，“只是可以缩小一些规模，做得精一些。”

　　周松青一脸的疑惑：“那是为什么？”

　　“我为什么今日才拉你入伙呢？”黄文龙吐出一串长长的烟圈，慢条斯理地说，“你看我在你那儿泡妞，实际上我一直在想一件事，咱能不能把这个洗浴中心利用起来。现在我想清楚了，这个洗浴中心有很大的价值。”

　　“噢，你别说，我心里有数了。”聪明的周松青一击掌，“你听我说，你是想用这个洗浴中心作为……”

　　周松青不知道下面的词该怎么说，黄文龙抢过话头说：“对，拿洗浴中心作为一个场所，然后再把‘好货’送给有用的官员，就不怕咱们在普宁地界踢不开拳脚……”

　　周松青突然收敛了笑容，摇着头说：“现在娱乐场所到处都是，人家会拿这个当回事吗？”

　　“这你就不懂了。”黄文龙解释说，“老百姓无所顾忌，而官员却不同了，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安全问题。”

　　周松青似乎有些明白了，说：“你是让我的洗浴中心变得更加安全？”

　　“对！”黄文龙拍了下桌子。

　　周松青明白了，他与黄文龙狠狠地碰了一杯，然后说：“你放心，一切我来办，你什么时候‘有事’就言语。”

　　于是，周松青开始为两件事忙，一是把洗浴中心继续“办好”，一是办公司。好在黄文龙给他派来一个临时会计，进行业务辅导。这位姓陈的会计告诉他，光“开发票”比较简单，只跟税务局打交道，把发票领出来，然后给企业开就行了。如果搞“出口退税”就比较复杂，除打通税务局外，还得打通海关、外汇、外经贸等环节，即使找“中介”代理，那你自己也得懂。于是，周松青选择了虚开。虚开的发票，一部分被别人拿去骗取出口退税，另一部分被企业用做进项抵扣，以偷逃税款。

　　等企业的工商注册、税务登记等证照办齐后，周松青才知道“开票”原来很简单：只要在税务局申请“一般纳税人”资格，然后从税务局领出增值税发票，就可做虚假销售，将发票开给需要的企业，那些企业拿着发票可以进行进项抵扣，然后你就可以提取手续费了。手续费的高低取决于开票量，还要看是熟客还是生客。一般提取票面的4 %，老客户要低一些，有的低到1 %以下。但因为一开就是几十万元、几百万元，成千上万元的收入，在涂抹之中就到手了。

　　周松青高兴到了极点。

　　他想，人的命，天注定。倒霉的时候，喝凉水都塞牙；走运的时候，想挡都挡不住。

　　因为无心打理以及对业务进行重新定位，他的洗浴中心的生意渐渐淡了。不见了大堂里花枝招展的小姐，客人自然少了。周松青干脆把门口的招牌换了，把打眼的“按摩”等字眼及低俗的画面去掉，只留素素净净的“洗浴中心”4个字。

　　黄文龙经常带着“客人”光顾。周松青知道，这些都是有用的人。

　　洗浴中心的利润越来越小，但有公司撑着，周松青倒也不急。他心想，只要把房租弄回来就得了，就是赔一点，也没什么。

　一天，一位大腹便便的中年人进了洗浴中心。周松青眼睛一亮，这不是检察院的周广森院长吗？这是贵客啊！普宁属县级市，地方小，市里的一些头头，三天两头上电视，周松青几乎都认得。

　　“周院长啊，你的到来令我店蓬荜生辉！”周松青也会诌两句文词。

　　“我家离这儿近，就过来看看。”

　　周松青不敢怠慢，跑前跑后，端茶递水，亲自为周院长服务，而且找来最漂亮的小姐为周院长按摩。尽管被安排在单间，但周院长坚持开着门，不接受“特殊服务”。周松青想，人家是头面人物，怎么能跟普通老百姓一样，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呢？

　　周松青是聪明人，周院长来的次数多了，他就想，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资源吗？尽管不是工商局、税务局的，对自己做生意没什么直接关系，但如果能进检察院，当个干部，既有钱又有权，不是更好吗？

　　周松青殷勤地为他服务着，周广森也三天两头地光顾。

　　来来往往，周松青与周广森已经不是一般的关系了。周松青提出能否进检察院？周广森见周松青头脑灵活，又会做生意，就把他弄进了市检察院，让他承包检察院下属的一家公司。周广森说，检察院目前没有编制，进来后只能算临时工，等有了编制再给你转正。

　　进了检察院后，周松青发现让他承包的公司这些年一直亏损，濒临倒闭，如果不是请他，估计其他人都做不好。

　　周松青经营公司的制胜法宝没有别的，就是虚开发票，掏国家的钱。把周松青招进来时，周广森是否知道他在虚开发票，在案卷中没有反映。

　　有了检察院的金字招牌，“生意”比过去好做多了。一般企业到税务局领发票相对困难一些，尤其是数量上要限制；而检察院的企业，无疑更规矩一些，票不会胡乱开，且更讲究一些章法，也就是说，更不易被受票方的税务局查出来。因考虑到自己的“身份”，周松青很讲究开票的“质量”。他请的12个会计，都是有证的，不像有的公司，在街上胡乱招几个人，会记点账就行。刚上岗的会计，到周松青的公司开票都要有老会计带。为了提高工作质量，也是为了过税务局的那道关，他对要票方的属地进行了规定，不能光开给本地。为了把假做成比真的还真，他刻了一大麻袋的章，水泥厂的，造纸厂的，化工厂的，要什么有什么，到底有多少章，周松青也说不清楚。后来，工作组查封了他的公司，好家伙，一共查出528枚章！ 　　周松青的公司一开始设在市检察院院内，17家公司都在一起办公，因为进进出出的人太多，也怕要票的见了衙门多少会有些顾虑，周广森就对周松青说，你这种开票的事在这种地方干，我怎么看怎么别扭，你就再找个地方吧……反正公司依然是检察院的，地方在哪儿都一样。周松青二话没说，在城西找了个铺面房，在那儿风风火火地又干了起来。那是2000年4月，离“807”工作组开过来只有4个月的时间。

　　巧得很，周松青公司往东是银行，往西不远处是黄文龙的大兴公司。周松青爽快得很，你黄文龙要多少票就给开多少票，而手续费也是最低的。

　　不久，周松青的腰包鼓了，在检察院的地位也随之提高。

　　出色的“工作业绩”使周松青成了周广森身边的人。再加上周松青是个“知恩图报”的人。这个图报，主要是不断地上供。用周广森常说的话就是“你们干公司的，弄钱总要方便点嘛，我就不客气了……”为了让周广森满意，周松青就小节一小送，大节一大送。当然，除了过节，周松青平时也少不了应酬。

　　一次，周广森在办公室与周松青闲聊，不经意间说出上面某某领导的夫人曾与他谈起家里要装修但钱没有着落的事。几天后，周广森要他陪着去见那位领导的夫人。周松青心里明白，那一定是要他出钱赞助这位领导的夫人，他是万万推辞不得的。于是，周松青二话没说，带上钱，就与周广森一起去见那位领导的夫人。到了宾馆后，周松青没有上楼，而是将一个装有8万元钱的纸包递给了周广森，自己知趣地坐在车里等着。

　　如同找到了摇钱树，周松青的钱是不愁了。吃的有了，喝的有了，住的有了，玩的也有了，但他依然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为什么？他觉得自己虽然在检察院上班，但只是在人家的公司里干，还算不上什么正经的干部，更没有权力。他倒不是那么看重权，而是为了脸面。他认为，自己没有考上大学，但如果能在检察院谋个一官半职，也算找回点面子了。再说，这“发票生意”虽然能发财，但能做到几时，有谁能说得准呢？不如提前找出路，当个干部，踏踏实实过日子，享受享受生活。于是，在得到了一张大专文凭之后，就向周广森发起了第二轮攻势。

　　这个攻势还是送钱。

　　不久，周松青给周广森一个特大的礼包，礼包里装着60万元港币。周松青将这个秘密一直坚持到得悉自己将被判处死刑时才说出来，这成了他的救命稻草。

　　周松青的发财梦没有做多少时间，最火的时候不过一年多。“我实际上没有挣到多少钱，因为要打点的地方太多……如果中央不来人，再过一两年，估计还能多搞点。”周松青胃口也够大的，到案发时，他已经虚开增值税发票价税合计3.8亿元，在“807”税案中也算数得上的人物了。

　　周松青自知罪孽深重。“807”工作组进驻潮汕的第二天，他就匆忙逃窜。走的时候，只有几个核心人物知道，包括好朋友黄文龙。

　　“我留下很多遗憾”

　　周松青最羡慕的是黄文龙有艳福，轻而易举，更准确地说是一点力气也没费就骗到了一个漂亮姑娘。黄文龙说：“还没娶过来呢，这种事说不定。”周松青问：“什么时候请我吃喜酒？”“快了，现在正在看房呢，我想买好点的，但流沙没好房，没我看上的。”“这女人还真有眼光，你比周晓晴强多了，他长得小气巴拉的，不过家庭背景好一些，是城市户口。”“她性格很活，有一种别的女人没有的朝气，整天活蹦乱跳的。”“男人都喜欢活泛的女人，你真有福气。注意，别让她跑了。”“我也这样想。我的计划就是先立业，再成家。现在业已经立了，下一步就是成家。”“你做发票的事她知道吗？”“知道一点吧。”“她不反对？”“她不知道我搞得那么凶，我跟她说是打点擦边球，违点法，但大家都那么干。中秋节前，我还往税务局、海关送红包，她还跟着去了呢。我说这是我女朋友，人家就不介意了。不过，钱给得都不多，都是两三千，最多的也就五千一万的。”“钱给多了，你可不能带人去，人家会拒收的。”“这我知道。她一跟我去，就觉得我的事不是偷偷摸摸的，至少是人家默许的。她也就不反对了。”“在女人面前，你还真有心眼儿。不像我，随便划拉个就行了。”“对了，赖春安我还不熟，你什么时候带我去一趟？”“那好说，赖局长那儿我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

　　周松青把黄文龙带到赖春安的办公室。

　周松青推开赖春安办公室的门，见一个人正在向赖春安告辞。赖春安说，这是里湖税务分局的秦河局长，来向他汇报税收工作。

　　周松青忙把黄文龙介绍给赖春安。赖春安对黄文龙的名字不熟悉，但说起大兴公司时，他有了印象，说：“原来是你啊，你这个公司做得很大嘛，前两天流沙的黄（ 小士 ）镇长还跟我说起过大兴公司，说做得很好，黄小士说要多给你点创税补贴，我说不是有规定比例嘛，破了规矩就不好办。”

　　上面所说的创税补贴，是流沙镇给“出口供货企业”镇级财政的补贴。你为镇里做出了“贡献”，镇里会惦记着你，用钱刺激你，让你把“生意”做得再大一点。

　　周松青说：“流沙真不错，对企业支持真大，这黄小士真是一个能干的人。”

　　“税收返还不算什么，”赖春安说，“好多地方都有，你吸引企业得有实招，税收上缴的部分，基层征收单位动不得，但地方政府的那份分一点给企业总可以吧……流沙对企业最大的帮助不是税收返还，而是对出口企业给予贷款，用于预缴税款。”

　　周松青在一边说：“这样，出口企业就一身轻松了，不用再满世界找钱，企业的风险小多了。”

　　黄文龙一边频频点头，一边赶紧掏出事先准备好的一个信封。

　　因为是初次见面，黄文龙的信封里只装了1万元钱，只是礼节性的。黄文龙对赖春安说：“给您带来点茶水钱，没多少，让您见笑了。”

　　初次见面，黄文龙对赖春安的评价是，人挺爽快的，有什么说什么，不藏藏掖掖的，没什么官架子。

　　赖春安收下礼，然后笑嘻嘻地问黄文龙：“你的企业不是在城西吗？有没有到其他地方发展？”

　　黄文龙说：“没有，全在流沙。”

　　赖春安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然后说：“太集中了不好，像小周，他的企业哪儿都有，流沙、里湖、大坪……”

　　周松青说：“还有洪阳。”

　　赖春安给黄文龙支招说：“你也可以多几个地儿嘛……里湖就不错，你想去吗？”

　　黄文龙使劲儿点头。

　　赖春安拿起电话，给里湖分局的秦河局长拨了过去：“是秦河吗？我姓赖……我给你介绍一个老板啊，姓黄……你跟张书记打个招呼，让他们关照一下……”

　　黄文龙起身说：“太让您费心了，真不好意思。”

　　第二天一早，黄文龙准备去里湖。已经出门了，方想起这一天是星期六。这些天忙忙碌碌的，日子都过糊涂了。

　　黄文龙调转车头，去找小韩。他一直想带她去汕头看看戒指。

　　车上了324国道，过潮阳，经海湾大桥，约两个多小时的路程就到了汕头市区。在开往珠宝店的途中，在龙湖区路过一家装修很好的时装店。他们进去转了一圈，一件衣服也没看上，最后只买了一条白丝巾。小韩说，她有一套黑裙子，戴上这白丝巾一定很好看，就买了下来。

　　出了时装店，车向南行，经过金园区，不一会就到了名叫星光的珠宝店。在店里，小韩看上了一款白金钻戒，6666元。黄文龙觉得档次太低，为她挑选了一枚镶嵌绿宝石的铂金戒指，价格贵了一点，是10万元。他对她说，只有这样的戒指，才配戴在她的手上。小韩觉得太贵了，但黄文龙执意要买，就砍了个6折，花6万元买下了。

　　星期一，黄文龙去里湖镇，先是见了分局长秦河。因为赖春安打了招呼，秦河很客气。他把里湖的情况作了介绍后，就带着黄文龙去见镇里的书记张浚德。

　　一进门，张浚德就迎上来说：“秦局长，我们正要找你哩，就是为了开票的事。”

　　秦河说：“这种事就你们自己定吧，我是全力支持你们的。”

　　张浚德说：“具体问题咱们还得集体商量，这不是小事。”

　　秦河说：“那你召集一下吧。”

　　他们所说的开票之事，就是镇里成立的“开票业务组”，由镇“企业办”具体操办，负责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这时，秦河才向张浚德介绍起黄文龙来。张浚德说，到我们这里办企业，我们当然欢迎，再说，你是秦局长介绍的人。秦河说，不是我介绍的，是赖局长介绍的。黄文龙就问起了具体情况：“办企业创税，政府有没有补贴？”

　　“创税补贴没有问题。”张浚德说，“即使不是局长介绍的，我们也要考虑。”

　　“资金能解决吗？”黄文龙问。

　“资金嘛，”张浚德迟疑了一下说，“资金现在还有些困难。”

　　“那场地挂靠呢？”黄文龙问。

　　“场地挂靠没问题。”张浚德说得很坚决。

　　他们所说的挂靠，就是指上面来检查时，如果检查到虚假的供货企业，镇里就帮助联系一家正规企业，然后把虚假企业的牌子挂到正规企业，用来蒙混过关。这样，镇干部为了局部小利益，竟与犯罪分子沆瀣一气，把法律和国家利益抛到了一边。

　　张浚德后来在他的交代材料中说：

　　我记得，在我1999年刚上任当里湖镇书记时，李汉武镇长到我办公室汇报税收的主要来源情况时，跟我谈到镇的税收一部分是靠“企业办”利用几家出口供货企业的名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来创收，同时谈到1999年税收任务重，问我该如何处理？我说涉及税收问题，我们找国税局秦河局长商量一下。正说着，秦河带黄文龙到我办公室找我。我立即叫来副镇长、“企业办”主任等5人，一起商量如何完成税收任务的事。我又提出原“企业办”利用出口供货企业的名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做法，是否今年开始不再搞，改由各家供货企业自己搞。秦河说：“各家企业原本都没有开过票，没有开票这方面的专业人员，又不熟悉业务，怕到时完不成税收任务。”最后大家一致同意，继续由镇“企业办”办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来创收的事。

　　为了使“开票”达到一定规模，里湖镇成立了“开票业务组”。这个“开票业务组”实际领导者就是里湖镇人民政府的一干人等：镇党委书记张浚德亲自挂帅，国税局里湖分局局长秦河担任业务指导，黄副镇长主管业务组的工作，由该镇“企业办”退休干部老李负责业务组的日常事务。这样，以“企业办”名义出面的镇政府一班人直接干起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勾当。这里已经分不清青红皂白、是非善恶了。 　　在这样的环境中，骗税分子自然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照。张浚德对黄文龙到里湖办厂以及政府对黄文龙支持的事记忆犹新：

　　秦河带黄文龙到我办公室找我和李镇长，当时黄副镇长也在场，黄文龙提出办企业需要镇政府扶持资金、补贴及协助找厂房挂牌的问题。当时黄文龙要办的是电器厂，我表示开票补贴得跟其他镇一样，资金就没有办法帮助。李镇长也表示场地挂牌的事政府可以帮助解决

协调。以后黄文龙就在里湖镇办了虚假企业，专门从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到1999年底，黄文龙共创税收300多万元。镇上按普宁市政府办公室有关协调加强国税税收的会议纪要的精神和里湖镇的实际情况，我和李镇长在镇联席会议上通知，决定给予黄文龙创税额12%的奖励，奖励黄文龙30多万元……

　　为了把“生意”做大做强，黄文龙的企业遍地开花。不久，黄文龙又到本市的梅塘镇“发展”。梅塘的官员们也开通得很，什么创税返还、场地挂靠等一一答应。他们要用最优质的“服务”吸引各路“客商”，把当地的蛋糕做大，至于是不是挖国家墙脚，或者干脆自己直接去挖国家墙脚，他们都能泰然处之。有人说，在这种地方工作得练就一种对什么都能泰然处之的心态，就是古人所说的“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的大将风度。

　　由于税务总局每年都到潮汕这个骗税重灾区检查，潮普等地对应付检查已经有了一套经验。1999年，当总局的几位稽查干部奔赴潮汕前，流沙、里湖、梅塘等镇都拨出专款，其中里湖镇拨款10万元，作为用于应付检查的开支，黄文龙在梅塘开的“亨伟纶织造有限公司”因“规模”较大，被重点保护。

　　梅塘镇田丰村一村民描述道：“在（ 检查 ）10天前左右，村干部带一名镇政府的干部（ 镇办公室主任 ）到我厂，他们二人说要借用我厂的办公室及办公室内的桌椅。因我们是外地人，又是村长出面，我儿子就同意将（ 自己的 ）厂办公场地借给他们。第二天，就有三个年轻的女人到我厂，将我们原来的厂牌拿下来，挂上一块有限公司的牌子，并带来了公司的营业执照及外商投资企业税务登记证，还有投资企业批准书等。”

　　当然，镇政府保护的不仅仅是黄文龙的几家企业，凡在当地经营的非法企业都得到镇政府的保护。保护他们就是保护自己的饭碗和乌纱帽。

　　在解决了场地挂靠、创税补贴等问题后，黄文龙考虑最多的是能够及时退税。那些年，中央对各地的退税实行了计划控制。这样，赖春安等税务局的领导不仅控管着增值税发票的发放权，还掌握着退税大权。

　　黄文龙心里清楚，赖春安对他还是很照顾的。但黄文龙也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自从通过周松青认识了赖春安后，他没少往赖春安那儿跑。一般都是到他的办公室，以顺便到税务局来看看的名义，悄悄地塞上一个信封。赖春安一般都会“笑纳”。

　　这一天，因为礼重一些，黄文龙来到了赖春安的家。他开车来到城西的南平里，让小韩在车上等他，自己拿着包上了三楼。他对小韩说，今天要送点钱，你还是不去的好。

　　黄文龙进门后，发现赖春安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他上身穿着一件白色背心，下身是一条黑色短裤。他用手指了指左边的沙发，示意黄文龙坐下。

　　赖春安正在看电视，黄文龙刚落座，就有一条消息说，广东省警方在普宁市一间民宅内查获一条德国产VCD光盘生产线。赖春安说：“你看，又上了电视，还是中央台的，把我们普宁的牌子都砸了。”

　　“是的，”黄文龙说，“我出去做生意，人家问我是哪儿的，我说是潮汕的，他们就用异样的眼光打量我，好像我是专门做坏事的。”

　　赖春安关了电视，然后说：“谁让咱们这边人急功近利哩……”

　　黄文龙点了一下头，说：“这年头，谁都奔钱去了，谁还顾得了那么多哩。”

　　黄文龙看赖春安没有接话，就趁机把背包打开，把一个装有10万元人民币的大纸包放在了茶几上，然后说：“赖局长，你在退税上帮了我不少忙，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赖春安笑着说：“我没关系，几个分局长你要处好关系，因为事情还要他们办。”

　　“这个我知道。”

　　黄文龙品了一口茶，然后站起来欣赏起墙上的字画来。墙的左面是一幅镶着镜框的山水画，右边是一帧条幅，上面是花鸟。电视上方是一横幅，上面有四个行草：紫气东来。

　　对于画，黄文龙一点不懂，字的好坏还是看得出一点的。他说：“这几个字写得真不错。”

　　“当然了，”赖春安说，“这是刘炳森写的。”

　　“您认识他？”